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難，說謊就好？英國威爾斯議會的反欺騙立法工程

「謊言在政治領域盛行，是因為我們可以逍遙法外，我們不會面臨真正的後果。」

——多茲（Jane Dodds, 威爾斯議會議員，自由民主黨）

政客是地球上最受詬病的一群人。正如美國社會批評家Martin L. Gross所說：「政客是欺騙藝術的大師。」政治現實主義的開創者馬基維利在《君王論》中揭櫫欺騙是政治家「必要的惡」，只要目的證明手段正確，為了達成政治穩定與權力鞏固，欺騙、背叛甚至暴力都是正當的手段。這種思想也讓「政客」在現代語境中常與「欺騙者」和「操縱者」劃上等號。

雖然有些人認為，在極端情況下某些欺騙行為可能是必要的，但大多數民眾與學者專家都不會否認，政治人物的不誠實行為會侵蝕人們對民主制度與政府的信任，具欺騙性的政治言論分裂社會，對社會信任造成持久的傷害。

公眾對政治人物的信賴一旦被瓦解，民主程序與治理正當性的信任基礎也會隨之鬆動。更嚴重的是，政治謊言透過社群媒體與大眾傳媒擴散後，被污衊的當事人與團體往往需要時間蒐證、整理與闢謠；然而就在這幾個小時的資訊落差中，惡意敘事早已如病毒般在線上與線下世界迅速繁殖，搶先在受眾心中固化印象與認知。

社群媒體更進一步改變政治人物接觸選民的方式：一則推文或脆文可能在幾分鐘內觸及數百萬人，使訊息的擴散速度遠超傳統媒體的節奏，也讓訊息控制與事後澄清變得前所未有地困難。日本男星阿部寛主演的電影《不是我在炎上》（俺ではない炎上）如實地呈現了網際網絡病毒式傳播造成的災難。

在這樣的後真相環境裡，政治誠信（good faith）牽動的是民主韌性的制度條件。「政治蓄意欺騙」會轉化為制度性風險，如同前路透社資深記者Phil Smith所說：

「後真相時代的到來使一些人更加膽大妄為，願意承擔謊言和誤導帶來的更大政治風險。」

這迫使民主社會必須面對一個更具體的問題：是否需要提高惡意欺騙的成本，並建立可執行的責任機制？在不犧牲言論自由與政治競爭活力的前提下，民主社會如何設計立法、司法與制度工具，以抑制「蓄意欺騙」的誘因、縮短錯誤訊息的壟斷窗口，並提供可操作的更正與制裁路徑？

威爾斯議會的反欺騙立法工程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英國的威爾斯議會（Senedd）自2024年起透過其行為標準委員會啟動一系列討論，是否有必要建立更具約束力的機制，處理議員與候選人在公共政治過程中的「蓄意欺騙」。

支持者的核心主張是，「誠實」應被視為公共生活的基本義務；若政治人物以刻意不實或誤導性的事實陳述影響選民，競爭性的民主體制就會被低成本的政治謊言所扭曲。委員會因此建議強化既有行為準則與制裁工具，並要求就「政治蓄意欺騙」提出更清晰的可操作定義；同時也提出制度選項，包括在最嚴重情況下引入「撤換與替補」（remove and replace）的處理路徑，使選民得以對嚴重違規的議員及候選人去留作出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討論特別聚焦於選舉期間的政治謊言，並思考如何建立對「以虛假或誤導性事實陳述影響選舉結果」的規範與救濟程序。

英國民間機構「政治誠信與民主研究所」（ICDR）主任Sam Fowles博士，是推動威爾斯建立反「蓄意欺騙」機制的重要倡議者之一。當他被問到，為何要偏離傳統的「政治自律／自我監督」（self-policing）模式時，他的回答很直接：「簡短的答案是——它沒有奏效。」他指出，即便後來在自我監督架構中加入行政性處理機制，公眾對政治人物的信任仍持續下滑，甚至跌至歷史性低點。

英國民眾對政治人物與傳媒的信任危機並非抽象的感受。從民調公司Ipsos於2025年底對英國民眾進行的職業信任度調查（Veracity Index）發現，護理師、工程師、醫師、教師、大學教授與科學家的社會信任度高於八成，社會信任的倒數前五名是網紅（6%）、政治人物整體（9%）、政府部長（14%）、廣告業高層（16%）與記者（26%）。這組數據把制度改革的問題意識具體化：當政治人物的可信度伊於胡底，單靠「自律」很難回應民主社會對政治誠信的期待。

