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爭霸：從海洋戰略看另一場美中衝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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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3日，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閱兵。受閱裝備據說有84%是首次展示，包括美國、日本、台灣等太平洋國家高度關注的中長程彈道飛彈，如據說具備攻擊航空母艦能力的東風21丁(DF-21D)反艦彈道飛彈、可攻擊關島美軍基地的東風26(DF-26)中程彈道飛彈等。

對於近年來高度關注中國「反介／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發展的美國來說，東風21丁的展示似乎表明中國終於成功發展了傳言許久、技術能力爭議甚高的「反艦彈道飛彈」，儘管這型飛彈根本沒有測試過對船艦的攻擊，只測試過打擊地面固定目標；而關注程度沒那麼高的東風26，則昭示著中國具備能有效攻擊整個美國西太平洋軍力部署能力，讓整體A2/AD能力更形完整。

對台灣來說，整場大閱兵展示的武器讓許多政論節目來賓膽戰心驚，彷彿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軍航空母艦在中國的彈道飛彈眼前不堪一擊，美軍的西太平洋基地也脆弱不堪，台灣不單已無法獨自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即使加上美國也於事無補。

中國舉行大閱兵的表面目的，據說是為了慶祝抗日戰爭的勝利。但諷刺的是，當年協助中國擊敗日本出力最大的美國卻抵制這場閱兵；而美中兩國當年共同的死敵日本，如今卻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政治軍事盟友，美日同盟被美國稱為區域安全穩定的支柱，美國也高度評價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這兩個月強力主導通過在日本國內爭議甚大的安保相關法案，該法案讓日本自衛隊能在得到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即便日本本身在武裝衝突中沒有遭到攻擊，也能協助捲入衝突的美國或其他國家進行防衛。

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福特 （Scott Swift）上將在9月26日據報導甚至表示，他質疑美國海軍現在以太平洋上的國際換日線，區分其轄下的第七艦隊與第三艦隊行政轄區的傳統作法；其希望擁有四艘航空母艦與超過100艘各式戰艦，可謂是美國海軍最強的第三艦隊，在未來能夠進入西太平洋，與第七艦隊進行更緊密的「前沿作戰」（forward operating）合作，以應付對整個東亞造成的極大不穩定南海衝突。這項宣示因為中國的大閱兵、敘利亞危機引發的美俄爭執，以及日本安保法案通過等重要國際事件，而沒有受到重視，但若考慮到歐巴馬政府在2009年以後推行的「亞洲樞軸」（pivot to Asia）戰略，本來只是打算調整太平洋與大西洋的美軍部署比例，沒有涉及更進一步的作戰部署調整，斯威福特上將的發言實際上更具重要性，顯示美國軍方開始針對中國的海洋擴張提出比以往的「空海戰」（AirSea Battle）概念更直接的回應。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威夫特介紹美國太平洋艦隊（US Pacific Fleet） （影片來源：美國海軍官方網站）

這些作為源起於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的主權衝突越演越烈。力量比東南亞各國明顯更強的中國，除了出動優勢海上警備力量壓迫菲律賓進行「奪島」，又進一步在其控制的南海島礁進行填海造陸、大型機場與深水港建設等工程。所造成的緊張，一如1930年代中期日本退出華盛頓海軍體系，並加入德日義三國同盟，隨後入侵中國與進軍法屬中南半島，不斷地在西太平洋造成螺旋升級的危機，意圖將整個東亞納入自己的排他勢力範圍內。但弔詭的是，美國在80年前並未調整在東亞的軍事部署來應對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現在卻煞有其事地大舉行動。其對中國的回應主要限於後者在南海地區的海上擴張，而這些擴張，以中國的角度來說，其實沒有逾越它自己所宣稱的南海「九段線」範圍；這跟日本以前的真實侵略作為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國際間對於中國這些「擴張」的真實目的，是否意味著要將美國「驅逐」出東亞、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也有很大的爭論。

