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是荒野(下):戰後的東亞,仍在戰爭舞台踏步
為了阻止日本再度被戰火吞沒,日本年輕人們怒紅了雙眼,握緊拳頭;同時日本政府為了阻止左翼勢力與反戰勢力,將武器轉向本土戰後青年們。但,那一地的血留下巨大疑問:為何終戰沒有帶來和平?為何美國的存在迫使日本與戰爭的關係難分難解?
如果1960年代是日本的狂飆年代,那麼7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的反抗勢力陷入冗長的沈睡期。往後數十年間,沖繩回歸,卻因美軍基地遲遲不撤,進而發生數起少女幼童性侵事件,引爆胡差暴動等在地抗爭。直到2015年夏天,強化美日軍事同盟的《新安保法》的闖關逼得日本社會逐漸甦醒,代表年輕世代的反戰勢力SEALDs崛起。
隨著《新安保法》的通過,SEALDs宣布解散;首相安倍於今年八月初任命自民黨內極右翼的稻田朋美——嶄新的日本,正朝向武裝的道路上前進。
▌稻田朋美帶來的訊息:過去就是此刻
今年8月3日,安倍晉三公布最新內閣成員名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新任防衛大臣(相當於台灣的國防部長)稻田朋美。
稻田的上任被視為安倍於2015年7月通過《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日文:安全保障関連法案。為與1960第二次安保法區別,後稱《新安保法》)過後的第一個有力的政治表態。
早稻田大學法學系出身的稻田朋美於政壇發跡之初,曾就慰安婦議題與日本戰爭責任論爭公開表示——慰安婦制度乃是戰爭動員時期的產物——也就是說,慰安婦是「國內」問題,並不適用於「國際」的戰爭咎責範疇。換句話說,慰安婦是戰爭體制下「軍需」的一部份。以稻田的思維而言,壓迫與戰爭迫害的責難就此站不住腳。
事實上,日本政府曾經試圖採取較為幽微的方式「回應」慰安婦問題。1995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提出「亞洲女性基金會」(日文:アジア女性基金),試圖以此基金會進行慰安婦的撫慰與賠償工程。然而,問題在於,該基金的資金來源除了政府資金之外,尚有民間募款;也就是說,此基金會並不能被視為官方組織。
一直以來,該基金會的雙重資金來源被視為日本政府安撫國內極右翼與保守勢力的說詞之一。非政府獨資的基金會意味著日本政府尚未以國家立場,正式肩負起慰安婦議題的相關戰爭責任。如果對那幾年的新聞有所印象,台灣的慰安婦阿嬤們便曾遠赴東京抗議,甚至提告。
更糟的是,台灣慰安婦阿嬤們的求償之路似乎已來到了終點。
2015年12月底,在美國的積極斡旋下,安倍政府與南韓朴槿惠政權就慰安婦賠償問題走到協商的最後一哩路。安倍政府就戰時估計達20萬人的南韓慰安婦,公開表示歉意。朴槿惠政府亦宣稱,一旦日本堅守他們的「誠意」,南韓將就此視為兩造就慰安婦議題和解的最後,且不可逆的一哩路。
今年7月,首爾方面正式成立專責基金會1930至1940年代日本戰爭體制下南韓慰安婦的賠償金問題。基金來源為安倍政府準備的950萬美金(約3億台幣)。然而,朴槿惠政府要求的一向是:正式道歉與符合法律責任的賠償。然而,安倍政府並不這麼看待自己的和解手段。
首先,為了消弭國內保守勢力,也就是支持者的不滿,安倍率先於2015年撥款持續安撫國內戰爭受難者照料與醫療補助工作。同時,他強調對南韓的資金並非法律賠償,而是一種贖罪——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延續一貫的否定對南韓戰爭責任的立場。
而此等各說各話的和解之路為何仍能走上最後一哩路?一切必須歸因於面對北韓核武威脅與軍事姿態強硬的中國,南韓、日本與美國皆身處於同一條船上。為了可能的新的戰爭,日美韓決定放下舊恨。此等「拿過去交換未來」的外交政治,無形中是對前述在中朝鮮人吳雄根的過去最大的諷刺;也是對此刻中華民國政府在太平洋國際位置上的輕視。台灣目前僅存的3位慰安婦阿嬤們,還在與社會輿論爭辯自己當年究竟是不是自願的時候,日韓已為了太平洋戰爭框架而悄悄地握起雙手。