威爾斯議會對政治欺騙的亂象終於忍無可忍，包括威爾斯工黨、威爾斯保守黨、威爾斯自由民主黨與威爾斯黨（Plaid Cymru）等跨黨派議員都表示，威爾斯需要一部政治人物誠信原則法案，讓刻意散佈謊言的政治人物付出可觀的代價。

威爾斯議會（Senedd）是英國各級議會之中，唯一在其議員行為規範中明文要求議員必須「以誠實行事」的立法機關。依《威爾斯議會議員行為守則》的第二條規定：「議員必須以誠實（trustfully）的方式行事。」

《行為守則指引》則進一步界定哪些情況可能構成對第二條的違反，並同時劃出「可容忍錯誤」與「可申訴說謊」之間的界線：

「善意的白色謊言（例如，議員明明很疲倦卻說自己『還好』），或其他輕微的不誠實，一般不會被視為違反本條。同樣地，雖然議員被期待應合理地查證與核實其主張，但難免仍會出現『錯誤但出於誠意』的陳述。

舉例而言，議員可能無意間把財務數字引述錯誤（把『6 萬英鎊』說成『60 萬英鎊』）。只要議員在最早的機會更正錯誤，針對此類情形的申訴通常會被視為無理取鬧或惡意申訴。

申訴一般會以被指控說謊為基礎。除其它因素外，謊言所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很可能會成為決定此類行為制裁幅度的考量因素之一。」

改革的推手：威爾斯議會議員普萊斯（Adam Price）

威爾斯議會為何會在這兩年間發動全球唯一針對政治欺詐的立法，還必須從頭說起。第一項原因，如同上述，英國民眾對政治人物的信任感已經降到谷底，僅略多於網紅；其二，推動威爾斯議會的改革，主要是選舉制度從類似台灣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改為封閉型名單比例代表制有關。這兩股力量交會，讓「誠信」從道德訴求轉為可被制度處理的政策議題，也提供了推動者介入的空間。

任何政治與社會運動背後都有一位或一群推動者，威爾斯黨籍（Plaid Cymru）的威爾斯議會議員普萊斯（Adam Price）就是這一位積極的幕前推手。

普萊斯出生自礦工家庭，政治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他同時也是威爾斯獨立運動的核心人物。他在2001-2010年間擔任英國下院議員，他以揭發時任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支持印度裔鋼鐵大亨兼工黨金主米塔爾（Lakshmi Mittal）旗下的LNM集團收購羅馬尼亞鋼鐵公司Sidex之間的金權關係的「鋼鐵門」案件而聲名鵲起。僅管布萊爾聲稱該公司是「英國企業」但實際上註冊在安地列斯。另一方面，普萊斯在伊拉克戰爭議題上，是布萊爾最激進的批評者之一。

他最著名的行動是於2004年發起一場極罕見的彈劾首相運動，指控布萊爾在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情報上「誤導議會與國民」。由於英國議會規則禁止議員在議場內指控另一名議員「撒謊」與「誤導」，普萊斯在拒絕撤回言論後，被議長下令驅逐出議場。

調查美英聯軍出兵伊拉克戰爭的奇爾科特報告（Chilcot Report）於2016年公布，證實海珊（Saddam Hussein）沒有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情報部門提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法缺乏證據，等同還給普萊斯一個公道。普萊斯在2010年後放棄爭取連任，之後於2016年重返政壇當選成為威爾斯議會議員至今。

從「鋼鐵門」到伊拉克戰爭，他多次把焦點放在權力如何透過資訊操作逃避責任；這條線索也解釋了他為何在近年將政治誠信制度化視為改革優先項目。他在2024年接受訪問時表示，「幾十年來，信任鴻溝已經演變成問責鴻溝。」、「我們即將面對的是一個充斥著深度偽造技術、後真相政治和一波又一波虛假信息的未來世界。」

跨國政治倡議團體「政治同情心」（Compassion in Politics）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動以刑事處罰的方式處置政治撒謊行為。在威爾斯得到突破後，這一股要政治人物只說真話的運動一路向前，要把推進到英國下議院。知名記者、同時也是「政治同情心」創辦人之一的納德爾（Jennifer Nadel）女士認為：「美國是一個警示，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控制，將會發生什麼？（我們的提議）旨在阻止（英國）走到那一步。」而《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查核人員發現，川普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發表了30,573條虛假或誤導性言論，平均每天約21條。

拒絕政治人物說謊、並以刑事定罪的運動，在威爾斯獲得跨黨派議員的支持。保守黨議員米拉爾（Darren Millar）表示，醫生誤導病人是違法的，「為什麼我們其它人應該例外？」威爾斯自由民主黨領袖多茲（Jane Dodds）也表示支持，她說，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63%的選民認為政客們「只為自己謀利」，而2014年這一比例為 48%。

——下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