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北方之王」（上）：柏南挑戰唐寧街10號，英國政治會有新未來？

英國政局似乎步入了過去義大利的後塵。在過去10年間，國會有效政黨數約在2－2.5的英國共撤換了6位首相；相較之下，在有效政黨數約在4－5.5的義大利，近十年也換了5位首相，但近三年的首相依舊是梅洛尼（Giorgia Meloni），創下自2001－2005年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政府以來，單一首相任職最久紀錄。換算一下，梅洛尼自2022年10月20日上任時英國首相是特拉斯（Liz Truss），之間經歷了蘇納克（Rishi Sunak）以及施凱爾（Sir Keir Starmer），如今施凱爾宣布辭職，新首相如無意外即將於7月20日就任，光是梅洛尼一任尚未結束的時間內，英國就要迎來第4位首相，當前英國政治的不穩定可見一斑。

回想1990年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卸任後，到2016年卡麥隆（David Cameron ）卸任共27年間，英國也只有梅傑（John Major）、布萊爾（Tony Blair）、布朗（Gordon Brown）以及卡麥隆等4位首相。自2016年英國脫歐之後，英國政治可說陷入顛沛流離的困境。尤其是現在處於看守階段的施凱爾，是自布朗於2010年9月卸任之後通過大選贏來的首相，但也只執政了1年11個月，不到兩年就將執政權交給下一棒，目前最有望出線的人選是前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柏南（Andy Burnham，港澳譯名為「貝安德」），而只要黨內未出現其它有力競爭者，柏南將有望成為工黨黨魁、問鼎首相大位。

誰是安迪・柏南？

於1970年在英國利物浦出生的柏南，14歲即加入英國工黨，畢業於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不僅是家族中首批接受大學教育的世代，同時是一位走布萊爾「新工黨」（New Labour）路線的政治人物。

柏南的政治履歷，很難只用「新工黨舊臣」或「地方官員」來概括。他的政治起點，必須放回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留下的工黨改革遺產中理解。史密斯在1992年至1994年擔任工黨黨魁，任期雖短，卻因推動「一人一票」的黨內選舉改革，削弱傳統工會對黨魁產生機制的支配，為後來的「新工黨」的「第三條路」路線鋪路。柏南在2001年通過選舉進入下議院國會議員時，面對的已經是經過制度重塑的工黨；這套黨內民主化機制，也構成他日後兩度參與黨魁選舉、並在黨內不同路線之間移動的制度背景。

柏南政治能力的培育依賴於新工黨的長期執政。布萊爾與布朗在1990年代後期建立的新工黨路線，以市場經濟、公共服務改革與社會正義之間的平衡為核心，試圖讓工黨擺脫傳統社會主義的包袱。柏南正是在這套體系中快速成長。他從初級官員一路進入布萊爾與布朗政府的內閣，先後擔任財政部首席秘書、文化大臣與衛生大臣。這段經驗給了他中央政府運作、預算分配與公共服務治理的實務訓練，也讓他在相當長時間內被視為新工黨體系的中堅人物。柏南後來多次表示，自己以曾參與新工黨運動為榮。

但柏南的政治再出發是在2010年工黨布朗政府下台之後。2015年工黨黨魁選舉中，他敗給「老左派」、現已退黨的柯賓（Jeremy Corbyn，參見〈英國左翼捲土重來：新世紀的工黨內戰〉）。 這場失敗標誌著新工黨時代在黨內正當性的衰退，也迫使柏南尋找新的政治位置。他決定離開西敏寺，轉向地方政治，並在2017年獲選出任大曼徹斯特市長。這一步後來成為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轉折。作為市長，柏南把新工黨時期重視效率、投資與治理能力的務實傳統，結合較具社會民主色彩的公共服務理念，發展出一種可以稱為「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的地方政治路線。他推動公車系統重新納入公共管制，強調社會照顧、住房與地方尊嚴，同時積極吸引私人投資與城市更新資源。

柏南的政治意義在於他承接了史密斯與布萊爾派「新工黨」的制度改革遺產，他將新工黨的親工商團體的治理基本路線，轉化為更具地方草根性的經濟發展藍圖。當他在2026年通過議會補選、重返下議院，並再次被視為工黨未來領導人的可能人選時，外界所期待的不是他能否重振「布萊爾路線」，那畢竟是一個時代的過去式；而是他能否把大曼徹斯特的地方治理經驗，轉化為英國工黨下一階段的全國政治方案，尤其是在英國改革黨即將可能在下次大選中取得過半數席位的前提下。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記者喀賀龍（Idrees Kahloon）稱他為「英國在法拉吉執政前的最後機會」（Burnham Is Britain’s Last Chance Before Farage），法拉吉（Nigel Farage）是英國脫歐的幕後推手，他領導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改革英國黨（Reform UK）目前在民調中的支持度遙遙領先工黨與保守黨。目前執政的工黨可以在2029年之前，無需舉行大選即可維持其在議會的多數席位；這意味著柏南只有大約三年的時間來重振低迷的英國經濟，否則失望的選民將不再支持主流建制派政黨，轉而選擇右翼民粹派。

