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小偷？瑞典「宣教新疆」的禮讚與羞恥

2020/02/10 Kita

上世紀初，有一群「瑞典宣教團」在新疆長駐了45年，影響維吾爾文化研究與新疆近代史... — 上世紀初，有一群「瑞典宣教團」在新疆長駐了45年，影響維吾爾文化研究與新疆近代史研究至今。但儘管對地方文化友善，瑞典宣教團對新疆的凝視，仍含帶著「西方優越」。圖為瑞典行道會在新疆喀什設立宣教站，由宣教士John Törnquist拍下的珍貴照片。圖／瑞典行道會（Svenska Missionskyrkan）

自19世紀末深耕新疆40餘年的「瑞典宣教團」（1892-1938），雖然是具有宗教使命的宣教團隊，但瑞典宣教士似乎並沒有因信仰上的差異，而表現出強勢、隔離的態度。多位喀什當地清真寺的神職領袖與維吾爾青年，都曾與瑞典宣教站合作過，例如協助印刷出版品的校對、教導宣教士維吾爾語、謄寫各類手抄本等。此外，也有許多獲維吾爾人之邀，參與地方、家庭事務的例子。

但這樣對地方文化的友善與興趣，並不意味著宣教團得以自外於當時瀰漫全球的歐洲殖民勢力，以及其中隱含的西方優越觀點；也不可免地，宣教團內部也曾爆發過各種組織運作衝突。儘管如此，瑞典籍宣教士在新疆南部的長期深耕，依舊累積了可觀的文獻與影像紀錄，影響著當代對於維吾爾文化、新疆歷史的認識。

瑞典宣教士似乎沒有因信仰上的差異，而表現出強勢、隔離的態度，與地方也多有合作，但... — 瑞典宣教士似乎沒有因信仰上的差異，而表現出強勢、隔離的態度，與地方也多有合作，但卻也不能自外於當時瀰漫全球的歐洲殖民勢力，以及其中隱含的西方優越觀點。圖／瑞典行道會

▌「他們哪來的權力？」

出身瑞典文化重鎮烏普薩拉、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Gustaf Raquette，曾多次應維吾爾家庭的請求，在宣教站為維吾爾男童施行割禮。願意讓來自外地的醫師執行具有特殊意義的割禮儀式，某種程度也意味著宣教士與鄰舍們有著一定程度的信任。

事實上，瑞典國家檔案館（Riksarkivet）關於瑞典宣教團與新疆的檔案資料中，即藏有為數頗豐的宣教士與維吾爾工作夥伴的合照。例如筆者在查閱檔案時所閱及的一例：一張1930年代拍攝的黑白照，來自Raquette昔日的維吾爾工作夥伴Joseph Reyhans，他託人將妻子、小孩的家庭照，寄給已返鄉定居瑞典隆德的Raquette一家。儘管當時Raquette一家已離開了新疆超過十年之久。

又如一位當時出身阿圖什地方大族，1910年代曾至伊斯坦堡、貝魯特等地接受西式教育，後返鄉的維吾爾青年Qasim Akhun，因不希望自己的婚事依從地方習慣由長輩包辦，希望取消親族長輩替他和一位遠房表妹談好的婚約，於是Qasim便請宣教士向家族中的長輩說情，並因此成功婉拒了婚事。日後，Qasim也在一座伊斯蘭聖裔墓地的社交場合中，結識了他未來的妻子。Qasim為此深深感謝，然而對於瑞典宣教士的勢力，在一封與友人的書信中，他提出了一個由當代看來頗具後殖民批判意識的疑惑：

「這些人影響我們的權力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圖中最左的照片與中間的信件，是Joseph自南疆寄給搬回瑞典的Raquette一... — 圖中最左的照片與中間的信件，是Joseph自南疆寄給搬回瑞典的Raquette一家的照片檔案；最右照片則為Joseph Reyhans（前排左）與他的工作夥伴，約攝於1934-35年間的喀什。圖／瑞典國家檔案館

的確，儘管現有的西方旅行記敘中，途經喀什的歐美人士對瑞典宣教站的評價是一面倒地盛讚，認為宣教士們是「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奮鬥」。但若不是藉著殖民勢力擴張，若不是因著英俄兩國領事館的支持，借道俄國併吞中亞各國而建的突厥斯坦鐵路，建基於西方優越論所募集而來的教會資源，以及醫療資源與西方知識，瑞典宣教團可能不會有機會在南疆常駐。

回顧這段歷史，當時瑞典社會各界對於宣教團、中亞探險的鼓舞與支持，其實反映出了當時瑞典國內亟欲自歐洲列強間，樹立國家自信心的氛圍。

一如民族學博物館對當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中亞探勘及宣教運動所下的註解，指出那是一個「社會動盪、大量人口外流、瑞典—挪威聯合王國解體（1905）的時代，當時的瑞典需要英雄、恢復自我尊嚴。而這些英雄應當得以捍衛傳統與國家價值。」