無可否認的是,戰爭始終是人打出來的。所有面對戰爭的補償回應,都被認定是朝向於戰爭中受傷的個體出發。然而,無論是稻田朋美或是安倍晉三乃至於朴槿惠政權,「人」變相成為戰爭賠償的最後考量。
而身為71年前戰爭現場的成員之一,台灣的慰安婦阿嬤仍舊是時間與政治的他者。
▌基地是戰爭的誘惑
就任防衛大臣後的稻田朋美在論述力道上收斂不少。然而,在今年9月與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面會時,稻田仍就普天間基地因飛安問題,計劃遷往邊野古基地一事表達堅定立場。面對強大的在地反對聲浪,翁長雄志無法忽視甫於今年5月間發生的美軍人員對沖繩女子性侵致死案,進而與稻田僵持不下。對翁長來說,他所欲抵抗的不僅是普天間基地遷移邊野古提案。追根究底,他的政治目標是讓佔地不到日本領土1%的沖繩得以自負擔日本境內70%美軍基地的枷鎖中解脫。
迄今,邊野古基地抗爭也已邁入第8個年頭。對反基地的人們來說,基地人員不受日本憲法管轄早已是過去71年的困擾。無論是偷竊或是性侵案,一旦嫌疑人員步入基地,沖繩縣警察局便無能為力。
然而,面對「基地可以帶來和平與防禦性安全」的旗幟,部分沖繩人民乃至大部分的日本人民都在談到美軍基地問題是選擇退讓。對這些非抗爭者來說,基地是日本遵守和平憲法精神的例證與壁壘。
對此,為了撐起反邊野古基地的論述空間,運動者們開始主打環境保育論述。強調美軍長期佔領邊野古海灣已嚴重妨礙當地漁民與位處海灣的漁場的互動空間。同時,為了擴增邊野古基地而在作業中的填海計劃,也因為翁長雄志主導取消,致使日本中央政府向高等法院控告沖繩縣縣府違法行事的局面。
當環境保育逐步成為邊野古基地一旁的抗爭現場的論述主調,不難發現,「基地的正當性」始終是沖繩當地抗爭的最主要論述困境。研究美軍海外基地長達6年的大衛范恩(David Vine)卻嘗試提供不一樣的視角。
范恩首先對基地有利於安全提出高度質疑。他的研究經驗資料顯示,北韓從未因為美軍的近身駐紮而鬆緩武裝。相反的,正因為彼此之間是如此靠近,面對高度武裝的美軍,北韓沒有鬆懈的理由,反而更加積極發展軍備。
范恩以北韓一例說明,基地的存在往往無法舒緩緊張情勢,反而更有可能將戰事推向一觸即發的局面。
在美國的立場,基地的存在除了防禦機制之外,同時也為了曠日持久的戰爭與維和行動的縮短後勤陣線而存在。然而,弔詭的是,美軍海外基地多數位處盟國國境之內,並非而今我們或多或少知曉的那些戰場之中。同時,戰後的美國早已成為世界武裝能力最強的國度。如果是為了迅速派遣軍隊至海外的緊急衝突現場,美軍軍備早已顯著縮短後勤陣線。幾乎整個世界就在眼前的美國,並沒有必須持有海外基地的必要性。
范恩直言,美國目前的基地網早已不是該國唯一或必備的軍事選項註1。
▌廣島原爆之後,傷痕還在增生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投降後不久,美軍即刻進駐身為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軍事設施要點,廣島西南方的軍港吳市(くれ)。在該年10月至12月的統計中,共有263件由外籍軍人犯下的刑事案件,其中84件為性侵案。當時在廣島當地的外籍軍人以美軍為主,專長研究日本戰爭責任的田中利幸教授推論,有明確理由確信其中案件多數由美軍犯下。
隔年,1946年1月,由英軍統領的BCOF(British Commonwealth Operation Forces)正式進駐吳市,一直到1952年因應韓戰,才終結佔領任務。BCOF的組成以英國,澳洲,紐西蘭,印度籍從軍人員為主。不難想像,BCOF的到來迫使廣島平民的處境更為艱難。光是1946年單一年度,便有800件已通報犯罪,其中性侵案為佔據最高比例38%,共303件,其次為敲詐犯罪。
