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的失溫靈魂（上）：當集體創傷讓「和平」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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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中央圖書館正後方街角，有一家名為「太陽花」（Sunflower）的酒吧。在Little Donegall Street與Union Street交叉那側的外牆上，印著這麼一段話：

此刻看來，這段話只是一份局外人不見得理解的黑色幽默；然而，對歷經長達30年內戰狀態的北愛人民來說，他們見過戰火下赤裸著陳屍街頭或受傷的身影。那種看似平淡無味，僅存秩序毫無意外的人生，卻是他們長年以來企求的夢。

北愛爾蘭的「獨立內戰」自1960年代末爆發，在歷經30年的廝殺輪迴後，北愛爾蘭所包含的六個行政區與英國政府，才於1998年4月10日簽下極具時代意義的《貝爾法斯特協議》，也就是爾後以「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耶穌受難節協議）聞名的和平協定。此後，長久以來在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愛爾蘭共和國與獨立訴求等三種路線間拉扯的北愛爾蘭，正式取得「地方自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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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北愛通過大選得有地方議會和自治政府；英國向北愛移交地方事務管理權；愛爾蘭則放棄對北愛的領土和主權要求。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終於啟動，政局因此獲致暫時的穩定——可惜，傷痕並不止於戰火停歇後。

根據2004與2008年，北愛阿爾斯特大學心理系針對北愛爾蘭境內4,340位成人的調查研究，發現到全國約有40%人口出現因衝突經驗引致的創傷情緒。

同時《BBC》也報導，當時已走過和平時代第一個10年的北愛爾蘭，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患者的地區。換句話說，2011年前後，北愛爾蘭的PTSD患者比例，領先接受調查的共30個國家，包含長期受到戰火侵蝕的黎巴嫩與以色列^註1。

是如何慘烈的故事，能在北愛爾蘭造成如此規模的集體創傷？除了PTSD的高幅度患病比例之外，這場30多年的內戰經歷，又是怎麼影響北愛人民的後來的「和平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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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oubles：恐懼在日常的三十年

我們或許難以想像，在日常的街道上滿是載滿聯合王國軍隊的吉普車，他們手持槍械，瞄準「自己的」人民。警察局外是高聳的圍牆，警察躲在其中監視著人群。當孩子在屋外的街廓玩耍時，身旁是駐足街道看守一切的武裝軍人。在城市內，有無數的通管檢查系統。抬頭仰望天空，總是有軍隊的直升機盤旋著。

對一般人來說，這是極為例外的生活處境；然而，對二次大戰結束後至90年代初期的北愛爾蘭人民來說，卻是不得不持續承受的日常——因為，這就是他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簡略地說，北愛問題指涉自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末的內戰，史稱「The Troubles」。

北愛問題的遠因，可回溯至18世紀，絕非一語可道盡。因此，本文企圖談論的背景，是隨著1968年席捲自由世界的民權運動而起的北愛衝突。

當1948年愛爾蘭共和國正式成立後，關於北愛爾蘭區域是否續留聯合王國？或是併入愛爾蘭共和國？亦或獨自獨立？因選擇而起的政治紛爭，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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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權力競逐的場合中，截至1968年，北愛議會已由親英國政府、新教成員佔多數的「聯合派」（Unionist）掌握近半個世紀。而北愛境內的羅馬天主教徒與親分離主義的「共和派」（Republican）在政治領域內長期處於弱勢，他們的工作權與政治權，亦屢遭聯合派擠壓。

對於當時的共和派來說，1968年起關乎政治權利、反戰、反種族歧視，與反階級區隔的全球抗爭浪潮，無疑是個轉機。在此浪潮中，共和派以美國因黑人運動而興起的民權運動，為效法對象，組織起「北愛爾蘭民權組織」（North Ireland Civil Rights Association, NICRA），向英國政府提出選舉權、工作權等反歧視訴求。NICRA的組織範疇並非只堅守民族主義的獨立派，亦有傾向聯合派或共和派的成員。在此時空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路線亦是重要的組織元素。

北愛問題之所以複雜難解，便在於此。在北愛境內，民族主義或分離主義確實佔據了紛爭的主舞台。然而，關於從何處「脫離」、「融入」何方或「獨立」成一個什麼樣的主權，皆不僅僅是追問「何謂愛爾蘭人？」此一命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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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長遠的歷史脈絡，新教與舊教間的競逐，成就了北愛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社會衝突的部分原因。階級分層亦在六零年代逐步成為衝突的另一主要命題。換句話說，自18世紀以來的北愛問題，從來都不僅僅是國族的。肇因於此的政治基礎，仍然是長久以來傾斜於新教徒與有權階級的社會結構；然而，站在較為宏觀的政治視角，面向聯合王國而引發出的分離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收編了因應階級、教派之爭而生的抗爭勢力。

於是，隨著來自分離主義的獨立聲浪而逐漸升溫的對峙，主張和平訴求的NICRA逐步退居運動的次要位置。反之，與其關係密切的新芬黨（Sinn Féin），與自1910年代起走武裝行動支持分離主義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則逐步抬頭，佔據抗爭的主要戰鬥位置。