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很難解釋美國在不到一個世紀內，為何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而這些理論的基本假設可說都是從陸地戰爭延伸而來，對於海洋戰略競爭並沒有什麼認識。職是之故，對於海洋性質的亞太體系的解釋力就比較微弱。因此，在這裡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美日兩國在1930年代的競爭性質，對於眼前的美中競爭或許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習近平在2012年2月以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身份訪問美國時曾說，「太平洋夠大，容得下美中兩國」，此翻話是以陸地思維看待海洋的典型例子，也非常符合既有國際關係權力平衡理論的陸戰邏輯。權力平衡理論認為，國家間的軍事力量如果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狀態，那麼國際體系就能達成並維持穩定。1921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與1930年的《倫敦海軍條約》都是這種邏輯的產物，它們依照當時海軍界盛行的「攻方必須對守方擁有至少3成以上的優勢才能成功」的觀點，硬性定下了美、英、日、法、義等五大海軍強國的戰艦、輔助艦等的實力必須維持10：10：6：3.5：3.5的比例，認為如此才能維持太平洋地區的均勢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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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很少國家具備這種瞭解；在歐洲只有英國。而我們從大名鼎鼎的美國海權論者馬漢（A. T. Mahan）將軍的著作中也知道，他很憂慮美國的天生陸權本質。與陸上戰爭不同的是，海上戰爭強調建立對海上交通線的控制（制海權）而非領土佔領；有趣的是，每個國家使用的海上交通線重疊性相當高，例如從東北亞到印度洋，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韓國、台灣等國家所使用的海上交通線幾乎沒有差異，不僅平時如此，戰時也是如此。因此從海洋戰略的角度來說，同一個區域的各海軍對攻擊與防禦的需要沒什麼特別差異，都是建立對交通線的控制，並阻止敵方對己方控制的破壞。這就使得如果要在海上獲得完全的控制與安全，唯一的辦法就是全面消滅對方在各海域的軍事力量，而不是衝突核心區域。因此，固然每個沿海國家都有權依照自己的需要，發展各種程度的海軍，但能夠在戰爭中控制整個海洋的海軍國家只有一個，也就是俗稱的海上霸權。美國自身的陸權本質，以及孤立於舊世界的地理環境，讓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儘管已經擁有至少能與英國並駕齊驅，而且還可將其超越的海上力量，卻拒絕朝海權之路發展。美國戰略菁英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不是取代大英帝國的海洋霸權地位，而是希望大英帝國繼續維持海洋秩序，好讓自己能繼續孤立於西半球的美洲小天地；並將陸地權力平衡的邏輯套用於海上，希望能藉此確保太平洋地區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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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雖然違背海洋戰略的邏輯，但在各主要海軍國家的經濟都無法負擔龐大海軍建設開支的1920年代與1930年代初期，還可勉強收效。然而當世界第三大海軍國的日本開始不願意遵守這個體制，走上無條約限制的海軍發展之路時，海洋戰略的邏輯就自動衝破人為設立的枷鎖，重新支配各主要海軍國的競爭。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日本的美國，這回終於因為大英帝國的破敗，無法繼續扮演維持世界海洋秩序的海洋霸權，而必須改變身份認同，瞭解到唯有繼承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地位，才能抵禦來自歐亞大陸的潛在威脅，確保自身的安全。美國因此在西歐與東亞建立同盟體系來圍堵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但正如前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松華特上將(Adm. Elmo Zumwalt)在1970年代清楚指出，美國因為與歐亞兩洲之間都隔著大洋，故要支援盟國，就需要前沿部署，需要建立對兩大洋海上交通線的控制。

也正因如此，雖然不清楚中國是否要在東亞建立勢力範圍、雖然中國的海上擴張行動規模完全比不上80年前的日本帝國，甚至沒有超出自己的主權聲索範圍，但已經身為海上霸權的美國在海上戰略競爭邏輯的驅動下，仍然必須作出比80年前日本帝國剛開始新一階段的擴張時更清楚的回應。當然，美國受到國防預算將長期削減的影響，不能像冷戰時那樣大規模整軍經武，與中國進行海上軍備競賽，但是仍然可以藉由調整海洋戰略部署重心來應付，並釋放日本的力量。而後者，是美國的故技重施。美國之所以敢於在1823年力量仍很弱小時，宣布禁止歐洲國家介入美洲事務的「門羅宣言」，不在於自己有把握能以武力執行這項宣言，而是有把握英國將會代替美國執行這項宣言。歐陸國家若有能力越過大西洋介入美洲，顯然也有能力對於近在咫尺的英國造成威脅。同樣的邏輯，倘使中國能夠在西太平洋對美國構成威脅，對日本當然會產生更嚴重威脅。

因此，「終戰70之年」，只是標示著由美日之爭，換成美中之爭的另一場大規模國際戰略衝突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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