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東老大哥?分屍案後默默和解的「土耳其-沙烏地聯盟」
2018年《華盛頓郵報》專欄記者、沙烏地阿拉伯籍的哈紹吉(Jamal Khashoggi)在沙國駐伊斯坦堡大使館遇害身亡事件,引起土耳其的高度關注,土耳其政府表示將會協助調查並將真相還給大眾。哈紹吉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異議份子,長期流亡在國外,外界始終認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MbS)與此謀殺案脫離不了關係。
在事件發生一年多後,當年在大使館內涉嫌謀殺的幾名嫌犯被判有罪並處以重刑,但沙烏地阿拉伯駐伊斯坦堡總領事奧泰比(Mohammed al-Otaibi ) 、王儲國政顧問卡坦尼(Saud al-Qahtani)與情報局前副局長阿西里(Ahmad Asiri)等高層卻被無罪釋放。
今年2月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解密報告指出,沙烏地阿拉伯王儲MbS正是下令批准謀殺行動的決策者。不過比起謀殺事件剛發生時土耳其政府誓言找出兇手,並將案件詳情公諸於世的強硬態度,如今卻不再對此事件有過多的評論。
另外,兩國近期也開始軍購案相關的會談,厄多安表示收到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想購買土耳其製武裝無人軍機的需求,雖然土耳其還並未答應,但從土耳其前後的態度轉換以及兩國互動更加頻繁中,可看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再度轉向。
從歷史上來看,自鄂圖曼土耳其時代以來,與阿拉伯半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就不斷交錯進行。在鄂圖曼強盛的19世紀,阿拉伯半島的勢力被親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部族所鎮壓,直到一次大戰後才正式獨立成與土耳其共和國平起平坐的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雖然是沙烏地阿拉伯獨立後首批承認與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但比起其他海灣國家,與沙國間的關係發展得比較緩慢。直到1957年土耳其與敘利亞爆發衝突危機後,沙國居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才加深與土耳其在外交上的接觸。
對美國而言,沙烏地阿拉伯雖是中東的重要盟友;但對土耳其來說,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仍隨與西方國家間的緊密程度而變動——特別當土耳其得不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支持時,就會回頭試圖拉近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最明顯的例子為1960年代後期,土耳其因賽普勒斯問題與美國交惡,當時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隨即轉向中東國家,1968年土耳其總理蘇乃(Cevdet Sunay)率團訪問沙烏地阿拉伯,除了極力發展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關係外,在經濟上也擴大兩國的商業往來。
1973年時兩國簽訂經濟、商業與科學合作協議,吸引許多土耳其人到沙國經商或工作,這些也在1980年代時為土耳其賺進大量的外匯。除了經濟上的互動更加頻繁外,擁有豐厚石油收入的沙烏地阿拉伯,也在1979年土耳其經濟危機時,向土耳其紓困4億美金。直到198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繼美國與德國後土耳其第三大的債權國,也造成土耳其在財務上高度依賴沙烏地阿拉伯的現象。
除了土耳其本身對外政策會影響土沙兩國的緊密程度外,中東地區的動盪也是加速兩國合作的推進器。例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1980年開打的兩伊戰爭以及多次的以巴衝突,都讓土沙雙方在不穩定的中東局勢中更傾向尋求彼此的合作關係。
1985年時,土沙兩國展開共同軍事行動,簽訂相關的軍事協議,由土耳其生產戰機提供給沙烏地阿拉伯,這對土耳其來說無疑是增加了一個國防工業的出口市場;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則是在區域內鞏固同一陣線的盟友。
但隨著冷戰結束,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再度轉向西方,對當時的土耳其來說,加入歐盟是首要目標,保守且伊斯蘭色彩濃厚的沙烏地阿拉伯自然就不是土耳其的重點發展對象。兩國間的關係更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後降到冰點。
