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背著方尖碑?羅馬「密涅瓦方尖碑」與歐洲的象圖騰
文/王健安
根據1678年出版的專書《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Romani Collegii Societatis Jesu Museum Celebrrimum),羅馬的耶穌會博物館收藏著一批方尖碑模型,安置在主要走道的顯眼之處,受重視程度不言而喻。該書收錄的眾多版畫中,即以方尖碑相關主題的版畫占比最高,就連作畫品質,無論是細節描繪度或畫面空間感等,也是箇中之作。
而在眾多方尖碑版畫中,其中一張顯得獨樹一格:當其他方尖碑版畫以遼闊的城市景觀為背景時,該版畫僅以空白背景烘托方尖碑本體。觀者所見,是一隻大象的正面,象頭向畫面右側擺動,並高舉彎曲的象鼻。最引人注目的,是這隻大象還背著一座方尖碑,但神情絲毫不覺辛苦,反倒是游刃有餘。大象雕像下方還有個樸素基座,更加刻意地展示大象和方尖碑。
《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當然也有介紹這座方尖碑,但對現代讀者來說,只會見到一段相當輕描淡寫的描繪,稍不注意,便會忽略匯聚於這隻大象身上的時代意義。
這座「大象方尖碑」的故事,要從1665年說起,當時羅馬城內再度發現一個方尖碑。與羅馬城內既存、動輒20公尺左右的諸多方尖碑相比,這只不過是個僅數公尺高的迷你方尖碑,但教宗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並不因此將之棄置。
他命令當時最受歡迎的藝術家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負責這座方尖碑重新豎立工程,並要求耶穌會博物館的管理人基爾學(Athanasius Kircher)共同參與,尤其是協助修復破損處的聖書體。1667年,在基爾學和貝尼尼這兩位大師級人物合作下,方尖碑的豎立工程終於完成,其即為那張獨特版畫描繪的主角。
這座方尖碑因為立在密涅瓦聖母堂(St Maria della Minerva)的前方廣場上,所以被人稱為「密涅瓦方尖碑」(Obelisco della Minerva),也因為大象雕像,不時又被稱為「大象方尖碑」(Elephant and Obelisk)。版畫與實體雕像相比還是有諸多不同,尤其是象頭的擺動方向完全相反、象牙的彎曲角度也有不小差異,版畫更無法完全呈現放置在象背上的華麗象鞍。即便如此,在滿是歐洲古典風格雕像的羅馬城內,無論是版畫還是雕像,都能突顯出大象方尖碑的異國情調。
基爾學之所以會參與大象方尖碑的修復工程,與他過去30多年來的研究經驗直接相關。基爾學的自傳提到,1628年,他在耶穌會的其中一個圖書館內檢視藏書時:
基爾學所指的,是1586年至1590年間,教宗西斯篤五世(Sixtus V)在建築師豐塔納(Domenico Fontana)協助下,在羅馬城內豎立的四座方尖碑,當時可說是轟動全歐洲的偉業。因為沒有留下書名,我們不得而知基爾學當年究竟是翻閱到哪本書,但很有可能就是豐塔納親筆完成的《論教宗西斯篤五世時期的梵蒂岡方尖碑搬遷工程與其它建設》(Della tra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et delle fabriche di nostro signore Papa Sisto V)。
以此為契機,基爾學開始關注到當時還無人能破譯的聖書體,並一頭栽進該領域研究,挖掘其中的神祕智慧成為一生志業。
此次巧遇,確實為基爾學帶來許多助益。在當時,破譯聖書體已成為諸多學者的共同話題,而基爾學多虧於耶穌會的教育體系,熟稔許多東方語言,似乎真有機會解開這個謎團。他的名聲隨後流傳開來,廣泛結識諸多有力人士,像是在1631年認識的學者佩瑞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此人相當積極協助基爾學破譯聖書體,更利用其影響力,說服耶穌會高層讓基爾學前往羅馬專心研究。
往後幾年,基爾學確實出版了數本與聖書體,或古埃及文明相關的研究專論,並信心滿滿地認為已找到破譯之道、試著翻譯方尖碑上的聖書體(但19世紀法國的商博良證明了,基爾學的研究頂多只算是嘗試階段,更別說有不少錯誤理解);早在修復大象方尖碑之前,基爾學就已是該相關領域的權威。
事實上,教宗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在1654年時,就曾要求基爾學參與另一座方尖碑的修復及豎立工程。根據基爾學自己的說法,當年英諾森十世曾向他說道:「希望能借助上帝賜與他的天賦,盡最大努力破譯方尖碑的文字,使其奧秘能重現於世。」這樣重責大任,絲毫不下於塑立方尖碑的工程。
最後的結果,便是今日在納沃納廣場(Piazza Navona)所見的安果娜雷方尖碑(Obelisco Agonale)和四河噴泉。有趣的是,當年即是由貝尼尼負責這項工程,換言之,兩位大師早已有合作經驗,而且基爾學可能也曾在過程中提供靈感。
因為以上種種背景,《著名的耶穌會羅馬學院博物館》才會收錄許多關於方尖碑的內容。重點不僅在於館內收藏了哪些方尖碑模型,還有博物館的管理人基爾學,如何以其上帝給予的天賦,不斷破譯神秘的聖書體,進而拓展人類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就如同該書如此形容基爾學是「古埃及聖書體的修復者與解讀者」。其中的大象方尖碑,便是基爾學生命中最後一次嘗試解讀聖書體的直接貢獻,具有莫大意義。
從造型上來看,大象方尖碑還有許多值得深究之處,例如:當年貝尼尼為何選擇用「大象」背著方尖碑?
