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德國競爭力（下）：破滅中的經濟神話——兼回應李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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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拆解德式競爭力（上）：不只是「工業水準」而已——兼回應李家同〉

德國經濟的問題從短期來看，主要還是必須面對中國經濟放緩對德國出口的影響，以及美國可能持續發動的貿易戰；從中長期來看，德國與台灣類似，人口快速高齡化下，未來的勞動力補充會是一大艱難的習題。此外，德國產業發展當前的問題在於研發不足。

這尤其表現在德國的勞動生產力上。從（圖二）不難發現，德國的生產力自聯邦德國（FDR）「吞併」民主德國（GDR）後（即俗稱的兩德統一）的迅速發展，到2008年資本主義危機前的2007年，出現下滑的趨勢；自1992年2005年之間平均約保持在2%的年增率，在2005年之後直到今天，該數值腰斬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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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困境：企業研發不足與科學教育

哈默（Christian Rammer）與舒伯特（Torben Schubert）這兩位經濟學者發現，在1995-2013年間，德國大型企業（僱用人數>500人）的研發經費以每年6.6%的速度成長，而中小企業卻僅僅有1.6%；此外，德國創新的品質也越來越低。

諾德（Wim Naudé）與那格勒教授（Paula Nagler）指出，德國申請專利權的成功率在1980年代約超過五成，但是到1995年之後普遍低於三成。如同慕洛奇考茨基教授（Tomasz Mroczkowski）所說：

「德國在傳統領域以及傳統與中等技術的產業領域，如汽車、印刷與機械工具母機居國際領先地位，但是在半導體、計算機、3D列印、奈米科技、機器人以及分子生物學，這些被稱為驅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或工業4.0的領域卻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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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洛普教授（Christian Kastrop）與波納圖（Dominic Ponattu）特別重視德國的產業發展中關於技術「滴漏效應」的影響。他們認為，德國經濟發展的引擎在於先進科技，但如上所述，表現在專利權上的技術發展不僅越來越遲滯，且技術的滴漏效應也越來越差，這也表現在中小企業申請專利權速度放緩。

如果科技的滴漏效率低，將直接影響德國中小企業的獲利能力，這不只會阻礙經濟成長，同時還將擴大經濟上的不平等。此外，如根據熊彼德式（Schumpeterian）的積累模式，大企業才是最具有創新能力的機構，因為其擁有豐沛的資本，禁得起各種所費不貲的實驗，只有能夠從創新中獲得壟斷租金的企業，才具有創新動機。因此，德國大企業創新動機的衰退也不無是德國在未來經濟發展衰退的警訊。

德國比較擅長投資在傳統產業領域，對於應用已有的技術在工業製成品上，德國確實具有優勢，但是對於新領域與新市場的投資相對於言較少。這或許是因為缺乏創投，但更長遠來看，與德國的科學教育也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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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能夠從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表《世界人才報告2018》中發掘出這項問題：德國在「大學教育」中排名第12位（7.52分），但是在「科學教育」僅得第26位（5.87分）；台灣在兩者的排名與分數分別為第34位（5.60分）與12位（6.57分）。

德國的科學教育分數偏低所反映的，極可能是偏重應用科學技術而非創新導致的結果。德國的高等教育中，工程、製造與建築類別科系的註冊人數約佔全體的21%（2014年），這個數目約略是美國的三倍之多，這不僅排擠了其他科研領域吸收學生，著重應用技術的同時卻也弱化了基礎的研發工作。

更為棘手之處還在於德國建教合作發達，從學校開始學習的應用技術通常具有濃厚的企業特性（尤其是在中小企業部門），高度專精化的結果從積極面來看就是專業取勝，從風險面來看就是轉職困難。同時，因為熟練化之故，企業存在減緩創新的動機，不重視研發使得單位勞動力生產力停滯，自然不利於未來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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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財政盈餘究竟怎麼來的？

最後來談一談李家同教授所指稱的德國政府財政盈餘。財政盈餘不僅反應了德國不分黨派的政治人物，篤守財政紀律的保守政策取向，同時，對歐洲的經濟發展也可能未必是件好事。

除2007年出現少量盈餘外，在1989年後德國聯邦政府財政長期處於赤字的狀況，直到2015年才實現財政盈餘，持續至今已有四個年頭。然而，德國無論是處於財政赤字還是盈餘的情況下，德國政府的公共投資都落後於歐洲其他大國。

除了義大利、西班牙這幾年因為財政困窘而落後德國以外，義、西、英、法等國家在其他時間的公共投資佔GDP的比率都領先德國，隨著德國國家財政情況日益轉好，公共投資反而大幅減少。何以致此？梅克爾政府最近這兩任財政部長——無論是先前基督教民主黨籍的蕭伯勒還是2018年就任社民黨籍的蕭茲——他們對於聯邦政府預算的思維都是相同的：避免出現財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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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2019年間，聯邦政府投資佔GDP的比率都只接近1%，^註1這表示德國很多公共建設投資不足。《經濟學人》於2017年的文章〈德國的低投資率使得該國基礎建設搖搖欲墜〉中，便調侃德國財政富足卻吝於投資公共運輸與教育。