為歐洲傳統基督教精神價值而獻身，正是當年瑞典社會看待南疆工作站的主流視角。

歐洲勢力與維吾爾族人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西方基督教會的優越預設與期待（「為信仰忍受挫折，好讓當地人更願意接近基督教『真理』」），也體現在當時宣教團與當地維吾爾社群的個體互動之間。儘管宣教士工作勤奮，維吾爾社群也確實感謝瑞典人帶來免費的醫療和技術，但私底下，宣教士們依舊屢屢抱怨維吾爾人「只要食物，不肯聽道」；相對應地，維吾爾社群也在背後埋怨這群歐洲人是「信仰的小偷」。

面對當地人普遍的戒心，甚至是往來之間的不愉快，宣教士們各有不同的反應。例如建立宣教站、在新疆南部工作22年的Högberg，曾多次在書信裡表述他眼中南疆社會的蔽塞與黑暗。他嚴厲地批評維吾爾人的信仰只重表面形式，因為其他的宗教——例如猶太教或天主教——都很難發現「像［維吾爾人所踐行的］伊斯蘭這樣，各類的迷信狂熱平行存在：墓地朝聖、迷信、算命、巫術、求雨者、護身符。」

他認為如此「落後」的信仰，致使穆斯林在生活中「依舊能夠自由地自我輕賤，甚至將自己降低到原有惡習的更深之處。」而來自西方的宣教士，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解方。在日記中，他自負地寫道：「如果這裡每個人都是好的、高貴且真誠，那麼也就不需要我留在這裡了。」

儘管宣教士工作勤奮，維吾爾社群也確實感謝瑞典人帶來免費的醫療和技術，但私底下，宣... — 儘管宣教士工作勤奮，維吾爾社群也確實感謝瑞典人帶來免費的醫療和技術，但私底下，宣教士們依舊屢屢抱怨維吾爾人「只要食物，不肯聽道」；相對應地，維吾爾社群也在背後埋怨這群歐洲人是「信仰的小偷」。圖／瑞典行道會

至於對伊斯蘭與維吾爾文化抱有一貫好奇心的Raquette，或因曾受邀為維吾爾男童施行割禮、與地方菁英頻繁往來，而對維吾爾社會稍持開放的態度。他試圖理解他眼中當地人「原始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並在書信中以憐憫的口吻描述穆斯林的敬虔：「我想大多數基督徒會詫異於穆斯林群體的敬虔，那是為了神自己的緣故而根深地盼望事奉神，同時也是希望透過行善來達致恩惠的最高目標——面對面地看見神。」

對於這樣看重行為努力，而非基督新教「因信稱義」式的信仰追求，他如此總結：「在這樣的敬虔之中，我們不只是看到對於真理和心靈和平的真誠追尋，同時也看到了虛偽和錯誤的敬虔。」憐憫卻也否定，他認為穆斯林對神敬虔，但努力的方向錯了。

如此各類隱含歐洲優越論傾向的元素，也廣泛存在於當時常駐新疆的歐洲人的日常。例如1929年的聖誕節期，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考察期間，屬於瑞典支隊之一、正執行天山東脈調查的瑞典測繪學者Nils Ambolt，即曾記述探勘隊晚間圍著營火休息時，最受隊員歡迎的流行讀物，正是日後因《白人的負擔》而飽受批判的英國作家吉卜林的詩集。

各類隱含歐洲優越論傾向的元素，也廣泛存在於當時常駐新疆的歐洲人的日常。圖為19世... — 各類隱含歐洲優越論傾向的元素，也廣泛存在於當時常駐新疆的歐洲人的日常。圖為19世紀末雜誌上的諷刺漫畫，描繪「約翰牛」（John Bull，英國擬人角色）與「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國擬人腳色），背負著一籮筐的有色人種前行，下行寫著「白種人的負擔」。圖／維基共享

▌內部紛爭與撤離

再者，團隊內部也有無法共事，甚或相互猜忌、排擠的紛爭。除為了聖經譯本的正確性起爭執外，前文提過的Raquette和Törnquist兩位宣教士，也因工作上的磨擦而彼此水火不容數十年。但最不見容於宣教團的案例，應屬先前曾提到的Lovisa Engvall。在派駐喀什十餘年間，Engvall因未婚而無法公開講道（當時的社會風俗仍認為獨身的女性社會地位較低），也因拒絕對育幼院的孩童施以體罰而與同僚相處不睦。

往後，她和維吾爾助手Tocht相處甚密，進而相戀。這段關係侵越了宣教團與穆斯林地方社會的諸多界線，其他宣教士遂發函向母會舉報，且惡意中傷Engvall，位於斯德哥爾摩的總會據此要求她返回歐洲，但她拒絕服從。最後，Engvall在同僚的死亡威脅下，和Tocht離開喀什、暫居中亞的奧什（Osh），後輾轉返回新疆，定居於天山南麓的庫車行醫。根據多位歐洲旅行者的記述，她因醫術與真誠的態度而受當地維吾爾社群與伊斯蘭領袖的接納。