▌從巨塔到方尖碑:近代歐洲的大象造型
外觀上,早期豎立的其他方尖碑與大象方尖碑有一個根本性差異:前者設計往往都是將方尖碑直接放置在新基座上,而後者則是打造一個與方尖碑結合的動物雕像後,才在下方設置新基座;雖然梵蒂岡方尖碑底部也有獅子雕像,但如果沒有近距離仔細觀察,根本難以一眼發現。打從一開始,大象方尖碑便想展示「大象背著方尖碑的」圖像元素,假使是親眼觀看城內方尖碑的旅人,必定更能看出不同之處。
在所有異國生物中,大象可能是歐洲文明最熟悉的動物之一。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因戰爭與娛樂而普遍接觸到大象,其形象就如同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所記載的,有著「聰明、強壯」等正面特徵,到了中世紀更因基督宗教,融合了「虔誠、對抗邪惡」的面相。在大象的圖像表現上,尤其是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往往有三種模式:普通站姿的大象、與龍(邪惡的象徵)搏鬥的大象,以及背著巨塔的大象。
基本上,「背著巨塔的大象」是最為常見的造型。這可能與古羅馬時代流傳下來的印象有關,例如老普林尼曾說過,大象會背著士兵衝入敵軍陣列,如此描述再加上乘坐大象時常用的象鞍,漸漸演化成大象背著有士兵駐守的巨塔,彷如可移動的堡壘。
或許大象因其巨大身軀與強壯體魄,讓人從未懷疑過背著巨塔移動的真實性,如此造型,很長一段時間主宰了歐洲人眼中的大象形象,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從未消失,在博馬爾佐花園(Gardens of Bomarzo)中,便有一座以此為主題的巨大駭人雕像。
同樣是在文藝復興,大象的形象有了一次奇幻轉變。在15世紀末出版的奇書《尋愛琦夢》(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書中主角在尋找愛人的過程中,曾遇到一座以美麗石頭雕刻的大象雕像,更特別的是,還有一個方尖碑直接穿過大象的身軀直立於基座上。因為《尋愛琦夢》劇情奇幻、大量使用隱晦不清的文字,很難完全理解這座大象雕像的深層意涵;但思考到方尖碑對當代知識份子的特殊意義,以及大象的傳統形象,或許是想藉此討論神秘智慧與強韌肉體之間的關係。
無論如何,在大象方尖碑的豎立工程中,基爾學和貝尼尼必定都曾以《尋愛琦夢》的大象雕像為參考原型,再結合了歐洲傳統圖象,決定讓大象背著方尖碑。多虧於基座上的碑文,大象方尖碑的意涵得以清楚示人,其相當程度反應了基爾學深信不疑的理念:
不論你是誰,
看到一頭大象,世上最強壯的動物,承載者方尖碑,
上頭刻著代表古埃及智慧的象形文字,
都會認識到這意味著,
最深奧的智慧都應當由最強韌的心智加以支撐。
然而,還有其他歷史背景足以令我們相信,選擇以大象為主角時,也是為了更加引人注目,畢竟並非每個人都對神祕主義或奧秘智慧的理論感到興趣。
▌遠渡重洋的大象
大象雖是歐洲文明熟悉的異國物種,但要能真正理解這種生物、並留下深刻印象,卻要等到15世紀末以後的地理大發現。1514年,葡萄牙國王曼紐一世(Manuel I)為了炫耀在東南亞日益壯大的葡萄牙帝國,特定從當地載運一頭亞洲象送給教宗利奧十世(Leo X)。