時任BCOF犯罪調查官的澳洲籍軍人Allen Clifton回憶起那個場景:
我站在廣島醫院的病床邊。床上躺著一名日本女孩,失去意識的她,烏黑的長髮凌亂地披在枕上。一位醫師與兩名護士正在努力拯救她。一個小時前,她被20名澳洲籍士兵強暴。當我們發現她時,她被丟棄在一塊閒置地上。
...待在室內並不足以保護女性。曾經有那麼一夜,一已婚婦女正獨自在旅館房內閱讀。那晚,她的丈夫因洽公而外出;與房間僅僅相隔一道紙牆的室內,有一群日本男子正在打紙牌。婦女在閱讀途中睡著了,油燈仍持續點亮正個房間。半途間,女子驚醒,她發現一名澳洲軍人正跪在她的床榻邊,另一名則搖搖晃晃地站在門邊。那酒醉之徒的醉語秋波,足以預示接下來發生的事...。隔壁房的日本男人們就這麼聽著,看著。他們目睹一切卻未介入。稱他們是懦夫並不切實。真正的原因尚在別處,潛藏在他們那盲目、不曾質問日本政府設定佔領軍那超越日本司法的位階之中。
那群日本男子們最後走進警察局並報了案。但當地警察卻沒有權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知我們,而一切為時已晚...註2。
BCOF與美軍的駐紮除了是去武裝日軍之外,重建廣島亦屬他們的業務範圍之內。然而,Clifton的回憶卻驚駭地指出,日本政府於終戰後交出主權的狀況,致使日本平民面對終戰後的下一場戰爭。而這些故事又與過去20多年來美軍駐沖繩基地發生的事件如此相似。彷彿,終戰71年後,日本本土仍未真正脫離戰爭。至少,基地的存在無形中讓戰爭遁入日常,致使一個個平民的人生傷痕持續增生。
▌不再讓記憶是荒野
冷戰過後,戰爭並未自東亞落幕
新的戰爭到來,舊的戰爭仍在等待梳理的空間。因為冷戰,各種傷與倖存轉瞬成為東亞各國與美國交易的籌碼。歷史學者藍適齊曾經寫下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故事註3。在他的研究中,台籍戰犯是真正的歷史他者。有因為日軍翻譯官的身份,被推上絞刑台;也有因為是戰俘營獄卒的身份,而以B、C級戰犯身份處死。
甚至,當部份台籍戰犯自東京巢鴨與各地監獄步出時,他們並不確定自己應該被遣送回台灣,還是日本。因為,何處都是政治上的異鄉。
「美國在東亞」一直都不僅僅是中國、韓國、菲律賓與日本之間的故事。一直到1979年,台灣也曾經是美軍的重點軍事基地駐紮點之一。只是面對戰爭,我們長期失去感知能力。關於廣島,沖繩與日本本土,那不僅僅是前殖民母國的故事而已,通過這篇文章,不難發現,台灣的身影時不時與日本連繫一起——儘管那並不是情感的相繫,而是美國對太平洋戰略底下形成的命運共同體。
只是,我們都忘記了,局勢是怎麼走到這裡的。猶記得戰時日本帝國的尾聲,大東亞共同體的概念成為殖民地人民朗朗上口的語彙;時至今日,物換星移,不變的是,大東亞共同體仍是日本右翼的主調,甚至成為日本右翼反對美軍基地的主要語彙。
可是,如小熊謙二,川本三郎或是在沖繩邊野古基地抗爭的人們,卻起身抵抗「戰爭是和平」的論調。他們用生命經驗與抗爭歷程證明,無論戰事走向何方,那中間一定會有傷。而人們永遠不知,因為戰爭,延伸出的傷痕可以如何令人不忍卒睹。
戰爭是種誘惑,點燃權力,利益追逐與壓迫的慾望。眼見2003年英美對伊戰爭早已被視為是一場罪惡之戰。今年6月,英國樞密院公佈耗時7年的《伊拉克報告》(The Iraq Inquiry Report),報告中指證歷歷時任英相布萊爾與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是如何共謀出一場「以人道主義為名的血腥戰爭」。為此,布萊爾道歉卻始終挺直腰桿說,時光倒回,他還是會這麼做。
近年又因聯合國介入敘利亞內戰卻遲遲未見戰火停歇,美軍引領的盟軍與俄羅斯在敘利亞的高空交火,孩童與當地醫護人員成為內戰傷亡的最主要來源。直至近日,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指證英國長期涉入敘利亞總統一家的貪腐。甚至,聯合國被公開指認放任敘利亞政府介入人道救援工作,導致70多個國際救援團體拒絕與聯合國延續合作。
