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天朝再臨？——美國國防部長談明朝朝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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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日，當時在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的我，在中心所舉辦的東亞研究教職員餐會上，遇到了專長為中國明清史，剛在今年1月13日去世的南加大歷史系榮譽教授衛思韓（John E. Wills Jr.）。退休多年的他與我並肩坐著，主動並親切地問我，到南加大所為何來，以及研究題目為何。當他知道我的研究題目涉及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時，語重心長地用中文對我說，這是一個危險的概念，研究時要很小心。^註1

那句「要很小心」的忠告不斷縈繞在我心裡。作為少數在台灣相對早開始進行國際關係與歷史學跨領域研究，特別是專注中國古代國際關係與戰略文化的學者，我自然明白衛思韓教授認為朝貢體系「危險」的原因為何——它太複雜，每個朝代的實踐都不完全相同，與它的周朝起源更是南轅北轍，以致於學界還在爭論它的存在、形式、實質，與價值。所以當我讀到《日本經濟新聞》的報導，指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將當代中國的對外戰略比擬為重建明朝的朝貢體系，內心充滿了震撼。

馬提斯可以說是第一個美國重要官員，在訪問東亞國家時主動提出朝貢體系。一方面，就如《日經》的報導所言，突顯他內心對中國崛起的觀點，以及他並不避諱把這種個人觀點與盟邦重要官員一同分享。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希望藉由提起歷史，讓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警惕中國崛起，在美國還沒有辦法全力對付中國之際，加強與美國的合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但什麼是「朝貢體系」？為什麼像衛思韓這樣的大學者會認為這個概念「很危險」？馬提斯刻意提這個「危險」的概念，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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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之如虎？中國官方絕口不提的「朝貢體系」

筆者是國際關係學者出身，所以對朝貢體系的概念也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出發。雖然朝貢體系起源於周朝，不過其一般意義是指古代中國的大帝國，按照所謂的「天下觀」，在東亞建立的以中國為核心，與中國的政治交往、經濟貿易遵循中國制訂的規範，他國中央政府合法性由中國承認，中國也（通常）負責整個體系秩序。

朝貢體系與當代我們所熟悉，發源於歐洲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最主要的差異之一，就是國際地位的不平等。西伐利亞體系之下的國家，各國主權之上沒有更高的政治權威，國家無分大小，統治者身份無論是皇帝、國王、貴族、總統，皆無等級高下之分，也不是只有特定國家才能稱王稱帝。但是中國的朝貢體系則是階級型國際秩序，中原華夏帝國位居整個體系的核心，其統治者是體系秩序的最高政治權威，也只有他才能稱皇帝。其他體系內的國家如果要與中國交往，必須先接受中國的「冊封」，接受中國的政治地位高於本國，才能以中國賜予的政治名號和中國交往。如果違反了這項法則，依照情節輕重，中國可以拒絕甚至斷絕與其往來，也可以出兵討伐。^註2

這種限制不僅是在政治層面，也存在於貿易層面。若無中國中央政府依據朝貢規範賜予的許可，其他國家無論官方或民間，都不能與中國進行正式貿易。由於和中國進行貿易具有龐大吸引力，特別是對日本這種孤立的島國，以及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此中國也將朝貢之下的貿易作為「羈縻」其他國家的手段，迫使他們為了與中國貿易，不得不接受冊封與朝貢的規範，同時應中國的要求取締違法走私、搶掠等行為，從而確保中國邊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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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也因此負有替朝貢體系成員排解糾紛、解除國家安全威脅的責任。如果有成員國的王室被篡位，或君主被殺，中國也有責任舉著像維也納會議（Vienna Congress）的「正統原則」大旗，興師問罪，恢復正統；要是有成員國被滅了，中國也有責任讓他復國。這就是儒家所謂「繼絕嗣、興滅國」的崇高理想。

美國的同盟體系，以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放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換取這些國家「選邊站隊」，也因此被某些學者視為一種「朝貢體系」。比如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政治學系教授萊克（David Lake）就秉持這樣的觀點，認為美國與其盟國之間也存在階級體系。不過，美國與其盟國之間，無論實質關係是否平等，終究是按照西伐利亞體系的規範原則互動，美國本身並非這個規範的源頭。美國的敵國或其他非盟邦國家，也是按照西伐利亞體系的規範與美國交往，並沒有被排斥。美國對其盟邦的協防責任，則透過雙邊或多邊條約明確規範，成為一種「義務」。

