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仁川：重建一座沒有中國人的「中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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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曾經因為網路謠傳的「韓國人將端午節申請為世界遺產」而感到氣結，或是覺得「韓國人稱孔子是韓國人」實在不可理喻。但你可能不知道：韓國，曾經也是這個世界上，少數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研究華僑的韓國學者李正熙，曾經稱韓國為一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然而，與此矛盾的是，點開「仁川觀光案內」網站，任何人都不難發現，「中國城」被當作「文化旅遊」路線的重要景點，更在國際的旅遊指南網站《TripAdvisor》上，被用戶評選為仁川最佳景點的第四名，甚至超越具有重要地緣歷史意義的「自由公園」與「仁川登陸作戰紀念館」。

此外，韓國臨近中國，被學界廣泛視作「漢字文化圈」的一分子，在歷史上同時又是中日韓三角貿易的重要節點，令人實在難以置信這裡沒有華人駐足聚居。循此，「唯一沒有中國城的國家」這個封號，該如何解釋呢？再者，如果真如學者所言韓國不存在中國城，那麼仁川這個「中國城」，又是從何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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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讓我對仁川中國城感到興趣的，其實是這根毫不起眼的街道名牌杆。

2014年底，我因工作出差前往韓國，趁空閒時搭電車到仁川觀光，在中國城裡空蕩蕩的街道上來回閑晃了一個下午。除了午間來此用餐的觀光客、以及在街上招攬生意的店員之外，這裡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活力。嶄新的建築物與街道傢俱，以精緻而造作的姿態排列在整潔的街邊，和那些印象中生猛、混雜、嘈鬧，甚至有點髒亂的海外中國城／唐人街比起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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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隨處可見的街名牌杆中不難發現：中國城內部的街道全都被統一重新命名，以「中國城路」為核心，周遭巷弄則依附在「中國城路」下以巷弄編號命名。

其中，「中國城路」以中國城命名，英文名稱被譯作「Chinatown」，似乎頗為合理，但其韓文名稱「차이나타운」（Cha-i-na-ta-un），卻是由外來語轉寫成的韓文詞彙，直接取自英文的Chinatown。韓文字的表音特性，讓韓國人在轉介來自國外的新概念時，常會直接將外來語發音，轉寫成新的韓文詞彙；由此，韓文裡以「차이나타운」代表「中國城」，並不是件殊異的事。

然而，在「차이나타운」這個外來語出現在韓文語境之前，其實早已經有相應的固有字詞──「중국인 거리」（Jung-guk-in Geo-ri）來指涉「中國城」的概念。「중국인」（Jung-guk-in）是『中國人』的漢字音詞，「거리」（Geo-ri）則是『街道』之意。韓國小說家吳貞姬的作品《中國城》，韓文書名就是「중국인 거리」。這麼說來，仁川中國城為什麼使用外來語，而非固有的韓語詞彙命名，成了值得討論的問題。

回顧歷史，仁川中國城的前身，其實是仁川港口旁一個貿易商聚集的區域。1882年，清政府與朝鮮政府簽署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清政府在這個類似「租界」的區域擁有治外法權，來此經商的華僑貿易商日益增多，主要由山東幫、浙江幫、廣東幫為主。除了華人之外，今日的中國城旁，其實相隔一條街，也是當時日本人聚居的街區；當年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築，雖然不如重建後的中國城那樣張揚，但在單調的韓國街景之中，同樣顯得突出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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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後，日清兩國均勢的天平進一步傾斜，清國在朝鮮的治外法權與優勢不再。日帝控制中國東北與台灣後，從這些地方向朝鮮引進了大量的勞動力；然而1931年萬寶山事件爆發之後，朝鮮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華人成為被韓國主流社會排斥的對象。

戰後韓國獨立，華僑處境日益艱困。朴正熙高壓統治期間實行的貨幣改革與外匯控管政策，對於以經商貿易維生的華僑來說，都是很大的打擊。1976年，朴正熙甚至進一步限縮華僑擁有房地產的資格與教育權。