交通建設、校園建築的硬體老舊等問題長期存在，這些屬於邦及以下層級的行政單位，因為各邦財政狀況不一，在富庶的巴登符騰堡邦、巴伐利亞邦，以及經濟發展停滯的北萊茵西發利亞邦，公路建設上就出現不小的落差；甚至，德國人曾經驕傲但現在惡評不斷的德鐵^註2對鐵路建設的人均投資額，都還要低於瑞士、奧地利、瑞典等鄰近國家，甚至低於英國。

《德國之聲》於去年的報導中，直指德鐵應支出而未支出的經費約有320億歐元（約合新台幣1.12兆元）之譜，這直接造成德鐵到站準時率僅有73%（遲到七分鐘以內皆算準點），時速可達300公里的高鐵快車（ICE）僅有20%是功能完全正常的；在飛航上也是如此，自由民主黨籍的聯邦眾議院議員盧克希克（Oliver Luksic）也不禁抱怨，每到夏天德國客機就常誤點，不只各地的機場擴建裹足不前，就連飛行員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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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德國在教育上的投資的趨勢也是下降的。德國公立大學的經濟主要來自於邦政府預算，但總的來說，各個邦在教育上的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於1991年佔GDP的0.23%，到2017年則降低到0.1%。如果連大學都是如此，不難想像中學以下教育機構的軟硬體老舊的狀況。

而最為人詬病、同時也最為影響未來生產力的恐怕還是德國的網際網路。無論就普及度還是網速，德國都只能說是一般般，甚至還遠低於東亞國家與大部分東歐國家的水準。以網際網路光纖化的普及率來看，德國在世界主要國家與歐洲國家的評比幾乎都是敬陪末座，這表示德國聯邦政府以及私營企業都不注重寬頻、光纖網際網路等需要政府投資的公共建設。

最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梅克爾總理於2015年表示「數位化生產對德國的繁榮富裕至關重要，德國可成為工業4.0標準的推動者」言猶在耳，但大家莫不好奇，網路與資訊技術相對落後的德國，要如何在工業4.0的浪潮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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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應該擺脫『財政保守主義』的拜物情結。」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於德國低水準的公共投資也感到「不滿」。

去年IMF對德國提出的政策建議中明確表示，德國應該增加公共開支於基礎建設、教育以及數位基礎建設；此外，還包括社會建設，諸如改革退休金制度，使更多退休民眾不至於陷於貧困、增加公共幼托服務與全日學校，給德國婦女更多機會成為全職勞工。IMF總裁加拉德（Christine Lagarde）也表示，像是德國以及那些經常帳出現盈餘的國家，必須為保護主義的興起負部分責任。

財政部長蕭茲大致上接受了IMF的提議，承諾將增加投資於國防、網際網路、交通運輸與教育，並透過對中產與中下階層民眾減稅，提升最低工資^註3，使民眾能夠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但也不要有太多的期待，這位社民黨籍的財長與保守派同樣篤守財政紀律，相較於台灣政治人物動輒大量舉債、興辦公共建設刺激景氣，德國持續擴大公共投資的機率甚低。

這也不能說蕭茲錯了，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從德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如同蕭茲所言，健全的財政使德國政府——以及歐元區內其他各國政府——不會過度地依賴於金融市場；而從市場發展面來看，如同埃士信（IHS Markit）經濟預測公司分析師克萊恩（Tom klein）所說：因為延滯了公共投資，德國政府已經流失了通過策略性投資，給未來帶來強健經濟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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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國看台灣：另一個低投資率的重症病患

談到德國的情況就不免拿台灣比較一下。兩個國家都屬於外貿導向型的國家，經濟命脈主要依賴出口「賺全世界的錢」，但到底誰比較會賺？台灣可能還要更勝德國一籌。

光就2017年的數據來看（圖三），台灣貿易經常帳盈餘佔GDP的比率高達14.8%，而德國大約8%，即便德國在2015年最高點時也不過8.9%，而台灣最差的2011年還能有8.4%。這麼會賺世界錢的台灣，怎麼會讓李家同教授反而去羨慕德國呢？相較於我們先前提到不願意投資於公共事業的德國，台灣政府還是願意花錢的（圖四），但也可以說，台灣國家財政仍是入不敷出。這之中的癥結，應該是出在台灣的稅收政策。

德國與台灣受僱者的租稅負擔率^註4大不相同，在不包括社會安全捐的情況下分別約為23%與13%，德國民眾要繳納更多稅收才能支撐得起福利國家。而台灣也因為民間與政府兩造都篤守供給面經濟學，表現在稅收問題上就是「減稅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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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政府在2018年縣市長選舉慘敗後更祭出全民大減稅的手段，使台灣共177萬中低收入家庭能夠免繳所得稅。更不消說，台灣政府對於富人最重要來源的各項資本利得稅，以及企業所得同樣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然而，減稅有促進投資嗎？

先前降低企業營所稅到17%的結果是企業存款大幅增加，民間固定資本形成淨值並未顯著成長，民間投資其實陷於停滯，也無怪乎科技部長陳良基都感嘆台灣陷入低薪大環境與人才相繼出走的局面，台灣又要如何維繫經濟動能？

最後，套用經濟社會學的話，科技也是「鑲嵌」在社會之中，與既有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一起互動與成長。任何一廂情願的「學習ＸＸ」、「ＸＸ經驗」都無法簡單地複製。李家同教授眼中成功的德國不是只有卓越的工業水準，而是諸多經濟與政治制度與條件下相結合的結果；而今天的德國，可能也恰巧處於即將耗盡了使其卓越的條件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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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