對英國中央集權體制的反思

柏南是在新工黨的招牌下獲得政治權力的政治世代，這反映2015年他與柯賓競選工黨黨魁時所反應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兩人在財產權與對北約的觀點的確是南轅北轍，柯賓主張將私有化的企業再國有化，在國防政策立場上反對北約組織；柏南著重賦予私營企業更多的活力與機會，他支持北約以及英國的大力投資國防產業。

然而，兩人的共同處倒是較少為人所提及。老左派的柯賓與新工黨的柏南都支持布萊爾主張的地方分權（devolution），但柯賓認為布萊爾政府只是完成了「政治體制上」的分權，像是建立了蘇格蘭議會和威爾斯議會，卻沒有在財政和財富上進行實質的重新分配，批評布萊爾「做得不夠」。此外，兩人也都反對倫敦財政部（HM Treasury）與白廳（Whitehall）對地方政府的威權與集權控制，柯賓公開抨擊保守黨推動的「大都市市長」分權政策是「殘酷的騙局」，因為中央只給了權力卻同時大砍地方預算，他主張的是給予地方真正的財政獨立性與資源。在這方面，擁有9年大曼徹斯特市長資歷的柏南給出更完整的答案。

他在 2024 年出版的著作《面向北方》（Head North）中，就曾直言不諱地炮轟白廳官僚對地方政府的「霸凌」（bullying），並批評英國是由倫敦大約 50 個未經民選的資深公務員與政治顧問「垂簾聽政」般地統治，是英國倫敦政治圈對地方政治的「霸凌」。柏南亦曾指出，英國財政部的傳統官僚思維與評估公共開支的「綠皮書」（Green Book）機制存在嚴重的地區偏見。他批評倫敦這種「由上而下、一刀切」的控制模式完全無視地方特色，是導致英國區域發展嚴重不平等、限制地方經濟成長的罪魁禍首。

2026年6月29日，柏南在高度民主與階級象徵意義的曼徹斯特人民歷史博物館（People's History Museum）發表的首相競選演說中，柏南表示為了打破財政部對地方財政與基礎設施的絕對控制，他提出幾項極具革命性的政策方案。包括考慮將財政部一拆為二，分設財政部與經濟部，並將經濟部移往北部，以及在曼徹斯特設立「首相府北部辦公室」（NO. 10 North），直接將水力、能源、交通等核心重分配權力從倫敦內閣機構中抽出，下放到地方政府。坦白說，他承諾放棄白廳的權力——這對一位未來即將擔任首相的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開端。

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地方必須擁有更大的權力

權力大幅下放到地方層級是柏南所倡導「曼徹斯特主義」的核心。柏南常說，要將地方的重要性置於黨派之上，且強調為了地方發展，各黨派必須協調合作。這與他來自英格蘭西北部利鎮（Leigh）這個選區直接相關。

作為英國經濟不發達地區，利鎮是英格蘭最大的沒有火車站的城鎮，他一直想為這個選區帶來一些建設，直到他擔任內閣閣員，英國財政部依舊不願意對這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提供像樣的財政資源，在一次訪談中，柏南坦言：「可以說，國家被『設定』成向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提供更多資金。」、「我們國家各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有原因的。因為政策一直在助長這種不平衡。」

像是在他提到擔任衛生部長時，當時布萊爾政府正準備宣布五家開設在大學的健康科學中心，當他宣布時發現它們完全依循著「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的分布原則：其中三座在倫敦，其餘在牛津與劍橋，他當時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他提出至少有一家應該開設在曼徹斯特大學或里茲大學，但最後仍未被接受。

他因此得出了以下結論：大約在 1970 年代的某個時期，英國的中央文官體系就已經停止去相信區域會發展的可能性了。在政治權力層面上，曼徹斯特主義主被歸納為：打破西敏寺（Westminster）與白廳的壟斷地位，批判英國中央政府與財政部的官僚體系。主張地方領導人更懂地方痛點，應將交通、住房、教育與研發投資的決定權從倫敦下放到各地方區域。

——接續下篇：〈崛起的「北方之王」（下）：柏南的曼徹斯特主義，讓地方主導經濟能救大不列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