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和ISIS可能「有話好說」嗎？

2015/12/11 轉角說

ISIS的出現是政治問題，亦只能用政治的手段來解決。

——法瓦茲・哲杰斯（Fawaz Gerges），LSE國際關係系教授

▎前言：和ISIS好好談？為什麼？

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2011年進入敘利亞、2013年改組後正式以——ISIS——名號問世的這個武裝組織，打響名號後的兩年內，在敘利亞東部、伊拉克境內大殺四方，殘忍、暴虐、泯滅人性，也讓成為這崛起「國家」惡名昭彰的代名符號——特別在接連綁票、斬首各國人質，針對土耳其、俄羅斯、法國發起恐怖攻擊之後，「剷滅這個組織，向ISIS宣戰」。

但軍事手段，真的能「剷滅」這個「怪物」嗎？

2014年開始，由美軍率先發難的聯軍空襲，揪集了15國的空軍火力，截至2015年12月1日為止，共對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ISIS目標，發動了8,573次空襲，耗資軍費超過52億美金（平均一天1,100萬美金）；而今年9月開始，收到敘利亞阿薩德政府邀請助拳的俄羅斯也加入敘國戰場「反ISIS」，再加上本來的庫德族、伊朗自願軍、伊拉克政府、敘利亞反抗部隊......被重重包圍的ISIS已看似窮途末路？

但至今，ISIS的「國土控制」卻仍不動如山。

於是原本聯合的國際社會開始彼此指手畫腳：「你支持ISIS」、「他偷買石油」、「誰像恐怖主義示弱」，但在一團混亂中，「用軍事手段解決ISIS問題」的判斷，也從肯定句逐漸成為了疑問句。

那麼既然這個現象無法用武力剷除，要解決ISIS對「現代世界」的威脅，國際社會還有別的方法嗎？一時之間，所謂的「政治」甚至「外交手段」到底是怎樣？我們真的有可能與「瘋狂病態的ISIS」坐下來，喝杯茶，有話好說嗎？

▎和ISIS究竟有啥好談的？

如果你指的是ISIS的首腦「哈里發」巴格達迪（Abu Bakr Baghdadi），那短時間內，恐怕沒啥好說的（造美軍轟炸而重傷癱瘓的他，一度傳出再被伊拉克軍方狙擊，至今生死未卜）。但與ISIS麾下的各個「單位」互動，或許可以提供全新的可能。

譬如說，ISIS部隊中，作為骨幹的前伊拉克巴斯黨人（海珊政權的殘黨）、伊拉克境內倒向ISIS的遜尼穆斯林部落力量，與ISIS作石油、糧食、軍火生意的中間商人，各地的軍頭與地方領導......等等，這些「同屬ISIS集團」內的各個對象，都是適合、接觸的「互動對象」。

去年退休的以色列總統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曾一句話來形容中東的和平協商：

我們彷彿看得見隧道尾端的燈火閃爍；但問題是——我們沒有隧道。

那在對應ISIS的同時，我們究竟還有沒有本錢，完全放棄這可能的「隧道」？

▎ISIS是宗教狂熱，聽不進人話？

濫殺無辜是所有恐怖主義的共通點，他們以血祭祀或以此作為達成目的手段，難道還有「理性」？

傳統上，恐怖主義的學者粗略地將恐怖行為分成兩種：虛無的恐怖，以及傳統的恐怖攻擊。前者被認為多受「宗教」啟發，後者則較為「世俗」與「務實」。在這二元的區分下，含有宗教成分的恐怖行更是被視為「非理性」，亦不存在「理性互動」的空間。

相較於宗教狂熱的ISIS，追求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IRA）跟西班牙的ETA組織，對於西方世界而言有著更為「清晰明瞭的政治訴求」，比起ISIS意圖不明的「宗教世界」，即便是恐佈份子，IRA與ETA也與西方處在「相同頻率」上。然而，這樣的二分法卻難容易讓決策者陷入「自我預言」的錯誤循環：以「我」的「理解」，來判斷「你」是否「瘋狂」？以「價值觀」來主觀檢視恐怖組織的運作邏輯，最終僅能簡化地將蓋達跟ISIS的恐怖行為歸咎是瘋狂的宗教使命，但對於政策制定卻毫無助益：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崛起所為何來？參與者對於「理性世界」的積怨又該從何而解？