朝貢體系的規範來源是中國本身，本體上就與美國不一致。朝貢體系也排斥不依照中國要求走的國家與其交往，特別是在貿易。而中國對於體系內成員的安全責任，並不是條約明確規定的義務，而是皇帝對臣民的道義，因此實際上是否真的盡到這種責任，完全要看當時的環境而定。雖然儒家喜歡講「繼絕嗣、興滅國」，不過對於中華之外的異族，他們非常反對「竭中國役四夷」，強調中國皇帝的本務還是要「中華優先」，只要異族的安全威脅不會危及帝國本身，或者不對皇帝的合法性來源構成威脅，都可以緩一緩，甚至不以實際行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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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系，三個危險

雖然朝貢體系是一個實際上應該存在的事物，但為什麼衛思韓教授當年會對筆者說，朝貢體系是一個危險的概念呢？其實這與方才所言的「中華優先」，反對「竭中國役四夷」等有關。歷史學者王賡武曾針對明成祖在東南亞建立的朝貢體系表示，這個體系在明成祖死後得不到繼任者的支持，明朝沒有使用武力作為維繫體制的決心與意志，自然很快萎縮，不會有什麼永久性的制度存在。

所以從學術觀點來看，到底是否真的在歷史上長期存在一個穩定且運作良好的「朝貢體系」，就是這個概念的第一個危險之處。西伐利亞體系從1648年開始發展，至今還不到四百年，如果按照國際關係學界「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的觀點，各國直到18世紀初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才確立必須以權力平衡作為維繫體系運作的共享觀點，也才剛突破三百年。在這數百年內，歐美國家很努力地擴充體系規範的內涵。

相較之下，東亞的朝貢體系不是基於所有國家擁有向中國朝貢的共識而確立，可說單靠中國的力量建立與維繫。然而只有少數中國朝代的力量足以維繫朝貢體系一百年以上的時間。再者，每個朝代的對外觀念與面對的戰略問題並不一致，實踐更因此而不盡相同。尤有甚者，同一個朝代都可能在不同時間出現不同實踐（最有名的個案就是「鄭和下西洋」的迅速瓦解），這樣如何稱為穩定的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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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系概念的第二個危險之處，是很難用單一面向觀察與下結論。除了上述的政治面，也有學者從國際貿易層面來解釋朝貢體系的存在。周朝的制度之所以有「貢」，體現出階級制度下，周王以祭祀為名義，對體系內其他國家的經濟剝削。到了帝國時代，皇帝的祭祀不再需要從其他國家取得，對他們沒什麼特別的經濟需要——如果有，已經打下來了。

但是作為掌控幾乎整個大陸精華區的龐大帝國，以及文化、經濟發展程度較為先進的地區，其他中小型國家都有跟中國進行貿易的需求，無論他們是否在政治上接受中國的朝貢名義。這也就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等人，主張朝貢體系的實質是貿易而非政治的主因。

第三個危險之處，就是朝貢體系（如果存在）的本質是否比西伐利亞體系更「和平」。西方國際關係學界對此爭論不休，例如我在南加大的導師，韓裔學者康燦雄（David Kang）是主張明清朝貢體系比西伐利亞體系更和平的體系，但是他很謹慎地把「體系」的範圍侷限於中日韓越四個以儒家為主的國家，認為雖然有明成祖曾經征服越南，以及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個案，但跟同時期的西方比起來，戰爭頻率實在低多了。另一派則反對，如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華裔學者許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就曾對我說，為什麼中日韓越四國不常發生戰爭？因為自認為打不過中國，那戰爭自然就不會發生。

依筆者的淺見，朝貢體系當然可以比西伐利亞體系和平：如果有辦法讓全天下都歸順，那當然就不會再有戰爭；如果鄰國像日本德川幕府那樣堅持「鎖國」，或者大家都往其他方向擴張，彼此的目標不重疊，也不會有戰爭；如果像宋朝以及明朝中葉那樣，應付游牧民族的威脅及內部問題都焦頭爛額了，想要關起門不理天下事，當然也不太可能打仗。但另一方面，世界上很難發生其他國家自動心悅誠服來歸順的事情，相互競爭的大國更不可能，要達到全天下歸順的「王者無外」最高理想，除了打仗還真沒辦法。

