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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瘟疫蔓延時?英國伊姆村「自我隔離」的犧牲啟示錄

2020/03/27 吳易澄

英國自23日進入為期3周的「全國封城」。隔離手段作為防疫措施,在歷史上並不陌生,...
英國自23日進入為期3周的「全國封城」。隔離手段作為防疫措施,在歷史上並不陌生,但限制人身自由以阻絕疾病傳染,卻一直是歷史喋喋不休的難題。 圖/法新社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英國也從一開始希望透過多數人感染以達「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方法,轉而祭出嚴格的居家隔離措施,並宣布「全國封城」(lockdown)。強生(Boris Johnson)首相近日丟出了三個字「留在家」(stay at home),並破天荒地宣布薪資補貼計畫作為紓困措施。

封城之際,英國媒體紛紛開嗆,尤其以小報為最,以「自由終了」或「軟禁」為頭版標題大作文章。但即便政策大轉向,封城首日的倫敦地鐵依舊塞滿了乘客,顯然離風行草偃的期待仍有段距離。

從疫情爆發以來,許多國家紛紛祭出隔離手段作為防疫措施,這在歷史上並不陌生。在倫理、人權、公共衛生等領域裡,這種限制人身自由以阻絕疾病傳染的形式不斷地被討論,似乎沒有一個答案是絕對正確的。隨著疫情蔓延,英國中部小鎮伊姆村(Eaym)的故事又再度被提起。

英國封城之際,數個世紀以前的伊姆村「自我隔離」故事,又再度被提起。圖為畫家Rit...
英國封城之際,數個世紀以前的伊姆村「自我隔離」故事,又再度被提起。圖為畫家Rita Greer所繪,17世紀的倫敦大瘟疫。 圖/維基共享

伊姆村位在英國中部的德比郡(Derbyshire),是一個人口數僅僅近千人的小村莊。伊姆村發生在17世紀瘟疫流行時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1665年——也就是倫敦發生大火並順勢消滅瘟疫的前一年——離倫敦大約160多英哩遠的伊姆村也爆發了瘟疫

首先是村裡一位裁縫師助手第一個發病,然後是他的兩個繼子。後來疾病一發不可收拾,疫情整整蔓延了14個月,最後在村民「自願被隔離」下,雖然犧牲了260人的性命,卻也阻止了疾病擴散至鄰近的地區。

當時的伊姆村,在教區牧師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發難之下,村民自願與外界隔絕接觸,包括那些沒有發病的人,都在當年的隔離措施中,守在圍牆裡與感染者共同生活。除了隔離以外,牧師也採取了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將教堂禮拜改在戶外舉行,讓村民將泡過醋的錢幣(當時村民認為有「淨化」作用)放在村子周圍的石頭上,和村外的居民換取食物。這場疫情最終在歷經一年多後結束,伊姆村民的故事被後人記述,傳頌,成為拯救更多人性命的義舉。

伊姆村爆發了瘟疫,但在村民「自願被隔離」下,雖然犧牲了260人的性命,卻也阻止了...
伊姆村爆發了瘟疫,但在村民「自願被隔離」下,雖然犧牲了260人的性命,卻也阻止了疾病擴散至鄰近的地區。伊姆村故事此後為世人傳頌,成為拯救更多人性命的義舉。圖為伊姆村博物館的展示塑像。 圖/伊姆村博物館(Eyam Museum)

如果從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今日來看,隔離措施總是充滿爭議,也絕不是一件容易妥協的事。回顧歷史,也有人問,當年伊姆村的牧師號召大家就地隔離,究竟是英雄式的義舉?還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倫敦帝國學院的流行病學學者狄德洛(Xavier Didelot)曾經以伊姆村存留下來的歷史文件,包括教會所記錄的出生死亡紀錄,與壁爐稅(hearth tax)的資料,對照各戶的地理位置,來模擬瘟疫在伊姆村的傳染過程,並且分析隔離對於抑制疫情的效果。

