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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仁川:重建一座沒有中國人的「中國城」

2016/04/08 李易安

仁川的中國城牌坊看似「古色古香」,卻是2008年才落成的全新水泥建築。 圖/歐新...
仁川的中國城牌坊看似「古色古香」,卻是2008年才落成的全新水泥建築。 圖/歐新社

你也許曾經因為網路謠傳的「韓國人將端午節申請為世界遺產」而感到氣結,或是覺得「韓國人稱孔子是韓國人」實在不可理喻。但你可能不知道:韓國,曾經也是這個世界上,少數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研究華僑的韓國學者李正熙,曾經稱韓國為一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然而,與此矛盾的是,點開「仁川觀光案內」網站,任何人都不難發現,「中國城」被當作「文化旅遊」路線的重要景點,更在國際的旅遊指南網站《TripAdvisor》上,被用戶評選為仁川最佳景點的第四名,甚至超越具有重要地緣歷史意義的「自由公園」與「仁川登陸作戰紀念館」。

此外,韓國臨近中國,被學界廣泛視作「漢字文化圈」的一分子,在歷史上同時又是中日韓三角貿易的重要節點,令人實在難以置信這裡沒有華人駐足聚居。循此,「唯一沒有中國城的國家」這個封號,該如何解釋呢?再者,如果真如學者所言韓國不存在中國城,那麼仁川這個「中國城」,又是從何而來的?

以外來語命名的「中國城路」。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以外來語命名的「中國城路」。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最早讓我對仁川中國城感到興趣的,其實是這根毫不起眼的街道名牌杆。

2014年底,我因工作出差前往韓國,趁空閒時搭電車到仁川觀光,在中國城裡空蕩蕩的街道上來回閑晃了一個下午。除了午間來此用餐的觀光客、以及在街上招攬生意的店員之外,這裡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活力。嶄新的建築物與街道傢俱,以精緻而造作的姿態排列在整潔的街邊,和那些印象中生猛、混雜、嘈鬧,甚至有點髒亂的海外中國城/唐人街比起來,完全不同。

中國城裡有些蕭條的午後光景,只有寥寥可數的散客來此覓食。多數老字號的中國餐廳,其...
中國城裡有些蕭條的午後光景,只有寥寥可數的散客來此覓食。多數老字號的中國餐廳,其實都已經易手經營,連最知名的炸醬麵館「共和春」,都已被韓國人買走經營權。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除了餐廳,還有一些日漸邊緣化的貿易商和零售店面,共同維繫著中國城內日漸稀薄的「中...
除了餐廳,還有一些日漸邊緣化的貿易商和零售店面,共同維繫著中國城內日漸稀薄的「中國特色」。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從隨處可見的街名牌杆中不難發現:中國城內部的街道全都被統一重新命名,以「中國城路」為核心,周遭巷弄則依附在「中國城路」下以巷弄編號命名。

其中,「中國城路」以中國城命名,英文名稱被譯作「Chinatown」,似乎頗為合理,但其韓文名稱「차이나타운」(Cha-i-na-ta-un),卻是由外來語轉寫成的韓文詞彙,直接取自英文的Chinatown。韓文字的表音特性,讓韓國人在轉介來自國外的新概念時,常會直接將外來語發音,轉寫成新的韓文詞彙;由此,韓文裡以「차이나타운」代表「中國城」,並不是件殊異的事。

然而,在「차이나타운」這個外來語出現在韓文語境之前,其實早已經有相應的固有字詞──「중국인 거리」(Jung-guk-in Geo-ri)來指涉「中國城」的概念。「중국인」(Jung-guk-in)是『中國人』的漢字音詞,「거리」(Geo-ri)則是『街道』之意。韓國小說家吳貞姬的作品《中國城》,韓文書名就是「중국인 거리」。這麼說來,仁川中國城為什麼使用外來語,而非固有的韓語詞彙命名,成了值得討論的問題。