朝貢體系的「和平」就像打電動，沒到最後把大魔王幹掉不算破關。而在打倒大魔王之前，也跟西伐利亞體系一樣充滿血腥的戰爭。漢朝跟匈奴的戰爭大家都耳熟能詳；唐朝立國以來，東北、西北、西南的對外戰事從沒少過，有些方向還不只打一次；清朝也是打得不亦樂乎，入關前打蒙古、朝鮮，與大明，入關後打李自成與南明；以後又繼續跟準噶爾帝國從康熙打到乾隆，還跟緬甸、廓爾喀也打了幾次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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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的態度

一個連學界都不容易把握其性質的捉摸不定概念，很難被官方運用作為政策基礎，中國官方對朝貢體系的態度就是這樣。雖然中國學者特別是軍方出身的學者，喜歡頌揚朝貢體系的對和平的「貢獻」。特別是明朝的「鄭和下西洋」常被中方宣傳為，中國即使強大也不會搶奪他國土地，與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他國的歷史形成鮮明對比——但是中國官方對朝貢體系可說絕口不提，畏之如虎。

中國不提的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害怕被其他國家斷定中國就是要「稱霸」。中國官方對朝貢體系並不熟悉，無法在外交上嫻熟運用。如果貿然推動，難保最後還是會被推導為中國企圖稱霸東亞、把其他國家列為屬國。中國數十年來不厭其煩講到嘴巴快破掉的「不爭霸」宣言，就可以被送進墳墓裡追思。

另一個原因，則是現實上無法重現這個體系，也沒有必要。清朝在1880年代曾經試圖在朝貢體系的基礎上，揉合西伐利亞體系對屬國的條約規範，正式把朝鮮與中國的宗藩關係條約化。希望藉此讓西方能明白朝鮮的地位，又能保持宗藩關係，不被日本破壞。這項努力最後失敗，日本的反擊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朝鮮民族主義的崛起及的抵抗，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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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沒有任何屬國，如果打算要重現這個體系，勢必得在國際規範另起爐灶，吸引其他國家加入。但是，雖然「亞非拉」國家很願意在經濟層面與中國加強關係，他們是否願意在國際法層次脫離現在的主權平等地位——這也是中國常常掛在嘴巴上的「和平五原則」的一部份——改加入中國自己創立的階級式國際秩序之下？答案應該是呼之欲出。就算有國家真的願意加入，這麼做也會立刻引來其他大國的反彈。

中國近年來，本來是以西伐利亞體系的規範，創造出許多親疏等級不同的「夥伴關係」，同時也開始主辦許多國際論壇，甚至創立國際組織，一方面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及影響力，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另一方面則藉此滿足自己對朝貢體系「萬邦來朝」榮景的懷念。如果要在國際規範另起爐灶以重現朝貢體系，把原來因為利益及雙邊關係的親疏不同而包裝的階級關係，正式變成國際規範上的階級關係，那麼就算美國總統川普的政策再怎麼讓國際社會憂慮，也很難壓過中國的舉動。我們很難想像，那些高呼中國應該從美國手中接下全球化大旗的人士，會同意讓自己成為中國的朝貢者與屬國。中國過去辛苦打造的關係，很有可能登時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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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提斯的用意

如果中國官方的政策並非追求重現朝貢體系，而且實際上也不太可能，那麼馬提斯在日本大膽地做出這樣的比喻，用意為何？

馬提斯在訪問日本前先到南韓，但是他選擇在日本而非南韓提明朝的朝貢體系，這麼做的考量，或許他認為南韓的主要威脅不在中國，且相對於日本，南韓也缺乏協助美國制衡中國的能力等因素有關。在日本談論朝貢體系，更能引發日本的危機意識。

歷史上，日本只有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期間，曾短暫加入明朝的朝貢體系（1401-1408），此外幾乎不曾被正式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19世紀末更是清朝朝貢體系的最大挑戰者之一。朝貢形式也讓足利義滿的政策，在幕府內部引來義滿的重臣斯波義將，以及義滿的繼承人，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的強烈反對。義持與義將在義滿死後，迅速在1411年斷絕與明朝的朝貢貿易。