事實上,300多年前的英國鄉下,對疾病的認識其實仍一知半解。當時人們以為疾病可能透過瘴癘之氣(miasma)來傳播。因而,教會牧師採取了改變聚會方式與大規模隔離來控制疫情。狄德洛教授以統計模型來推算,證明了隔離的方式確實有效防止了疾病的散播,這樣的研究成果似乎讓當今的隔離政策取得了正當性。

不過,狄德洛的推算,更進一步指出隔離措施所帶來的影響。比方說,他的研究也發現,居家隔離導致了家戶中迅速的人傳人感染效應。在那些死去的犧牲者之中,繳不起稅的家庭,孩童更有可能得病,似乎也透露了健康不平等的訊息。同時,經過科學分析,推論當時居民總數應為700多人,而非一般周知的300多人,因此犧牲者的比例減低,某種程度也減弱了故事的悲劇性。

經過科學分析,推論當時居民總數應為700多人,而非一般周知的300多人,犧牲者的...
經過科學分析,推論當時居民總數應為700多人,而非一般周知的300多人,犧牲者的比例減低,某種程度也減弱了故事的悲劇性。 圖/伊姆村博物館(Eyam Museum)

因應疾病進行隔離,本來就是一件行之有年之事。不過,歷史學家們也提醒,即使隔離本身是一個有力的方案,不代表政府必然只能仰賴這個做法。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史教授麥尼(Graham Mooney)便撰文提醒:

隔離雖然可能有效防止疾病傳播,也可能加深了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同時,由於隔離本身缺乏精準的定義,因此隔離政策施行的同時,也可能把一切對人的限制合理化了,並且還會讓人民感到困惑,甚至對掌權者失去信任。再者,大規模的隔離,其實也引發了針對某些族群與某些地方的歧視,這在300多年前的伊姆村也經歷過。

比起伊姆村,當今冠狀病毒引發的隔離措施,規模可說是史無前例。隔離所引發的效應,也常常始料未及。牛津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項飆定義了兩種疾病控制時的人口移動:一個是SARS流行期間被稱為「鍊式反應」(chain reaction)的人口移動,指的是規模較縮限在農民工階層的流動;如今大規模地毯式監控下的全區域隔離與移動,則被稱為「網格反應」(grid reaction)。

項飆認為:「網格反應就像COVID-19病毒一樣,是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網格反應可能引發進一步傳播病毒的遷移,例如從湖北逃離隔離封城的人聚集在溫州,使得該地成為另一個災區。

隔離雖然可能有效防止疾病傳播,也可能加深了社會距離;同時,由於隔離本身缺乏精準的...
隔離雖然可能有效防止疾病傳播,也可能加深了社會距離;同時,由於隔離本身缺乏精準的定義,因此隔離政策施行的同時,也可能把一切對人的限制合理化,讓人民感到困惑,甚至對掌權者失去信任。圖為封城期間,倫敦一座教堂作為臨時物資供給場所。 圖/法新社

事實上,有別於過往對傳染病的陌生,當今對疾病的認識與控制的技術也越來越精準而細致。300多年前瘟疫蔓延時,被懷疑是傳染媒介的瘴癘之氣,如今終於現出原形。現在眾所周知的便是,伊姆村裡第一位發病的 George Viccars 是一位裁縫師助手;疾病的傳入可能導因於一堆從倫敦運達的布匹,因為裡頭可能藏著帶有病原的鼠蚤。

科學的進步也讓疾病的面貌更加清晰,人們得以在更早的時間釐清致病原因,並取得疾病控制的先機。只不過,從這波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看來,我們依舊能看到政治動作、社會氛圍與文化差異,成為疫情蔓延的關鍵因素。伊姆村民壯烈犧牲的說詞,也難以被複製並且為當今的政策背書。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WHO)強調了「中國巨大的犧牲」,恐怕粉飾了有關當局在疾病初發時政策上的顢頇。

至今,伊姆村民的事蹟,大多以一種史詩般的事蹟來流傳。然而如果對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有所了解,或許村民也不見得能對隔離政策有什麼反對的空間。除了教會本身的權力,據說在蒙佩森牧師做出隔離決定時,率先響應的地方人士,還有鄰近幾英哩外的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他安排了在隔離區周邊換取食物的措施。地方仕紳與教會的一搭一唱,還能讓當地人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伊姆村民壯烈犧牲的說詞,也難以被複製並且為當今的政策背書。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強...
伊姆村民壯烈犧牲的說詞,也難以被複製並且為當今的政策背書。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強調「中國巨大的犧牲」,恐怕粉飾了有關當局在疾病初發時政策上的顢頇。圖為倫敦中國城。 圖/法新社

