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純潔國語」？從大馬規範華語到中日外來語的認同焦慮

「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隨著中國在東亞的強勢崛起，中國用語和當代流行語的傳播，近幾年也常在「華語圈」之中形成討論；而最引起論戰與焦慮的，莫過於中國用語可能帶來的文化侵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因為政治與歷史糾葛的台灣，在「被統戰」的生存困境下對語言的滲透感到威脅，東南亞的華語使用也曾因為「說中國話」的問題而困擾——中文會不會改變原有的在地文化認同？該說什麼樣的中文才是「正確的」？而在馬來西亞，更因此有了「規範標準華語」引起的認同之爭。

不過逆向回看中國，卻也能發現類似的焦慮感。直到近年，中國官媒都還有保護「純潔漢語」、少用外來語和流行語的社會檢討，以免汙染了原本純淨的國語。而身受漢字影響的日本，也曾有保守派認為大量的外來語破壞日本文化傳統，而有所謂的「國語防衛」的對抗概念；儘管論述未必精確，但實際生活面上，確實出現了老年世代對新聞資訊的各類新外來語難以理解的困境。但純潔的語言存在嗎？在語言使用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身分建構與文化認同之戰？

▌馬來西亞華語的認同建構

語言與政治的關聯不只呈現在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上。在馬來西亞華人間，許多詞彙的使用也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及其對自身認同的文化焦慮。如果粗淺地以世代差異來做區分，1980年代以前的馬來西亞華人大多使用繁體字和注音，以現今的中年世代而言，他們當時學習的拼音法是注音拼音，而非漢語拼音。

馬來西亞最早的華人私塾可以追溯到1819年在檳城成立的五福書院，當時是使用方言教學。此外，來自不同省份的華人也紛紛成立會館，如福建會館、海南會館等等，使用原居方言進行溝通是當時凝聚原鄉意識、溝通情感的方式之一。而繼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後，大馬的學校書院紛紛跟隨中國開始把教學語言由閩粵等方言，改為中國國語──現代標準漢語。 一直到1980年代，當地華文學校隨後也轉向簡體漢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

在流行文化方面，粗略而言，80至90年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多受日本、香港和台灣文化影響，特別像是同樣使用華語的台灣流行文化，如偶像劇、流行音樂，同時也作用在語言的使用上。不過在2000年後出生的華人，所接觸的流行文化大多來自中、韓，尤其是中國，相關的古裝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陸綜的興起等，也讓當地華人在用詞上更受中國影響。如「拉黑」、「小哥哥」、「牛逼」等詞彙也常流通在年輕人之間。

雖然在華文用語上會因著政治和流行文化的輸入而受影響，但與新加坡「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的狀況相同，也不能忽略來自馬來西亞當地各族群雜揉而生的口語用法及音調上的差異。使用者未必在表達時都能意識到這些詞彙的流變和傳播歷史，但可以相信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認同或是文化親近性可從中見得。

像是留學台灣與中國的華人，慣用詞彙就有所不同，這並不能代表使用者的政治認同，但時而也會成為大馬華人之間識別認同的指標。雖然大多都是帶有偏見的觀察，但也可以視為語言回過頭來影響人們對政治的看法。

▌2020年馬來西亞的「標準規範華語事件」

如上所述，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讓其華語時常夾雜著著不同的方言、英文和馬來文等，這可以被視為具有當地特色、靈活性的語言，但反對者也將之視為不規範華語。

2020年底，一家補習中心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則關於「華文用詞規範」的貼文，希望學生們不要使用口語化的中文，並且也列出相關列表，將當地口語化的「不規範用詞」對照以中國為主的「規範用詞」，如將巴剎改為「市集」、有料改為「有學問」、大紅花改為「木槿花」等。此貼文最終引發了批評聲浪，迫使補習班刪掉該則貼文。

其中的爭議在於，有認同者覺得需要有一套規範的語言和標準，但反對者認為為何規範化得以「中國」為標準，反而會喪失其語言的靈活性和地方性。與台灣「母語運動」相似，馬來西亞歷年也有「多說福建話運動、粵語運動」，憂心其他強勢語言，將掩蓋自身語言的呼聲。反之，也有「講華語運動」提倡多說華語，少說方言。這些呼籲的背後邏輯，都代表了語言背後所乘載的價值是否受到重視。

「規範中文」邏輯或許與新加坡的「Singlish」相似。李光耀時期強力推行英語，打壓華語，雖然在1979年，突然啟動「講華語運動」，但隨之而來的是大眾媒體「零方言」，方言能力也隨即在新一代新加坡人身上喪失。然而，方言能力大幅衰退，並不意味著華語能力相對增進。許多嘲笑新加坡人是「會說英語的香蕉人」，事實上也是說明了新加坡青年不僅失去方言的能力，華語能力也不佳。（參考閱讀萬宗綸文章：Singlish，空中新語教室（一）：對話中的草根認同）

語言具有政治性，但語言終究還是屬於它自己──作為溝通的工具之一。Singlish它可以是因為政治因素所導致的「失敗語言」，使新加坡華人完全遺忘了原本的母語；但它同時也是隨著英國殖民統治與專制政治的歷史脈絡下，透過使用者再製、混合、給予新的詮釋，活躍在民間的特殊溝通文化。