大象的路途尚屬順利,最後在眾人注目下進入羅馬,並被取名為漢諾(Hanno)。教宗相當寵愛漢諾,不僅命人專責照顧,更在大小慶典中讓牠出場表演。但或許是難以適應歐洲寒冷氣候、又或是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中,漢諾在三年後死去,讓利奧十世大為哀傷,這件事情甚至一度成為新教用來調侃攻擊教宗的話題。
在羅馬的時候,漢諾不僅娛樂教宗,也為眾多藝術家提供難能可貴的觀察範本。拉斐爾(或是其工作室成員以他的草圖為範本)畫出了截至當時為止、全歐洲最精確的大象圖像,透過皮膚的紋理、象端處單邊突出的指狀構造、如小山隆起的頭頂,除了能清楚看到漢諾的身形,甚至能觀察出牠作為亞洲象的種種生物特徵。
無論是否直接看過漢諾,受其影響下,以羅馬及麥地奇家族(利奧十世出身自麥地奇家族)文化圈為中心,歐洲接連出現不少大象圖像。像是瑪黛瑪莊園(Villa Madama)的大象噴泉,或是以羅馬諾(Giulio Romano)手繪稿為範本的札馬會戰(Battle of Zama)場景。羅馬諾繪製的大象比拉斐爾更加活潑,捲曲揚起的象鼻、轉向一側的象頭等,在在賦予更有情緒張力的瞬間,造型上的相似性,甚至不禁令人推想,大象方尖碑或許也曾向此借鏡。
除了漢諾,在1552年,另一頭名為蘇萊曼(Suleiman)的亞洲象,同樣作為葡萄牙國王的外交禮物,被人從亞洲運抵歐洲後,再一路送往哈布斯堡家族的維也納宮廷。不過蘇萊曼也遭遇一樣悲慘的命運,無法適應氣候,也沒有獲得妥善照顧,在抵達維也納的隔年死去。相較於漢諾,蘇萊曼並未留下太多相關藝術作品,但牠的移動過程,也引起沿途民眾的熱烈討論,一時間蔚為話題。
葡萄牙帝國當年運抵歐洲的異國生物中,除了犀牛,大象可說是另一種最能引起關注的生物。就如同中世紀圖像的紀錄,大象是個巨大、強壯且聰明的生物,更因為親眼看到活體標本,歐洲圖像大幅修正此前常見的細節錯誤,大象方尖碑就是這一連串歷史發展的著名成果之一。
即便不懂方尖碑的特殊意涵,在羅馬的公共廣場上,看到一隻作工精細、寫實生動的大象雕像,也足以令人感到新奇。當初選用大象為元素,必定有考量到如何在這個小小空間內,創造出最有戲劇效果的城市景觀。
1667年,大象方尖碑正式完成,一頭身形壯碩的大象揚起象鼻招呼著往來路人,但對基爾學來說,這座方尖碑想必讓他感觸良多。在同一年,長期支持基爾學的教宗亞歷山大七世逝世,對他造成不小打擊;即便是基爾學自己,無論多麼想繼續探索世上一切知識,也已邁入老年,體力逐漸被衰老與疾病侵蝕。大象方尖碑的寓意對基爾學來說,或許更像是緬懷過去數十年的美好時光。
1680年,基爾學和貝尼尼分別於同一夜晚,相繼於羅馬城內過世。當時的一段悼念詞如此說道:
基爾學和貝尼尼這兩位傳奇人物,各自在不同領域有所專精,一位是耶穌會最偉大的博學者,另一位是站在巔峰的藝術家,本該難有交集的兩人,因為當代羅馬城內的城市建設,更共同創造出結合神祕主義、古埃及研究、動物研究與巴洛克藝術的大象方尖碑。
比起羅馬城內的其他方尖碑,大象方尖碑不夠宏偉碩大、所在位置更僅是偉大城市中的一個小小廣場,旁邊還有納沃納廣場和萬神殿等著名景點。但種種歷史因緣匯聚在此,依舊使這隻大象散發出別具紀念價值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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