儘管今日的大流行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伊姆村民的「英雄式犧牲」一再被提起,意味著一種人性典範,用以提點當今人們面對疾病可能存有的僥倖心態,而不好好依循專業人士的建議來做好所有防疫的措施。《衛報》專欄作者辛斯里夫(Gaby Hinsliff)不掩對當今人性的擔憂,她說

現在讀伊姆村的故事,卻不質疑究竟人們是否真的那般無私,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她的意思似乎是,寧可相信伊姆村的大愛。而這恐怕是當今準備面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英國所欠缺的。

「寧可相信伊姆村的大愛」——這恐怕是當今準備面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英國所欠缺的。圖...
「寧可相信伊姆村的大愛」——這恐怕是當今準備面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英國所欠缺的。圖為伊姆村教堂。 圖/flickr@It's No Game

至今,伊姆村的故事甚至被寫進詩歌,甚至改編成電影。英國民歌手羅伊貝利(Roy Bailey)創作的〈伊姆村的玫瑰花〉(Roses of Eyam),是這樣唱的:

村民重建他們的生活,

與那些活下來的人。

伊姆村之名猶在眼前;

而那場瘟疫已被控制。

(The villagers rebuilt their lives

With those who still remained.

The name of Eyam can still be seen;

The plague had been contained.)

「村民重建他們的生活,與那些活下來的人。伊姆村之名猶在眼前;而那場瘟疫已被控制。...
「村民重建他們的生活,與那些活下來的人。伊姆村之名猶在眼前;而那場瘟疫已被控制。」圖為伊姆村過去染疫死者的住屋,如今標立牌示,成為向世人傳遞當年瘟疫故事的標的。 圖/法新社

走過300年的悲傷記憶,如今的伊姆村設立了博物館,每年有上萬計的遊客與學童到訪。將瘟疫的相關知識傳遞給下一代,成為村民的主要任務。整個村落宛若一個露天博物館,讓拜訪當地的人們實際循跡走過犧牲者的路徑。當年村民用來換取食物,將泡過醋的錢幣置放其中的石井,也成為遊客必訪之地。在每年的8月底舉辦「甦醒週」(Wakes Week)活動,用嘉年華的慶祝方式,來紀念那段黑暗的過去。

當地的教會會在8月最後一個週末舉辦瘟疫的紀念禮拜,牧師帶領會眾從教會走向 Cucklett Delf,那正是當年教會在瘟疫隔離期間舉辦戶外禮拜的地方。不過,這些故事,大致也被剪裁出一個被後人寧可如此詮釋的版本。如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所言,這項被「發明出來的傳統」,用以建構地方的認同,並且發展當地的文化遺產觀光。有趣的是,這個傳統也在2001年一度被限制在教會園區裡舉行,原因乃是為了控制當年流行的手足口病疫情。

也許,伊姆村民帶給當今人們的啟示,依舊是無私的精神。但是,那也可能是後人撰述時加以強調附會的。畢竟,一個被大瘟疫吞噬的小鎮,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被視為賢者之鄉。就像是全世界各地的「麻風村」一樣,往往背負著疾病的原罪,也可能經歷了殘忍的壓迫。居民長年與汙名共生,歷經一代又一代,只有在知識啟蒙之時,才逐漸將汙名轉化。然而,被神聖化的歷史,也需要另一波理性的除魅,我們才得以克服此刻的危機。

伊姆村民帶給當今人們的啟示,依舊是無私的精神。但是,那也可能是後人撰述時加以強調...
伊姆村民帶給當今人們的啟示,依舊是無私的精神。但是,那也可能是後人撰述時加以強調附會的。被神聖化的歷史,也需要另一波理性的除魅,我們才得以克服此刻的危機。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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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師。出身台灣彰化,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與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目前在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留學進修。關心社會、文化、環境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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