訪日時，馬提斯不僅稱讚日本對於美軍防衛分擔比例是其他國家的「模範」，又表示日本增加防衛支出難能可貴，還先於川普之前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承諾，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協定》第五條的規定，美軍有防衛的義務。此時再提及明朝的朝貢體系，即是向日本釋放必須加強美日關係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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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倍政權希望藉由日俄和解，來解決北方四島領土問題並牽制中國，然而歐美國家由於烏克蘭及敘利亞問題的反俄情緒，強烈反對日俄接近，美日關係在去年因此變得尷尬。川普就任後，美歐關係出現裂痕，美俄關係短期內也不容迅速改善，特別是親俄大將國家安全顧問弗林（Michael Flynn）走馬上任僅25天即辭職，日本遂成為川普政權為數不多能強化大國關係的目標。

由此能看出，馬提斯可能是川普政權內對亞洲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影響力甚至可能因為弗林的遺缺，可能改由昔日曾在美軍中央司令部擔任馬提斯副手的海軍中將哈爾瓦爾德（Robert Harward）接任，而進一步提升。

中國不斷強烈反對南海仲裁，也想要擺脫美日兩國的影響，與東南亞國家一起就《南海行為準則》制訂框架草案。馬提斯這時提出明朝朝貢體系，配合他與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會談時，嚴厲譴責中國的海上行動已成亞太安全的大患，並抨擊中國拒絕接受南海仲裁，也不願意遵守國際法，只想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很可能就隱喻，中國或許想要藉由反對南海仲裁，在東亞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範。

馬提斯可能還想到，這種作為包括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緊鑼密鼓進行中的「一帶一路」規劃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這些行動無一不遭到日本的抵制：日本與美國一起反對「亞投行」；日本也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激烈競爭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訂單；安倍更希望藉由「海洋法治」，在東南亞建立牽制中國行動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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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馬提斯應該也不會忘記，西方在過去十幾年來，曾有一股將鄭和下西洋與中國崛起並發展海上力量相連結的熱潮。美國國防部在2005年也針對中國的海軍擴張，以及從南海進入印度洋的海上發展，提出所謂的「珍珠串」（String of Pearls）概念。

我們不難理解這種連結產生的原因：大陸型帝國的中國，歷代只有明朝曾經主動派遣海軍拓展朝貢體系的範圍，不僅涵蓋東南亞，還遠達印度洋西部的非洲東岸。而這段歷史，又被許多中國學者宣傳為，明朝在過程當中沒有殖民他國、佔領土地，與西方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帝國主義殖民史，完全相反。以此作為反駁中國崛起必將稱霸的論述。

鄭和下西洋隨著明成祖之死，很快就結束，明宣宗宣德五年最後一次下西洋以後，再也沒有其他類似的行動。這表示明朝並非刻意塑造本身成為海洋帝國，只是為了政治上的威望性需要而這麼做。但即使如此，明朝其實藉由鄭和下西洋而控制了麻六甲海峽一段時間。更有甚者，明成祖打破其父定下來的祖訓，將朱元璋列為15個「不征之國」之一的越南（安南）併吞。據《明史》記載，此舉甚為有助鄭和的任務，害怕也被明朝併吞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紛紛自動加入朝貢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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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國已經發展出強調自己是「陸海兼備」大國的身份認同，南海主權爭端的民族主義需求與政治威望價值，加上能源運輸的迫切必要性，在在使得包括南海、麻六甲海峽、印度洋等水域，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性遠超過當年的明朝。中國的海上擴張，顯然不會像明朝那樣只是虎頭蛇尾的階段性需求，可以預期未來也將持續下去，甚至在數量上尋求超越川普政權的350艘海軍計劃。

不過，中國無法完全擺脫其陸權性格，美國如要壓倒中國的海洋發展，就是在亞太部署更加優越的海上力量，迫使中國承認，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於海上取勝，就像一個世紀前的英德海軍競賽那樣。由於美國海軍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完全集中於東亞，日本的海上力量對美國就更加必要。

因此，無論從較低層次的海洋戰略，或較高層次的亞太權力平衡角度，日本對於川普政權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重要，除非中國突然像蘇聯那樣倒了。馬提斯在日本提明朝的朝貢體系並非無的放矢，儘管中國真的能主動重現此一體系的可能性不高，但對於他強化美日合作的目標，已經足夠。不過，未來川普政權的亞太政策走向如何，還有待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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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