這個世界正在以真實發生的火與流過的血,透露一項訊息:所謂的「惡」並不僅限於冷戰時期的社會共產國家與中東世界的極端組織,在對峙的局裡,只要手持槍火的,都有可能成為惡人,都有可能成為「危險」的來源。而戰爭唯一到不了的地方,彷彿就是和平。
2015年《新安保法》的通過,預示了日本與美國間的合作不再僅止於遠東戰場。甚至,通過《新安保法》,只要有日本國國民在世界任一角落受到生命威脅,日本便有宣戰的權利。同時,只要美軍在這個世界任一角落需要自衛隊,日本便有出任務協助的義務。當年由駐日盟軍佔領政府GHQ親手頒給日本的憲法第九條,已在一定的意義上遭遇美國與日本政府否定。
根據《新安保法》,駐紮青森的日本自衛隊東北第9師團,將於今年11月將350名技術人員以聯合國任務(UNMISS)名義派往南蘇丹共和國。主因在於,自2013年底,南蘇丹身陷內戰戰火中,而美國與聯合國需要日本的協助。
目前規劃,第一支派駐師團將賦予「保護」其餘軍師的任務。同時,接受協助保護位處南蘇丹朱巴(Juba)的難民營任務。稻田朋美對此充滿信心地表示,這對自衛隊無疑來說是一樁好事。畢竟,眼見日本在東亞越來越危急的局勢,自衛隊需要在憲法的許可範圍下培育新的技能。
為了因應一觸即發的新戰事,日本必須做好萬全準備。只是,通過這一段書寫,我們或許還是得回到大衛范恩的叩問:海外基地或者是《新安保法》到底是為了觸發新的戰事而存在,還是為了真正的和平呢?
無論是台灣或日本,確實都身處在記憶的荒野中。記憶戰爭,質問戰爭的正當性從來都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治與歷史問題。關於1930年代以後的東亞戰爭框架,我們如那夜在廣島打紙牌的男子般,未曾真的起身叩問眼前的世界是怎麼走到這般境地。
面對美軍與聯合國軍的戰機一架架自太平洋的基地起飛,位處東亞的我們尚未遠離戰事,戰火反卻越來越靠近。
或許誰也沒有想到,1945年後來到東亞的不是和平,而是永不停歇的戰備狀態。佐佐木禎子折的小小紙鶴寫下的願望還在等待,有一天,飛越太平洋海面的不再是前往遠方戰場的戰機,而是和平的身影。
直到那天到來之前,我們只能試著重新思索戰爭,讓記憶荒野中的那安靜的魂魄們,尋得安魂所在。
▎備註
大衛范恩的海外基地研究遍及全球,主要以中南美洲如關達納摩灣 (Guantanamo Bay)基地走過太平洋至阿富汗一帶與非洲的美軍基地。大衛范恩詳細的論證基地為何危險,以及基地如何在國際角力的管道,以及如何成為基地所在國與美國的沈重經濟負擔。請見:大衛范恩 著,林添貴 譯(2016) 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台北:八旗文化
註2:Toshiyuki Tanaka (2002)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pp.126-128. New York: Routledge.
註3:Shih-chi Mike Lan (2016) “Crime” of interpreting: Taiwanese interpreters as war criminals of World War II, in New Insight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pp193-2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蕭伶伃/記憶是荒野(上):日本,當「戰後」作為一種戰爭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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