女性凝視下的「男之羈絆」：日本BL、K-pop花美男，與當代新男性形象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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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巴黎奧運中，台灣羽球男子雙人組李洋與王齊麟再次得到金牌，令全國觀眾情緒沸騰，相信也成為台灣運動史上令人驚嘆的一頁。有趣的是，在他們功成名就的東京奧運時，馬上就有網友將其封為「麟洋CP」，而這對男子運動員的態度也十分大方，不吝表現出對彼此的深切情誼與一次次征戰累積出的羈絆，今年踏上頒獎台前彼此握起的雙手，瞬間也令大家「腐魂爆發」。

在BL文化慢慢從次文化定位漸入大眾主流眼簾的當下，如果我們回溯其起源的國家日本，便可以發現這種文化現象的最初始，有非常多是來自於同人作家們對男性運動漫畫的改作與同性情愛幻想。這樣的「男之絆」（男の絆，可理解為男性情誼、Bromance）如今也隨著BL文化內涵的演進與跨國傳遞，在不同的媒體消費體系中，出現不同樣貌，甚至造就出了嶄新的男性形象與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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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的「學生男色」與「團隊男子」的遐想

對古代日本有了解的讀者應該都有初步理解，其傳統文化中，並沒有針對同性愛者的歧視。相反地，從古代貴族、武士到俗民文化蓬勃發展的江戶時代，都有同性相戀的歷史紀錄與風雅文化。到了明治初期，如同文豪森鷗外以自我經驗為藍本的《性生活與半日》（ヰタ・セクスアリス）中所記，在男子學校開始成立時，便有男學生將彼此視為戀愛對象的「學生男色」，一度被視為當時的風紀問題。

在這時代背景下，1909年《讀賣新聞》則是出現了一則報導，時任文部大臣的小松原英太郎，與多位名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巖谷小波、幸田露伴等人的文士招待會中，討論到了當時的學生男色議題。報導寫道，文部大臣說出了：「在佐賀縣非常流行。男學生們追著女生或少年的屁股後面跑，不論怎樣，男學生們的活力能被鼓舞都是好事。」這其實是巖谷小波的發言，卻被誤植為小松原的說法，在當時一度讓社會以為文部大臣擁護男色而引起極大爭議，也可預見，在當時漸漸將同性戀視為疾病的時代進程下，以異性戀為主的現代性典範也慢慢成形。

明治時代之後，以異性戀家庭為主的社會與婚姻制度成為主流，「女主內、男主外」迄今仍是日本社會常見的保守思想，但另一方面，隨著時代演進與開放，女性相較於傳統社會確實有了更多社會空間，也漸漸在創作與消費的領域展露頭角。從1970年代的少年愛漫畫開始，其次為YAOI（やおい）同人誌市場的發展，之後隨著1990年代市場擴大，開啟了「BL BOOM」（BLブーム）的流行風潮，成了日本視覺與創作文化的重要脈絡之一，直至當代也影響了東亞的動漫、影視與文學創作。

而在這時代現象中，日本女性對於「チーム男子」（或可理解為「團隊男子們」，チーム為team的和製英語）主題的熱愛，構成她們的創作與觀賞動能。這份遐想更可上至戰前學校運動會中，女學生們對男校學生從事團隊運動時，在觀眾席上的注視、應援與幻想。對於「男之絆」的喜愛，到了戰後甚至轉化成具有男男情色想像的凝視。

例如1990年代同人誌創作圈中，針對描寫男性情誼的運動漫畫《足球小將翼》與奇幻漫畫《聖鬥士星矢》的改作熱潮。2009年後亦有《黑子的籃球》、《排球少年》與《藍色監獄》等等。故事中原本為了爭取榮耀而共同努力的男子們，在同人誌作者的畫筆下成了彼此相愛的戀人。之後這「團隊男子」也不限於運動員，舉凡上班族，甚至樂團組合和偶像團體等等，也都是BL社群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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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團隊男子」到韓團花美男

東亞女性消費者對「團隊男子」的喜愛，也在偶像演藝文化中被發揚光大，傑尼斯事務所（現因創辦人性侵醜聞改組為星達拓）在1962年成立後，推廣男團偶像的成功經驗無需贅述，他們近年更直接與Netflix合作，以BL劇《被擦掉的初戀》讓旗下團體「浪花男子」的道枝駿佑和「Snow man」的目黑蓮共組CP演出。另一方面在韓國，席捲全球的K-pop韓團花美男，更讓許多粉絲歌迷們，一邊看著喜愛的男團成員不經意的親密互動，同時也會在心中默默玩起「湊CP」的遊戲與BL式的情愛遐想。