回顧歷史,仁川中國城的前身,其實是仁川港口旁一個貿易商聚集的區域。1882年,清政府與朝鮮政府簽署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清政府在這個類似「租界」的區域擁有治外法權,來此經商的華僑貿易商日益增多,主要由山東幫、浙江幫、廣東幫為主。除了華人之外,今日的中國城旁,其實相隔一條街,也是當時日本人聚居的街區;當年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築,雖然不如重建後的中國城那樣張揚,但在單調的韓國街景之中,同樣顯得突出可辨。

仁川各國租界地圖;除了清國租界之外,尚有日本及不分國籍的公共租界。 圖/作者李易...
仁川各國租界地圖;除了清國租界之外,尚有日本及不分國籍的公共租界。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日治時代,由日人繪製仁川地圖。圖中已經幾乎無法辨識中國城的位置。 圖/作者李易安...
日治時代,由日人繪製仁川地圖。圖中已經幾乎無法辨識中國城的位置。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甲午戰爭後,日清兩國均勢的天平進一步傾斜,清國在朝鮮的治外法權與優勢不再。日帝控制中國東北與台灣後,從這些地方向朝鮮引進了大量的勞動力;然而1931年萬寶山事件爆發之後,朝鮮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華人成為被韓國主流社會排斥的對象。

戰後韓國獨立,華僑處境日益艱困。朴正熙高壓統治期間實行的貨幣改革與外匯控管政策,對於以經商貿易維生的華僑來說,都是很大的打擊。1976年,朴正熙甚至進一步限縮華僑擁有房地產的資格與教育權。

基於韓國於冷戰架構中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這些在韓國主流社會難尋發展的華人,若不是去了美國、就是來了台灣;少數留下來的,也只能經營餐館或小型零售業。實際上,華僑的被排擠,可以視作二十世紀韓國主體性與國族認同建構過程的直接產物。但無論如何,華僑的遷離或者保持低調,都造成了仁川中國城的空洞化與蕭條;到了1970年代,仁川的其他居民,甚至幾乎沒有意識到這裡居住有中國人。由此,韓國逐漸成為一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仁川中國城,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原來,2004年韓國政府為了吸引海外投資(尤其是中資)和中國觀光客,把腦筋動到了幾乎要被遺忘了的仁川中國城。為了「重建」中國城,韓國甚至派出官員前往倫敦華埠「取經」。完工後,仁川中國城以迪士尼化後的族裔空間,以及歷史記憶、異國風情、傳統料理作為賣點。值得注意的是,重建中國城的背景,其實是後現代的觀光產業發展、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危機與流動,以及中國歷經連年高速經濟成長、國力逐漸崛起的事實。

中國城內,面向中國觀光客的免稅店。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中國城內,面向中國觀光客的免稅店。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炸醬麵」作為韓國中華料理的代表菜,在這裏也被放入博物館,作為文化符號,強化中國...
「炸醬麵」作為韓國中華料理的代表菜,在這裏也被放入博物館,作為文化符號,強化中國城的族裔空間意義。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中國城承載的文化意義,除了與華僑的生活記憶與移居歷史息息相關,也反映了「中國人」作為他者,在韓國民族主體性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意義。明朝滅亡後,朝鮮的統治菁英與「兩班階級」便以「小中華」自居,不願正視「蠻夷」滿清的統治事實,並自認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這股力量,與另一股較為幽微、卻日漸茁壯的「大韓民族」主體性併行了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在「大韓民族」與「中國人」界線逐漸清晰之前,「中國城」在韓國其實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由此,仁川中國城以外來語重新命名,或許標誌著「大韓民族」國族認同進入了新的階段。傳統上,在「小中華」與「大韓民族獨立性」二元認同之間來回擺盪的韓國人,面對西方優勢文化資本,以及全球化資本與觀光客流動時,發展出了第三個途徑,亦即,以外國觀光客可以理解的名字為華埠重新命名,甚至一併在韓語內納入外來語,藉以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面向世界。

此外,兩岸政權的均勢消長,是韓國中國城重建過程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背景。基於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與美國在冷戰架構中的同盟關係,直到1990年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都以在韓華人的原鄉代理人自居。沒有韓國國籍的華僑,也必須從駐韓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身分證,才能不斷向韓國政府申請更新居留證。