隨著IRA在街頭逐漸壯大的聲量，明顯基進的抗爭路線為倫敦方面帶來壓力。為了回應此一緊張局勢，倫敦方面於1969年直接派軍進入北愛。可惜局勢並未緩歇，衝突反倒更形嚴峻。

最終，英軍的進駐為北愛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1972年1月30日星期天，NICRA在北愛博格賽德地區（Bogside）的和平遊行，遭到倫敦派駐的駐軍，對28位未攜帶傷害性武器的遊行民眾射擊，最終造成14人死亡。

此一軍方對民眾的襲擊行動，被英國與愛爾蘭地區的人民稱之為「血腥星期日」。該事件也成為往後30年內戰，「The Troubles」最關鍵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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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的自殺浪潮

血腥星期日之後，英國暫時解散北愛議會，由倫敦直接管轄。恐怖不再隱身於監視的目光之後，直闖街廓上的每一門戶之內。權力徒具一種形式：顯而易見的暴力。權力的競逐邏輯，也直接如競技場般的流血搏鬥。北愛爾蘭人民的生活與安全因而被拋往極端之處。沒見過流過血的街頭成為北愛人民生命經驗的例外。如文章開頭的太陽花酒吧所言，這裡的人們都見識過傷痕；都活過緊迫，充斥血腥味的衝突現場。

根據阿爾斯特大學的北愛爾蘭衝突研究資料庫（CAIN）顯示，在1969年至1998年衝突的30 年間，因The Troubles而直接遇害死亡的，有3,483人^註3。必須說明的是，此數據並非最終版，基於諸多暴力事件的真相仍待釐清，具體的傷亡人數仍待進一步釐清。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對此年代的傷亡有一個基礎的認識。

令人詫異的是，自1965至1997年間，有3,983人自殺。這僅是已知數字，在政局混亂的時代，始終有人為屈辱、不堪與宗教信仰等各種理由，掩藏親族自殺的死亡真相。由此，我們得知一個驚人的狀況，在那個政局分崩離析，混亂不安的30年間，北愛爾蘭的自殺人數，竟與直面暴力而失去性命的人數不相上下。

阿爾斯特大學心理學教授歐尼爾（Siobhan O'Neill）研究發現，在眾北愛爾蘭衝突見證者中，有14.2%的受訪者曾「認真考慮過自殺」；這一數字，遠高於未經歷創傷者的3.8%。

而社會學者湯姆林森（Mike Tomlinson）更指出，1965年到2012年，北愛自殺人口總計有7,271人；其中，1998之後的自殺人數佔總數的45%。換句話說，在官方統計中，和平年代的自殺率竟是衝突時期的兩倍。對此，湯姆林森感到納悶，他想追問：「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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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林森在調查後發現：曾經歷1970至1977年此高峰衝突年代的人口，是1998年和平降臨後，北愛自殺人口中最高比例的群體。他同時指出，更駭人的是，湯姆林森指出：1999-2014年自殺身亡的3,709人中，有676人，也就是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過世時不到25歲。

這些自殺人口在1970年代仍屬童稚之靈，以致於人們難以想像，當時太過年輕的他們能握有什麼樣的記憶。

湯姆林森表明，研究者不應輕忽往昔衝突場景帶來的深遠影響。政治恐怖的殺戮不盡然只存於當下，它沈默地蜇伏在見證者的心靈生活中，如影隨形。他同時強調，30年內戰的後果，逼使北愛人民的社會生活缺乏穩固的情感紐帶，所有的社會關係皆因此脆弱而易消逝。在此趨近於「社會孤立」的衝突實境中，北愛人民無能也無法將手伸出求援，或援助他人。

對歐尼爾與湯姆林森兩位長期關注北愛人民精神生活的學者而言，跨世代的創傷傳遞或許是可能的。正如以色列學者韋茲曼（Hadas Wiseman） 指出，歷經過納粹大屠殺夢魘的猶太家庭，時有將創傷記憶傳遞至毫無相關經驗的後代的跡象，最遠可到第三代。

而傷的頑固，在轉型正義還在路上的政治生活中，仍持續籠罩北愛的政治日常。這不僅針對年輕人，在北愛現年65歲以上的人口，也出現自殺率逐年上升的狀況；75歲以上的世代更是呈倍數成長。

過往的衝突與在前述的內戰遠因，構築成北愛在和平年代的自殺濫觴——過去還未過去，創傷卻仍留在此刻，這即是籠罩北愛人民的現實人生。（...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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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後篇／北愛的失溫靈魂（下）：《飢餓》兇手、烈士與叛徒 | 政經角力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近日，英國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在節目中，遭現場觀眾質疑其過去對「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支持，特別是他曾經公開悼念於1987年企圖襲擊英國警方、卻於槍戰中身亡的8位IRA成員。當觀眾直白地挑戰柯賓，是否在紀念「暴徒」之時。他如此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