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權的萬萬稅難題：兩年為期的食品消費稅歸零，會成為日本財政風險嗎？

日本國萬萬稅，相信是每個住在日本的民眾都能深刻感受到的，舉凡綜合所得稅、都民（縣民）稅、抽煙除了國稅與地方菸稅還得被抽特別稅來繳國鐵債務。而跟一般人民最切身的則是買東西得付消費稅。

事實上，消費稅長期以來就是日本政治中最關鍵的政策議題之一，自1989年竹下登內閣正式導入 3% 消費稅以來，幾乎每一次調整稅率，都伴隨著政權支持度的劇烈動盪。除了竹下登本身在引進消費稅後支持率重挫，最終在「瑞可利醜聞案」發生後下台。

1997 年橋本龍太郎政府將消費稅調升至 5%，隨後亞洲金融風暴來襲，內需急凍、景氣惡化，最終同樣以政權垮台收場。時至今日，剛落幕的第51屆眾議院選舉，雖然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自由民主黨及其盟友日本維新之會，在選戰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總共拿下352席的議員席次，堪稱史上最大勝利，然而在高市上任三個多月來，消費稅一直是本次大選的爭點。

從日本媒體的出口民調與選後分析來看，儘管外國人政策、外交與安保議題仍受到一定關注，但多數選民在投票時，仍將目光放回最貼近日常生活的內政問題。其中「物價對策」與「消費稅」無疑成為本次選戰的核心爭點之一，甚至進一步延伸至外國遊客免稅制度的去留與改革。

理論上，消費稅長期以來被視為健全日本國家財政、支撐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目前日本政府急需面對的少子高齡化與社會福利支出等壓力，這項財政稅收可說是極為重要的來源。因此在2012 年民主黨執政時期，仍與自民黨、公明黨達成跨黨派共識，修正相關法令，規劃將消費稅自 5% 分階段提高至 10%。這項政治妥協，也成為後來安倍政權在 2019 年正式將消費稅提高至 10%（並保留部分 8% 輕減稅率）的制度基礎。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項制度卻正面撞上了另一個更殘酷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日本長期的薪資成長停滯。近年來，受到全球通膨與日圓大幅貶值影響，日本民生消費品價格持續上漲，對於「將近 30 年實質薪資幾乎沒有成長」的日本社會而言，消費稅的存在感前所未有地強烈。這也成為左派政黨不斷抨擊執政黨、主張降低甚至廢除消費稅的政治動員基礎。

可以說「通膨、生活成本與消費稅」三者交織，精準擊中了日本選民最敏感的神經，也迫使原本對減稅態度保留的執政黨，正面回應這個議題。高市早苗在就任首相後，隨即與執政盟友維新之會提出一項折衷式的新方案：以兩年為期限，暫時將食品與日常生活相關項目的消費稅降為零。（食料品の消費税2年間ゼロ）

相較於部分在野黨直接主張大幅調降，甚至全面廢除消費稅，高市內閣的方案刻意設定時間上限與適用範圍，試圖在通膨壓力與財政紀律之間，向選民釋出「生活成本減負」的政策訊號。依照規劃，未來兩年內，包括飲食、食材等原本適用 8% 輕減稅率的項目，將暫時免除消費稅，以緩解家庭日常支出的壓力。

這項政策在選民之間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持，但同時也引發市場與財經界的高度警戒。日本目前的公共債務規模已居全球之冠，根據總務省公布的數據，2025年底日本的國債總額高達1,129兆日圓，對GDP比為234.9%，在七大工業國組織中高居第一。因此在不增加國債發行的前提下，政府要如何填補每年約 5 兆日圓（約等於新台幣1兆）的稅收缺口，作為社會福利支出的穩定財源，成為高市政權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部分國際金融集團與媒體包括花旗以及彭博更在今年1月警告，若減稅政策缺乏清楚的財源配套，短期雖可能刺激消費、拉抬民意支持，但中長期卻不排除重演 2022 年英國「特拉斯時刻」的市場動盪（當時英國首相特拉斯實施一個未有穩定財源支持的減稅方案，結果導致英國國債遭拋售、債券殖利率急升、貨幣波動擴大），反而動搖整體經濟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稅在本次選戰中並非單純的執政黨防守議題，已演變成朝野全面競逐的政策戰場。從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主導的「中道改革連合」，到國民民主黨、日本共產黨，甚至是保守極右的參政黨，各政黨幾乎都端出自己的消費稅減免方案，從「降回 5%」到「全面廢除」不等，形成高度競合的政治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內閣提出的「兩年期限、限定食品項目」減稅方案，反而被不少選民視為在民意期待與財政可持續性之間，所能想像的最大公約數。而在消費稅主戰場之外，另一個逐漸浮上檯面的爭點，則是外國遊客免稅購物制度的未來走向。

長期以來，免稅購物一直是日本吸引外國觀光客的重要誘因。2025 年，訪日外國旅客人數高達 4,270 萬人次，帶來約 9.5 兆日圓的消費規模，其中免稅金額每年超過 2,000 億日圓。若調整甚至取消免稅待遇，理論上可為政府增加額外稅收，用以彌補食品消費稅歸零所造成的財政缺口。

此外，現行免稅制度長期被批評存在漏洞，包括免稅商品未實際攜帶出境，反而流入日本國內市場，甚至被用於轉售牟利。相關亂象，也成為政府研議修正制度的另一個現實理由。

然而免稅制度若大幅收緊，勢必牽動整個國際觀光產業鏈，使得日本在亞洲旅遊與購物市場中的競爭位置受到影響。短期內或許能增加稅收，但長期而言，是否反而削弱日本作為「亞洲購物天堂」的吸引力，甚至壓縮國內消費動能，仍有待後續觀察。

從選舉結果來看，高市早苗與自民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授權，但這樣的勝利並不代表消費稅問題已經被「解決」。當減稅從競選口號進入到實際的制度設計與財源分配實作階段，真正的考驗才剛開始。

高市政權必須要解決通膨之下的民生焦慮、高齡化社會對於財政穩定的需求，與國際市場對日本財政紀律的高度敏感，然而這些問題並非容易達成，即便高市早苗在選後隔天的記者會上，正式表明這項政策希望能在今年夏天獲得通過，但高市政權仍面臨實施積極財政措施下的高風險。

也就是說高市政權如果能夠在財政改革以及穩定財源取得成功，那麼這場選舉的大勝，或許能轉化為真正的治理資本；反之，若減稅只停留在安撫情緒的層次，那麼消費稅這個老問題，仍將在下一次選舉前，再度成為反噬執政者的政治地雷，一句老話「全面執政、全面負責」，屆時民眾的不滿將有可能會強力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