這種「理性」vs.「瘋狂」的主觀判斷，也不僅是針對「恐怖組織」，在國家單位上，「主流世界」也曾屢屢「過度想像」。例如：10月革命後成立的蘇聯、中共，以及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這些政權都曾經被民主世界視為「瘋狂」、「極端」、「極具侵略性」的國家、都曾揚言摧毀眼下的國際秩序；但事後當世界回頭反思時，卻都發現這些國家在戰略安排上，遠比當時輿論想像得更為「保守」與「理性」。

此外，ISIS真的只是「宗教瘋子」嗎？根據ISIS流出的官方文件，ISIS內部對於「國家」體制有著詳盡的規畫，包含各類行政單位（經濟、國防、新聞等）、財政分配、醫療衛生以及教育制度，他們透過建構強大的官僚體系，證明自己與一般的聖戰組織不同，並藉由這套系統來延伸自己「建國的基礎」。

就如同喬治亞大學教授溫特（Charlie Winter）所述：

ISIS其實是個精打細算的政治組織，擁有高度複雜且規畫精密的基礎建設在背後支撐，完全不是只是嗜血如命、非理性的軍隊而已。

在這樣的對手面前，「宗教狂熱」真足以解釋ISIS強大的政治能量嗎？

▎但各國政府都曾表示「不會與恐怖分子妥協」？

每個政府都說『決不和恐怖份子談判』，但最終他們都坐下來了。

——喬納森．包威爾（Jonathan Powell），布萊爾首相辦公室前幕僚長

在眾人皆主張「軍事手段鏟滅ISIS」的同時，曾擔任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首席幕僚長的工黨外交顧問喬納森．包威爾，卻一反常態地強調「與恐怖份子」對話的重要性。

作為工黨政府的外交專家，包威爾曾致力於建立倫敦與北愛爾蘭之間的「地下溝通管道」，並成功推動北愛和平里程碑的《耶穌受難日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以及促成「恐怖組織」IRA解除武裝、放棄暴力對抗。

英國與IRA：從行刺柴契爾夫人到彼此握手寒暄。

西班牙與巴斯克分離團體ETA：「民主化後的每一任西班牙首相都作相同的宣誓：『不和ETA、恐怖組織談判』，但最後，他們每一個人都派出了談判特使。」

哥倫比亞與FARC：從國中之國，到如今的解甲邊緣。

土耳其對庫德工人黨：詳見＜恩怨分裂30年：土耳其與庫德工人黨＞。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從民間「非法接觸」開始的《奧斯陸協議》。

以色列對哈瑪斯：以色列士官吉拉德．沙力特釋放案。

到最後，直接或間接，各國政府最終終得明瞭「政治的問題，只能用談判解決」。

▎此時此刻，我們有可能與ISIS「談」嗎？

2014年美國政府曾指派已退役的陸戰隊上將約翰．艾倫（John Allen）為「ISIS問題總統特使」一職，前往伊拉克協調部落衝突。曾在伊拉克戰爭中，見證2007年伊拉克「大增兵」的艾倫將軍，曾在伊拉克遜尼穆斯林的西部重鎮——安爾巴省擔任指揮官，而歐巴馬政府也希望藉由他的「在地經驗」，說服騎牆派、支持ISIS的地方部落，能比照2006年「安爾巴大起義」的模式，聯合地方部落、共擊ISIS。

然而艾倫在伊拉克的地方談判遇到極大窒礙，地方部落對於艾倫本人親伊拉克政府的態度並不十分有信心，而最終在互動受阻的狀況下，艾倫也在今年黯然去職。

與此同時，曾成功逆轉伊拉克與阿富汗戰事的美軍名將裴卓斯（David Petreaus，前中情局長，後因私生活牽涉工作機密的倫理醜聞而狼狽離職），也以自己的戰時經驗，強調溝通、談判、策反、互動的「政治工作」，甚至在ISIS之外，裴卓斯還大膽獻策，提出「聯合」努斯拉陣線、伊斯蘭運動自由軍（Ahrar ash-Sham）等其他「相對溫和」的恐怖組織，來共擊ISIS的在地武裝。

裴卓斯的發言看似「瘋狂」——和恐怖組織談判，打擊恐怖組織——但卻也不是毫無根據；作為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代表，努斯拉陣線也曾表達「支持後阿薩德時代，民主制度對敘利亞未來的決定」，伊斯蘭運動自由軍甚至也還直接配屬「官方反抗軍」——敘利亞自由軍的麾下，成為「溫和世俗反抗軍」中的特殊宗教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