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南海陷阱:霸權恐懼還是政治猴戲?
2016年4月15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南海登上美軍第七艦隊的史坦尼斯號航空母艦,宣示美國將「繼續在南海維持區域穩定」;而中國也同日宣布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上將出訪南沙永暑礁,該地建有3,000公尺長的機場跑道,中國官方已在今年1月初進行民航機的「校驗試飛」,許多分析家當時即推測,北京不久之後將會讓軍機起降該島。
果不其然,4月17日,中國海軍一架巡邏機以緊急運送重病工人返回本土救治的名義,在永暑礁機場降落。接著,美國網路媒體《華盛頓自由燈塔》又披露,中方在4月12日測試了射程覆蓋全美的東風-41型洲際彈道飛彈。5月4日中國官媒《新華社》則報導,南海艦隊6艘主力水面艦已在南海與潛艦部隊展開聯合實兵演訓,並將分別前往東印度洋、西太平洋的「生疏海域」演習,沿途更還會帶動該艦隊航空兵、西沙及南沙守備兵力,以及北海艦隊相關兵力參加演練。
南海情勢由這一波波的軍事動作看來,貌似日漸緊張,但中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卻在4月18日的一場講座中表示:儘管中美之間的矛盾,是「霸主國」和「崛起國」之間,結構性的零和競爭,但是由於核武的存在,中國面臨戰爭的威脅同歷史上其他崛起國相比是「最小的」——因此,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也憑藉著核武的緣故而不存在。
閻學通的意思,或許有些拗口,但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常講的「鬥而不破」。
▎美國和中國,誰是「南海斯巴達」?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根據古希臘歷史學者修昔底德,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所言:
使戰爭變得無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權力的增長,並因而導致斯巴達的恐懼。
艾利森借用修昔底德的觀點,提出在國際體系中,「崛起的強國」常因不滿體系中「既有霸權國」所建構的秩序與規則,而提出挑戰;霸權國則畏懼崛起國的挑戰,而被迫挺身回應——至此,戰爭遂無可避免。
艾利森認為,在過去500年的歷史中,全世界共有16個崛起國挑戰霸權國的個案,其中就有12組對立,最終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歷史學者可能不會同意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當真存在,畢竟從歷史角度來說,雅典與斯巴達在戰爭爆發前,各自是彼此同盟的支配者——當時雅典領導的「提洛同盟」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相互遙望——而當雙方在西元前446年簽訂「三十年和約」結束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時,雅典與斯巴達彼此都認為勢均力敵、需要尊重對方的同盟。若以此來看,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果更類似於強強均勢的兩極體系,反倒與艾利森的理論假設完全相反。
而從古希臘回推到2,000年之後的現在,截至目前為止,各個核武國之間確實未曾爆發過戰爭。但若我們瞭解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核武發展歷程、戰略思想與作為,即可知:阻止「美蘇熱戰」爆發的關鍵,並不是核武本身的存在。
沒有核武,歐洲自1871年之後,各主要大國之間也沒有爆發過戰爭——如果沒有1914年的塞拉耶佛事件,或許沒有核武的長期和平,能繼續維持下去也未可知。更不用說在東亞歷史上,宋遼兩大帝國的澶淵之盟也維持了超過一個世紀的和平。諸如此類的正反個案舉例還可不斷持續下去,但如果就中美兩國在亞太的戰略競爭,是否會爆發戰爭等級的衝突?我們回頭從在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與柯白(Julian Corbett)關於有限戰爭及無限戰爭的承先啟後理論中,或許能找到另一種觀點的答案。
▎有限作戰,無限目標:勝者如何「占領」海洋?
由於中國與美國在軍事上的差距相當巨大,兩者的競爭因此很難與伯羅奔尼撒戰爭類比,反而比較接近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第八篇所談論的——弱國與強國在有限戰爭中的對抗——而非勢均力敵的兩大國之間以徹底擊敗對方為目的的無限戰爭。
克勞塞維茨認為,弱國如果在政治上具有進攻的動機與地位,那麼在軍事上也應「主動進攻」。克氏的這番論點,並非暗示弱國「只要發動戰爭就能獲勝」,而是「主動進攻」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在不利的時期到來之前先下手解決問題、或至少暫時獲得一些利益以便往後利用。
但是若考慮到美中兩國的競爭,實具有對東亞領導權的爭奪意義,那麼克氏上述的觀點,似乎又略顯得不合時宜;所幸英國海洋戰略學者柯白,利用了克勞塞維茨身後發生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以及日俄戰爭(1904-1905),對其理論的再發展提供了進一步的分析途徑。柯白的理論如此認為:
柯白的理論,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用其引援的兩場戰役,倒推回柯白所述之戰略邏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克里米亞半島作為俄國穀物的主要出口港,在經濟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又是俄國在黑海發揮影響力的「心臟」;且因俄國缺乏鐵路系統,以及克里米亞半島的範圍狹小,龐大的俄羅斯陸軍難以全力在該處作戰。
而日俄戰爭中的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南部,也具有類似的孤立性質——這讓日本在掌握與朝鮮半島間的制海權後,俄國要從歐洲增援該地的企圖也變得非常困難。
據此邏輯,中國對於南海或許當真具有「進攻的政治動機」,但南海本身卻不適合作為將抽象政治目標具體化的「有限地理目標」。因為除了「南海」這一概念範圍過於廣大之外,海洋本身亦無法被「佔領」,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極為細小的島礁為目標。儘管如此,握有海空力量優勢、有能力掌握制海權的一方是美國,即便中國想要盡可能多佔領島礁,也沒辦法將南海地區「孤立化」。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南海地區並不容易發生美中之間的戰爭;反而是範圍相對狹窄許多、且地理目標明確的台灣海峽,還更為符合上述的理論環境。
▎余誓以至誠,向全國人民...「耍猴戲」?