首先是2011年爆發的敘利亞內戰,雖然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都對伊朗介入敘利亞局勢感到擔憂,支持相同的反政府勢力。但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目的在於牽制伊朗與俄羅斯的勢力發展,土耳其則是更注重在國內庫德工人黨(PKK)的問題,在庫德族問題上土耳其並未得到沙烏地阿拉伯充分的支持,敘利亞內戰並沒有為土沙兩國帶來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再來是2013年埃及軍事政變,由於兩國所支持的派系不同,讓歧見浮上檯面——在埃及政變中,土耳其支持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穆西(Mohamed Morsi)總統,但沙烏地阿拉伯卻將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恐怖組織,支持有軍方背景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總統。
埃及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土沙兩國間最大的分歧點,土耳其自2013年後就沒有與塞西總統有任何外交接觸,但從近日土耳其政府向埃及塞西總統釋出善意的舉動看來,未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會更偏向中東國家,連帶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可望更加緊密。
除此之外,2017年包含沙烏地阿拉伯在內的海灣國家對卡達實施外交封鎖時,土耳其選擇與卡達站在同一陣線,與海灣國家間的關係也連帶受到影響。當時的土耳其為了展現自己是「守護中東政治穩定與和平」的老大哥,在卡達設軍事基地保護卡達小老弟。同時也不偏心地向沙國提出設土耳其軍事基地的要求,但卻被沙國政府以「不需要」為由回絕。
雖然當時的卡達危機讓許多國家捏把冷汗,深怕區域裡的擦槍走火會引起更大的衝突,但最後仍和平落幕。海灣國家在去年底陸續取消對卡達的外交封鎖,也讓土耳其在發展與海灣國家間的關係上可以更加順利。
土耳其與沙烏地阿拉伯雖然同為穆斯林國家,但兩國在政治上的價值觀卻差異甚大。土耳其在經歷凱末爾的西化洗禮後,政教分離與反帝國思想成為土耳其的中心思想;沙烏地阿拉伯則受到瓦哈比主義的影響,目標建立一個政教合一且君主專制的國家。雖然在區域政治上都是偏美國陣營的中東國家,但彼此的路線不同,也是兩個國家沒有深厚合作關係的原因之一。
對於土耳其來說,自2016年政變後外交層面與西方國家逐漸疏遠,在敘利亞問題上又無法與美國達成共識,未來外交上的發展重點會更加傾向中東,包含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在內的國家,都會是土耳其外交上的重點國家。甚至也會持續與伊朗、俄羅斯接觸來牽制美國。
例如2019年時土耳其、伊朗與俄羅斯針對敘利亞問題所組成的三方高峰會,就對美國的警告意味濃厚。在土耳其傾向中東的外交政策下,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關係自然就相當重要。雖然土耳其對於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仍持保留態度,但土耳其並不想破壞目前兩國間的和氣,改善與沙國間的外交關係對目前的土耳其來說有利無害。
在去年G20領袖會議前夕,土耳其總統厄多安與沙烏地國王薩爾曼通話,表示兩國間對話的管道通暢,也暗示土耳其有意拉近兩國間的關係。一方面可以修補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希望沙國在自身與希臘的東地中海紛爭中停止支持希臘。
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介入葉門內戰後持續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聲浪,也有部分國家對沙烏地阿拉伯實施武器禁運,在此同時如果可以在中東增加擁有軍事實力的盟友,同樣也符合沙國的外交利益。然而美國是否還可以控制這兩個重要的中東盟友,以及是否可以在外交上同時滿足土沙兩國的利益,則會影響著兩國的外交政策與彼此間的關係。
雖然在哈紹吉案後,土耳其盡量釋出善意,但沙國3月時宣布關閉多間土耳其語學校的決定,此舉動仍引起土耳其國內不小的反彈。兩國的外交利益是否在未來可以朝著同一個方向發展,抑或是雙方暗地裡爭奪當中東大哥的小動作會逐漸浮上檯面,值得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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