在南疆工作了35年後，Engvall因心臟疾病而決定返鄉。1935年，她隨著馬隊出發、返回瑞典，Tocht 一路陪伴，直到帕米爾高原的中蘇邊界，他們做了最後一次的道別。Engvall的病況於途中急遽惡化，病逝、埋葬在莫斯科。

Lovisa Engvall，和維吾爾助手Tocht相處甚密，進而相戀。這段關係... — Lovisa Engvall，和維吾爾助手Tocht相處甚密，進而相戀。這段關係侵越了當時教會與穆斯林地方社會的諸多界線。圖左為Engvall身著維吾爾傳統服飾，圖右則為Engvall65歲時拍下的騎馬照。圖／瑞典家族史報（Släkt-Historia）

儘管Engvall晚年與同僚們的關係逐漸修復，也重新被宣教團所接納，但在瑞典教會歷史與宣教士書信中，這段故事往往以「Engvall的那個事件」簡略帶過，被提及的面向仍是著重於Engvall無法克服的「巨大試探」，卻無視Engvall和Tocht之間20餘年伴侶關係的忠誠，以及所承受來自周遭社會文化的多方壓力。日後因Engvall的甥孫輩，在家中意外發現了她與姐妹的往來信件，Engvall當年的處境才得以為後人所知。

1938年夏季，施行親蘇政策的新疆首長盛世才，強力要求瑞典宣教團撤離。眼見情勢無所轉圜，瑞典宣教團放棄了經營四十餘年的資產，關閉印刷站、醫院、孤兒院、學校，向英屬印度撤離。臨走前，他們焚毀所有來不及帶走的文件紀錄與印刷品，以保護當地的維吾爾基督徒。自初次探勘的1892年起，包含本文提及的幾個案例，前後共計有24位男性、36位女性瑞典籍宣教士在南疆的宣教站工作過。

多位宣教士的子女曾於1980年代重返喀什，追尋他們父母當年生活十數年的房舍，然事過境遷，喀什當今的街廓已和八十多年前不同，難以找到瑞典團隊活動過的蹤跡，畢士大醫院和工作站的遺址也難以定位。然而他們對後世的影響，卻是藉幾位宣教士的特殊嗜好而流傳了下來。

1938年，施行親蘇政策的新疆首長盛世才，強力要求瑞典宣教團撤離。眼見情勢無所轉... — 1938年，施行親蘇政策的新疆首長盛世才，強力要求瑞典宣教團撤離。眼見情勢無所轉圜，瑞典宣教團放棄了經營四十餘年的資產，關閉印刷站、醫院、孤兒院、學校，向英屬印度撤離。但這些遺緒卻沒有消失，而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流傳了下來。圖／瑞典行道會

▌從新疆到瑞典

在瑞典民族學博物館的常設展廳Magasinet（The Warehouse），展場中最顯眼的位置，陳列著一整壁櫃的豐富蒐藏（collection 1907.57），若逛過新疆巴札的訪客或可認出這批器具是出自維吾爾人之手。展品包括打饢的木器、傳統樂器、木製模具，乃至於瓶瓶罐罐的作物種子。

這批蒐藏是瑞典行道會總會邀請宣教士Högberg搜羅的新疆日常物件（共計800餘件），預備參加1907年的宣教大展，目的是向瑞典社會說明教會在維吾爾人群中的工作。最後雖因交通耽誤而沒有趕上展覽，物件捐給民族學博物館典藏，但Högberg就此培養了搜集民族學物件的興趣。

或許與當時的科學探勘、考古挖掘的風氣有關，他並不是宣教團中的單例。前文曾提及的Törnquist著迷於攝影紀錄，Raquette和另一位宣教士Sigfrid Moen則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當地語言、購買當地書籍，甚至雇用維吾爾友人抄寫當時日常流通的故事、俗諺、各類行規手冊（risală，教導各行各業從業者合宜地奉行伊斯蘭教導執業的指導⼿冊，例如鐵匠、木匠、農夫、求雨者、駝伕等）。

部分宣教士在退休後，則選擇進入瑞典的大學供職，傳遞對維吾爾族的知識及熱忱：他們教授維吾爾語、翻譯當年搜集而來的大量手稿，甚至試圖為這個當時尚未書寫標準化的語言編著大辭典。簡言之，在新疆生活的點滴，成了他們一生的滋養與嗜好。

儘管宣教團早已撤離新疆，但正因為這一小群「到新疆走走看看」後就不走的「瑞典人民」，瑞典國家檔案館典藏了近萬幀出自宣教士之手，關於新疆的相片記錄，位於瑞典的隆德大學圖書館則是擁有中國境外規模最大的維吾爾手抄本典藏。得益於豐厚的淵源與材料，瑞典的幾所大學是西方最早開始彙整、研究維吾爾語言及文化的重鎮，北歐人文社會學術圈內也始終保有一脈對新疆感興趣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