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咆哮與淚水:《婚姻生活》的非裔美國溫柔與普世痛楚
我經常想婚姻本身就是一本懸疑小說,而《婚姻生活》這本書做到了。
故事中的高潮迭起不僅來自於三位主角受到美國社會中,各種結構的限制而開展的崎嶇愛情之路,也來自他們個體心境上面對感情關係的觀感轉換。書中引述非裔民權運動者與詩人妮基・喬瓦尼的字句:「黑人的愛就是黑人的財富」,為這本小說破題。
羅伊與瑟蕾莎,故事中的主角,是一對亞特蘭大的非裔新婚夫妻,在南方成長、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的相遇以及婚姻本該是中產少數族裔的美國夢代表,但這個夢卻在羅伊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被愕然終止。因為羅伊被控訴強暴一名女性,兩人在五年漫長的牢獄時間中,透過各自視角的書信,探索感情、認同,信仰以及忠誠這些概念的極限。
書寫創傷的方式有許多種,而黑人的創傷又與美國整個國家的歷史緊密相連,也使得當我們在閱讀非裔美國人的故事時,總是會帶有濃厚的歷史重量與時代感,促使讀者去正面地回應與正視它的急迫性。
但在《婚姻生活》中,黑人的創傷則是從非常細微、綿密的對話中呈現,給予主角心情上的轉折與矛盾更深刻的脈絡與質地,充滿時代的緬懷與惆悵。瑟蕾莎如此形容她與丈夫羅伊的愛情:
簡潔的一句敘事,緩緩道出的不只是戀人對於逝去的、再也不會重複的純真戀情的嚮往,更是美國社會中,與在二戰崛起,卻在1968年被謀殺的非裔民權運動家金恩博士,一起消逝的「我有一個夢想」。
宛如被城市發展與仕紳化導致的種族分隔與社群分裂,羅伊與瑟蕾莎的愛情在小說的第一部就走向無人預期的悲劇轉折,兩人透過書信交換,從原先陳述彼此的想念與期盼,直到猜忌甚至憎恨,並再次試圖從對話中找到關係的初衷。而《婚姻生活》的普世性,即在於它呼應了許多當代作品對婚姻中的焦慮,以及人性面對單偶愛情中的困頓與掙扎的描述。
《婚姻生活》有如去年HBO翻拍的瑞典經典劇集《婚姻場景》,或是2019年史嘉蕾・喬韓森與亞當・崔佛主演的電影《婚姻故事》,這些以「婚姻」為主題的敘事,似乎注定成為某種悲劇,在咆哮與淚水中達到高潮,也不禁都讓觀者感受到,再甜美的愛情最終都會被生活中的困境與單偶關係的封閉,走向情緒的最深淵。這些故事不再追求完美並永誌不渝的愛情,而渴望觀者能透過角色的掙扎理解關係的本質,即是在有限的時間中,了解人與人間因為社會、心理與歷史因素所堆疊出的不可抹滅的差距,以及相愛之外的其他可能。
它們慣性聚焦在單一的室內場景中拍攝,有如《婚姻生活》小說中密閉的書信體,被抽空並大量文字填塞的有限時空,使得兩人間赤裸的自溺、怨恨、糾葛以及脆弱,更被無限放大地投影在觀者眼前,彷彿無需任何道具或特殊影視效果即能體會的「真實恐怖故事」。
但這些當代的悲劇,在離婚率高漲的社會中,正是仍讓多數人取得共鳴之處:快樂是不可預期的,悲傷才是真實並平凡的日子。
有別於多數像是在真空無菌中產郊區的房子中產生的白人主體故事,《婚姻生活》更是加入了世代的元素,不僅包含兩個不同世代的非裔美國人如何理解婚姻的本質,也是作為非裔美國人必須面對的歷史包袱。這些糾葛特別透過瑟蕾莎與自己的對話中呈現。當羅伊終於被釋放出獄後,瑟蕾莎說:
她在此所提到的,也就是在大規模監獄制度氾濫下,黑人女性不得已須承擔的,當黑人男性大量受到監禁後,支離破碎的家庭與一整個非裔世代與社群的創傷。
在《婚姻生活》中,作者設法透過「婚姻」這個普世的問題,書寫女人與黑人的歷史如何交織在一起,像是一塊錯綜複雜的布。如同瑟蕾莎所說的:「我深信我們的婚姻是一匹織工細密的掛毯,脆弱,但可以修復。 我們經常撕壞它又修復它,總是用絲線來修復它,絲線固然美麗,卻必將斷裂。」故事中的瑟蕾莎不再像上個世代的非裔女性,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守候,等待不知何時會回歸的男人。她也沒有天真到期盼滿目蒼夷的壓迫結構自行修復,或者期待同樣滿身瘡疤的男人,能同理她的重擔與苦痛。反之,她勢必得在還剩下的短暫人生中,追尋她仍可以擁有的愛。
書中的悲劇英雄羅伊,最後也闡述了「失去」給他的體悟。感情在某個瞬間錯過了,即是努力也換不回來,他說:「女人豐富浩瀚的慷慨是一條神秘的隧道,誰也不知這隧道通往何方。隧道的牆上寫著無解的問題,身為男人一定要明白,靠理性是走不出去的。什麼樣的無情藉由透露她不愛我,來讓我看出她愛我?瑟蕾莎把她自己奉獻給我,猶如奉獻一場在我敵人面前擺設的筵席,猶如奉獻一顆完美的紅梨子。」婚姻的盡頭是最赤裸的愛恨交織,放下道德的是非、法律上的名份,羅伊從他對美國社會中種族不公的控訴,到內在對於愛情的反思,最終也放下他對從一而終婚姻的執念。
事過境遷,即使許多外在與內裡的傷害已無法彌補,兩人仍是透過文字,編織心中對彼此最溫柔美好的思念和祝福,為彼此禱告。在時代更迭的潮流上,沒有人能把握生存將會變得更容易或堅難,但妮基・喬瓦尼的字句陪伴著我們:黑人的故事,告訴了我們這個世代最痛也最溫柔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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