距離中國城不遠處,有幢所有台灣人可能都會覺得眼熟、十足國民黨風格的建築物——韓國...
距離中國城不遠處,有幢所有台灣人可能都會覺得眼熟、十足國民黨風格的建築物——韓國仁川華僑協會——即使在韓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仍然在此服務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韓國華僑」。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華僑協會一旁,就是仁川華僑中山中小學。补正熙排除無韓國籍華僑的受教權後,這裡長久...
華僑協會一旁,就是仁川華僑中山中小學。补正熙排除無韓國籍華僑的受教權後,這裡長久以來是華僑唯一的升學管道。 圖/作者李易安拍攝

1992年,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韓國成為新的合法中國政權。仁川中國城重建完成後,多數新來此地的「中國人」,其實是拿著紅皮護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此前受「中華民國政府」照顧的「韓國華僑」有所區隔。

儘管先來的「華人」與後到的「中國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各自有著相異的移民脈絡,韓國政府卻毫不介意借用仁川華埠在空間上的歷史意義,抹去不同華人群體在時空上的斷層落差,藉此重新將仁川華埠打造成為虛構的觀光節點。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華僑」的加入讓華僑族群變得更多元,卻也造成華僑群體進一步分化,這對華僑向韓國政府爭取權益毫無助益。因此,韓國政府儘管企圖以中國城作為吸引外資、觀光客的窗口,卻沒有改變嚴格、甚至帶有歧視性的外籍人口居留政策,讓仁川中國城面臨著成為「沒有中國人的中國城」的窘境。

綜上所述,仁川中國城,實際上就是中韓民族關係史的發展縮影。十九世紀末,朝鮮的民族意識與國族認同逐漸鞏固,「中國人」開始作為他者的形象出現,於是「中國城」的概念,與聚落空間的實體界線也逐漸確立;在這個時期,中國城成為「他者的地景」。二戰結束之後,「中國人」被排除在剛剛獨立的大韓民國主流社會之外,進一步導致中國城的衰頹;仁川中國城,此時成為「排除的地景」。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猛然崛起;此時,仁川中國城串聯上新的文化治理策略,被納入國家的...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猛然崛起;此時,仁川中國城串聯上新的文化治理策略,被納入國家的競爭策略,更獲得重生復興的機會。 圖/Flikr @Jordi Sanchez Teruel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猛然崛起,全球資本同時以前所未見的速度與規模流動,並且持續面臨積累危機的挑戰;此時,仁川中國城串聯上新的文化治理策略,被納入國家的競爭策略,更獲得重生復興的機會,因而成為「修補的地景」,與資本的空間修補、國際政治的外交修補,甚至族裔歷史和解的意圖有關。

今日多數學者研究韓國華僑、中國城的焦點,或者放在華僑在近代中日韓三角貿易中的角色,或者將中國城視作一個「絕對性」的空間,其空間形式在研究中被視為「給定」的背景,而將分析重點放在中國城在中、韓雙邊關係中的作用。然而,韓國中國城的「重建」,其實涉及了空間使用者與族群的替換:在地居民,被外來的新資本、新經營者取代,原本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華僑,則逐漸被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移民取代。

此外,仁川中國城雖然作為一種近似於「文化遺產」的景點,獲得了新的關注與資源浥注,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社會重新肯認了中國文化價值。尤其,同樣具有中國籍的延邊朝鮮族移工,其在韓國社會所遇到的排擠,更為中、韓兩國的關係帶來了更複雜的張力。

由此,關注中、韓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台灣在這角力之中的定位與槓桿支點,仁川中國城,或許是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的切入點。

關注中、韓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台灣在這角力之中的定位與槓桿支點,仁川中國城,...
關注中、韓雙邊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台灣在這角力之中的定位與槓桿支點,仁川中國城,或許是我們不得不審慎看待的切入點。 圖/Flikr @Jordi Sanchez Ter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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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安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生。喜歡他們畫的地圖密密麻麻。喜歡他們講的語言唧唧喳喳。喜歡在公路邊伸出大拇指,只為換取一趟便車旅程和幾個故事。▎Blog:Hitch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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