基於韓國於冷戰架構中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這些在韓國主流社會難尋發展的華人，若不是去了美國、就是來了台灣；少數留下來的，也只能經營餐館或小型零售業。實際上，華僑的被排擠，可以視作二十世紀韓國主體性與國族認同建構過程的直接產物。但無論如何，華僑的遷離或者保持低調，都造成了仁川中國城的空洞化與蕭條；到了1970年代，仁川的其他居民，甚至幾乎沒有意識到這裡居住有中國人。由此，韓國逐漸成為一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仁川中國城，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2004年韓國政府為了吸引海外投資（尤其是中資）和中國觀光客，把腦筋動到了幾乎要被遺忘了的仁川中國城。為了「重建」中國城，韓國甚至派出官員前往倫敦華埠「取經」。完工後，仁川中國城以迪士尼化後的族裔空間，以及歷史記憶、異國風情、傳統料理作為賣點。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中國城的背景，其實是後現代的觀光產業發展、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危機與流動，以及中國歷經連年高速經濟成長、國力逐漸崛起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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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承載的文化意義，除了與華僑的生活記憶與移居歷史息息相關，也反映了「中國人」作為他者，在韓國民族主體性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意義。明朝滅亡後，朝鮮的統治菁英與「兩班階級」便以「小中華」自居，不願正視「蠻夷」滿清的統治事實，並自認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這股力量，與另一股較為幽微、卻日漸茁壯的「大韓民族」主體性併行了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在「大韓民族」與「中國人」界線逐漸清晰之前，「中國城」在韓國其實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由此，仁川中國城以外來語重新命名，或許標誌著「大韓民族」國族認同進入了新的階段。傳統上，在「小中華」與「大韓民族獨立性」二元認同之間來回擺盪的韓國人，面對西方優勢文化資本，以及全球化資本與觀光客流動時，發展出了第三個途徑，亦即，以外國觀光客可以理解的名字為華埠重新命名，甚至一併在韓語內納入外來語，藉以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面向世界。

此外，兩岸政權的均勢消長，是韓國中國城重建過程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背景。基於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與美國在冷戰架構中的同盟關係，直到1990年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都以在韓華人的原鄉代理人自居。沒有韓國國籍的華僑，也必須從駐韓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身分證，才能不斷向韓國政府申請更新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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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韓國成為新的合法中國政權。仁川中國城重建完成後，多數新來此地的「中國人」，其實是拿著紅皮護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此前受「中華民國政府」照顧的「韓國華僑」有所區隔。

儘管先來的「華人」與後到的「中國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各自有著相異的移民脈絡，韓國政府卻毫不介意借用仁川華埠在空間上的歷史意義，抹去不同華人群體在時空上的斷層落差，藉此重新將仁川華埠打造成為虛構的觀光節點。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華僑」的加入讓華僑族群變得更多元，卻也造成華僑群體進一步分化，這對華僑向韓國政府爭取權益毫無助益。因此，韓國政府儘管企圖以中國城作為吸引外資、觀光客的窗口，卻沒有改變嚴格、甚至帶有歧視性的外籍人口居留政策，讓仁川中國城面臨著成為「沒有中國人的中國城」的窘境。

綜上所述，仁川中國城，實際上就是中韓民族關係史的發展縮影。十九世紀末，朝鮮的民族意識與國族認同逐漸鞏固，「中國人」開始作為他者的形象出現，於是「中國城」的概念，與聚落空間的實體界線也逐漸確立；在這個時期，中國城成為「他者的地景」。二戰結束之後，「中國人」被排除在剛剛獨立的大韓民國主流社會之外，進一步導致中國城的衰頹；仁川中國城，此時成為「排除的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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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猛然崛起，全球資本同時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與規模流動，並且持續面臨積累危機的挑戰；此時，仁川中國城串聯上新的文化治理策略，被納入國家的競爭策略，更獲得重生復興的機會，因而成為「修補的地景」，與資本的空間修補、國際政治的外交修補，甚至族裔歷史和解的意圖有關。

今日多數學者研究韓國華僑、中國城的焦點，或者放在華僑在近代中日韓三角貿易中的角色，或者將中國城視作一個「絕對性」的空間，其空間形式在研究中被視為「給定」的背景，而將分析重點放在中國城在中、韓雙邊關係中的作用。然而，韓國中國城的「重建」，其實涉及了空間使用者與族群的替換：在地居民，被外來的新資本、新經營者取代，原本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華僑，則逐漸被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移民取代。

此外，仁川中國城雖然作為一種近似於「文化遺產」的景點，獲得了新的關注與資源浥注，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社會重新肯認了中國文化價值。尤其，同樣具有中國籍的延邊朝鮮族移工，其在韓國社會所遇到的排擠，更為中、韓兩國的關係帶來了更複雜的張力。

由此，關注中、韓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台灣在這角力之中的定位與槓桿支點，仁川中國城，或許是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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