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衡量戰爭是否會爆發的一項指標,即是雙方對於利害關係的敵對意圖,這與「修昔底德陷阱」中所談到的「斯巴達的恐懼」,似乎有相符之處。但克勞塞維茨更進一步指出,必須在物質或精神上具有「絕對優勢」、或至少必須具備敢於拚鬥的精神與決心,才能追求「打敗敵人的無限目標」。
同樣的觀點,亦適用於政治目標無限、地理範圍有限的戰爭;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決心與進攻精神,想打也打不起來。
回過頭來看,當閻學通說「核武讓修昔底德陷阱不存在」,全球化時代讓強者不能遏制弱者時,他忘了的反面意義則是:弱者,同樣因為無法運用軍事手段,而對強者的行為無能為力。放在南海爭端中,中國固然可以不甩美國、繼續填海建造各種人工設施,但中國同樣無法制止美國實施航行自由。從這點來說,美中兩國在南海的各種行動與「修昔底德陷阱」的關連性就不是那麼使人信服。
不過,我們也不能忘了另一種可能的存在——其實中美雙方都在「演猴戲」,演給其他國家與各自的人民看。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去年10月17日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在北京主辦的第6屆《香山論壇》上,曾公開表明:「即使於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中國也「絕不輕言訴諸武力,力避擦槍走火」,且始終透過「與直接當事方的友好協商」,解決分歧爭端;然而,領土主權早已在2009年級被中國列為6大「核心利益」之一,范長龍的一席話等於是把「猴戲」的後台給洩了底,因此中國國防部不敢將這部分發言照登於官網公布的講稿——但(對於主辦單位來說)很不幸地,很多事情無法隱瞞於網路時代,終究還是被有心的中國網友發現現場演說與講稿的差異。
▎偽裝的恐懼,來自華盛頓?
那麼美國是否又如許多中國學者所言,在面對中國時,透露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體系霸權對崛起強國的恐懼?
但看美軍高層不斷在國會聽證時呼籲,南海局勢相當危急,需要多加注意、採取更多行動。許多媒體甚至報導,南海問題造成以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Harry Harris)為代表的軍方,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萊斯(Susan Rice)為首的國安團隊之間的分裂,諸多報導大有美國「非常恐懼」之感。
不過如上所述,美中之間的力量差距——特別在軍事層面——實在相當巨大,因此難以想像美國會如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斯巴達般,懷抱著如此脫離現實的戰略恐懼。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克(Robert Work)在去年12月14日就說,雖然來自中國的威脅可能會更深遠和持久,但美國的作法是一方面謀求與其對話和合作,另一方面以軍事科技為驅動力努力提高自己的嚇阻——讓中國領會到任何謀求打勝仗的企圖,都只有失敗一途。
沃克的發言翻成白話就是,美國知道自己終究還是太平洋的老大,有太多手段可以在軍事上壓制跟他差距十萬八千里的中國。所以美國仍維持308艘海軍艦隊的規模——儘管美國海軍自己估計要450艘才能滿足「所有」作戰需要。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雷根政府時代,美國可曾提出過「600艘海軍」的計畫來面對蘇聯的海上威脅,而那時的蘇聯可沒有真正的攻擊型航空母艦。而如今中國海軍大張旗鼓發展航母戰力,甚至第一艘國產航母也在積極建造中——結果美國並沒有相應調整艦隊規模,這也以實際的舉動說明了美國其實並不畏懼中國的戰略挑戰。
在戰略上,強者總是比弱者擁有更多資源,因此能施展更多手段。2015年退役的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上將(Jonathan W. Greenert)說過,中國現在的戰力當然是比1990年代要進步得多,但「假使」雙方在西太平洋發生戰爭,獲勝者仍然會是美國——只是會比1990年代就打仗,要多更付出代價罷了。
但若真如此,國際關係學界十幾年來,關於美中兩國是否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辯論,頓時也顯得尷尬無比。我個人認為,這代表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必須從更多元的途徑認識事物。修昔底德陷阱或許在美中實力極為接近的兩極體系下會出現——一如冷戰時的美蘇對峙——到時國關學界的眾家門徒們,再回頭討論核武是否讓美中之間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嫌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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