多數外國人對韓國社會的刻板印象，往往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家父長制嚴謹的社會。但我們卻在K-pop文化中，看到了迥異於陽剛氣質的花美男形象。而這樣的起源，被認為來自於1990年代，韓國從威權政治解放之後，大眾娛樂文化開始蓬勃發展，進而成為影響社會的重要指標，女性消費群體自然也成了各家娛樂公司爭取的重要市場。相較於過去保守氣氛中的男性陽剛氣質，溫柔、美顏的「花美男」成了韓國女性心目中的理想類型之一。

1991年出道的梁俊日（Yang Joon-il）在當時便以中長髮與清秀外型，配以美式曲風扭動身軀的舞台風格，令韓國社會眼睛一亮，1992年接力的「徐太志與孩子們」（서태지와 아이들）更是當時韓國「團隊男子」型偶像的濫觴。1995年由製作人李秀滿推出了少年偶像團體H.O.T.（High-Five of Teenagers），在韓國爆紅後也順勢蔓延至東亞，為現今席捲全球的K-POP熱潮打下基礎，延續數代韓團至今，在全球擁有極高知名度的BTS，也以花美男的外型為時人所知。這一連串的熱潮，甚至也連帶影響韓國男性時尚、理容甚至美妝市場，進而造就出新一代的男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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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幾乎是在韓流慢慢崛起的千禧年代，歐洲的男裝時尚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時尚設計師斯理曼（Hedi Slimane）於2000年開始，任職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與Dior Homme期間，創造出Skinny超窄版的嶄新男裝時尚設計，風靡一時。這位將大衛鮑伊（David Bowie）視為偶像的設計師，認為利用極度合身的衣裝輪廓展現纖細的體態線條，才是其心中理想的時尚。這樣的創作理念，一方面模糊了女裝與男裝的界線，許多女星如莎拉潔西卡派克（Sarah Jessica Parker）就是他作品的愛好者，另一方面，窄版的男裝設計更建構出了瘦骨嶙峋的新男性時尚形象，這樣的潮流來到亞洲，更為K-pop「少年美」的熱潮，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微妙的是，韓團花美男的形象走入國際後，竟也在一些保守國家引發波瀾，如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的戲院，拒絕讓BTS的演唱會紀錄電影公開上映，並將其評論為「韓國同性戀」，會對青少年產生不良影響，葉卡捷琳堡的印刷廠拒絕為其印刷宣傳海報，墨西哥與澳洲亦傳出節目主持人有針對其花美男形象的歧視發言。對於這支曾在聯合國演說，支持全球青少年擁抱多元性別的韓樂團體而言，這些經驗想必是其演藝生涯中，一個微妙的註記。

解讀這類女性凝視與消費下所出現的男性氣質與形象時，不論是BL文化下的「團隊男子」還是韓團花美男，這些消費文化一方面帶有次文化重塑主流文化的意圖，這並非父權式的男性仰望，而是如同澳洲作家Lucy Neville在《喜愛男孩與男孩相愛的女孩們》（Girls Who Like Boys Who Like Boys: Women and Gay Male Pornography and Erotica，暫譯）中的研究，確實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可以從男性同性愛影像的觀賞經驗中，感到性愉悅。不過我們也無法否認，這也都跟當代主流社會主導的演藝經紀與出版消費體系息息相關，而這些媒體商品在政治與經濟自由的前提之下，仍然必須透過理解女性消費者的內心需求與喜好為其量身定作。

簡而言之，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與遊戲規則之中，消費者與生產者並非誰是絕對強勢，花美男與BL文化浪潮中，新男性形象的出現當然絕非性別平等的改善，而是一個如同拉扯般的社會運作過程。一方在需要滿足另一方的需求下，必須隨時塑造出新的互動關係與媒體形象尋求平衡，在這過程當中，男性時尚確實因此出現了改變，而女性消費者在經歷這些媒體消費的過程中，是一個怎樣的自我探索？想必是個人生命經驗中值得思考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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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