2000年新加坡時任總理吳作棟的「說標準英語運動」，認為Singlish是新加坡人對英語的破壞，強調說正確的英文。但隨之而來的是民間自發的「拯救星式英語運動」（Save Our Singlish Campaign）。想要拯救Singlish的民眾認為，星式英文的重點不在於「破壞英語」，新加坡人不會用星式英文如「Now what time?」（現在幾點？）跟老外溝通，更重要的是在於星式英文所承載、屬於新加坡人特有的文化意義——例如，Singlish夾雜方言如kiasu（怕輸）、hau lian （驕傲囂張）、語助詞如lah、leh等，這是融合了新加坡腔調的特有英文，也是新加坡人的認同所在。

在大馬多元語境的脈絡下，也出現與Singlish相似的語言融合現象。像是Rojak式華語：beh tahan（福建話的「不能、無法」+ 馬來文tahan，意為無法忍受）、融合馬來文如Sateh（沙爹）、Kampung（甘榜，意為鄉村）、Pasar（巴剎，意為市集）；或是融合英文的巴仙（percent），以及融合方言的各式說法如燒水（意為熱水）、割車（超車）等。

▌「純潔語言」焦慮，各國有之

在全球化推波助瀾下，各國面對來勢洶洶的「外來語」，都有呼聲認為應該維持本國語言的「純潔性」，許多國家甚至紛紛祭出法律來規範。像是2013法國哲學家米榭•賽荷就呼籲民眾抵抗英語入侵。2014年俄羅斯國家杜馬語言文化委員會就擬定草案，大眾媒體或民眾若有「不合理使用外來語」，就要吃上罰款。雖然最後通過的法案是「保存優美俄語」，禁用「髒話」，但也呈現了俄國民眾除了日常生活使用越來越多英文外，連口語使用的髒話，都很常以英文來表現。

2014年中國《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抨擊了外來語「破壞了漢語的純潔和健康」引發外國媒體如《BBC》、《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討論。內容批評了「為什麼『諾基亞』『摩托羅拉』能譯成漢字，而iPhone和iPad就沒能翻譯過來？」「英語吸收漢語詞彙都改為字母拼寫，為什麼漢語中卻要夾雜大量英文？外來語對漢語的純潔和健康的傷害到底有多大？」

而這項焦慮，可以從文中訪問到的專家說法，見出端倪。語言學者夏吉宣認為，「國人的文化自信會隨着我國實力的增強而增長，」「到時，外來語泛濫現象將逐步『退潮』」意味著語言的使用與國力強弱有直接關係，語言所具有的政治性在這些反對外來語的論述當中，最先被提出與關注。

然而語言真的具有全然的「純潔性」嗎？就有中國網友對待來自官方的這項抨擊，表示中國歷史演變本就許多語言都來自外來語，根本毫無「純潔漢語」的說法可言。如今所稱曲折小巷的「胡同」就是來自蒙古語；魏晉南北朝大量翻譯佛教梵文來的「剎那」、「涅槃」、「菩薩」等。更不要說清末大量引進日本所創與西方概念相接軌的漢語用法，如「革命」對應Revolution、「科學」之於Science、「民主」則是Democracy。

美國賓州大學的中文教授梅維恆（Victor Mair）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訪問就認為，

維恆指出，語言不斷變化是自然的，借用其他語言的詞彙實際上「也是一種健康的現象」，也顯示了該語言「強大的」特性。他舉例，英語和日語都具有大量外來語，顯示了語言涵蓋的包容性。儘管在日本這個已經擁有大量外來語的國家，外來語過多的程度也讓部分民眾不堪其擾。同樣發生在2014年，有位71歲的男性因為NHK頻道中出現大量的外來語，讓他無法理解電視內容而向法院提起公訴，要求電視台賠償。

來自埃及，在日本教授阿拉伯語的外國人Ehab Ahmed EBEID亦投書認為現今日文中所用的外來語已到了「濫用」的程度，他提問年輕人選擇用外來語（或書寫的時候用標示外來語的片假名），而不用日語表達會比較「酷」或「高品味」嗎？他並以《廣辭苑》和《簡明片假名語辭典》來統計，目前有1/5的日語都來自外來語，呼籲政府應該積極推動政策來幫助民眾恢復對日語的重視。

究竟這些焦慮，是來自對「年輕人講外來語就是潮」、老年人看不懂外來語的世代問題，還是為獨尊本國語言正統，攸關國家與族群尊嚴，或是如台灣許多「母語運動」憂慮自身文化消逝的危機感有關？這些考慮背後的脈絡皆有不同，但許多憂慮的呼聲都無巧不巧指向對外來語或對語言使用者的使用方法的檢視和確認。

無論如何，在語言之前，全球化生活模式已經是各國民眾習慣到難以察覺的狀態，如何在潮流下「恢復」或是「推廣」，其手段究竟是要規範主義（prescriptivism）還是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可能是這些倡議者們在制定法律或禁令之外，更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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