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是間諜（中）國家囚徒的女兒...美國記者的真相尋根

編按：1945年，匈牙利在經歷二戰後百廢待舉，最終由蘇聯獨裁者史達林扶植的匈牙利共產黨掌權，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當時，在被稱為「匈牙利史達林」的獨裁者拉科西治下，人們活在處處佈滿受國安情治人員與線人監控的恐懼之中，民怨最終在1956年10月全面爆發——人們推倒史達林銅像，揭開一場反對蘇聯主宰的革命運動。然而，在匈牙利這10年的歷史轉變裡，為《美聯社》工作的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Endre Marton）始終沒有離開，他身處在鐵幕之後持續報導真相，後來遭匈牙利國安局監控，更指控他為間諜、叛國者。

本文分為系列三篇，由本文作者阿潑以韋德瑞所著《他們說我是間諜》的延伸討論，分別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出發，探討在共產政權的大環境下，對一個家族乃至於後代的深遠影響。上篇聚焦在匈牙利記者安德烈‧馬頓如何在鐵幕之下，因報導真相而淪為間諜階下囚；中篇為安德烈‧馬頓的女兒在逃亡且成為美國公民後，如何迫切地希望了解家族歷史，進而透過一份份的監控檔案開啟了尋根之旅；下篇則是那些被監控者（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自己的監控檔案。

1955年2月25日，安德烈‧馬頓被捕時，小女兒卡蒂‧馬頓（Kati）僅只六歲。當晚，即使睡意正濃，迷迷糊糊，她也能清楚意識到，父親被「Elvittek」了。

Elvittek是匈牙利語，是「把他帶走」的意思。對於當時的匈牙利人而言，這是再熟悉不過的一句話，即使是卡蒂這樣的幼童也時常聽到，但除了感知到這些人「不見」以外，也無法多知道什麼？包含自己的父親。

父親「被綁架」一事，於她猶如夢境。後來，才從母親伊洛娜留下的回憶錄中得知當晚的情況：五名搜查者帶著五只裝滿「可疑」材料的手提箱的材料離開，其中一人還坐在父親最愛的手扶椅上翻閱家裡的西方書籍雜誌，其他人則仔細地翻動每本雜誌，好找出夾入其中的「秘密文件」。他們正是AVO（國安局）的人。

兩年後，逃離匈牙利、到美國的卡蒂，也才8歲而已，對童年生活背後的暗流湧動全然無知，直至2005年，父母相繼去世，卡蒂才終於打開那包匈牙利外交部長曾請她轉交給父親的普通黃色文件袋──父親生前始終不願打開──發現那是關於馬頓夫婦的政治檔案。她從傍晚讀到隔日清晨，讀得痛哭流涕，因為此時，她才明白父母受辱有多深。

已經60歲的卡蒂‧馬頓在2009年出版《人民公敵：我的家庭至美國之路（直譯）》（Enemies of the People: My Family's Journey to America）最後，如此感嘆。

日後以書寫《梅克爾傳》為世界所知的卡蒂‧馬頓，不僅是美國重要的記者，亦是人權與婦女運動的倡議者，她的著作多以政治人權為題，但卻是在活過半個世紀後，真正「認識」了自己的父母，才知道原來應該關注的報導對象就在身邊──他們生前什麼都不願意說。因此，透過前往匈牙利領獎的機會，卡蒂到國家安全局歷史檔案館（Állambiztonsági Szolgálatok Történeti Levéltára）申請父母的檔案，嘗試從中找回自己的童年，並且追尋自己的家庭記憶。

卡蒂‧馬頓《人民公敵》序言中，如此表明申請檔案的過程及心情，並細述其如何在國家安全局歷史檔案館中負責政治檔案的主管卡塔琳‧庫特魯茲（Katalin Kutrucz）引領下，拿到極具份量的檔案。

國家安全局歷史檔案館距離多瑙河不遠，與紀錄納粹屠殺與獨裁的「恐怖之屋」分處舊名史達林大街的安德拉什街（Andrássy）兩邊。這棟義大利文藝復興式建築原是1946年匈牙利秘密警察誕生之地，是國家恐怖罪行的發生現場，如今則成為1944年 12月 21日臨時國民議會會議開始，至 1990年2月14日國安局解散這段期間的國家安全相關檔案存放之所。

匈牙利於1994年通過「除垢法」後，為了讓國會收集資料以清查公職人員經歷，而於1997年再頒佈「審查法」（the Law of Screening），確定得以進一步在國會之下設置收有檔案的歷史辦公室。2002年，因匈牙利總理邁傑希·彼得（Péter Medgyessy）被迫承認曾在共產主義政權下擔任反情報人員的爭議爆發，國家安全局歷史檔案館遂於隔年成立。

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如包含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在 1990 年代都立法開放國安情治機關檔案，其法律框架多來自德國聯邦議會於1991年通過的特別法，此法得以讓過往由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建立的檔案，在某些條件下開放應用──如我們於電影《竊聽風暴》最後所見那般，被監控者可以閱覽自己的檔案。

曾看過自己檔案的英國學者堤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即曾於著作《檔案：一部個人史》中感嘆：「你所看到的每一份文件，裡頭每一頁都已經過機構檔管人員重新編碼，並在史塔西親手仔細標示的頁碼上整齊的蓋上橡皮章。這就有如針對德國進行一項徹頭徹尾的拙劣模仿，由一個極端追隨起另一個極端。也許近代史中未曾有過任何一個獨裁政權，一如東德那樣擁有廣泛、嚴密又滴水不漏的秘密警察組織，除了新德國，也沒有任何一個民主政權會把先前獨裁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產物赤裸裸的坦露在世人面前。」

就檔案開放而言，賈頓艾許的說法，不盡其然。誠如前述，德國鄰近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多在法制擬定通過後，將共產時期的國安情治檔案，有條件地開放給當事人與社會大眾應用。又，這些國家的國安情治機關以紅色蘇維埃為依靠與根底，監控體系實是系出同源，縝密與嚴厲恐怕不相上下。但正也因為線民和國安情治系統合作在這些社會是普遍的現象，許多國家仍無法確實執行清查威權履歷與「除垢」的目標，因此，誠如評論者與學者的形容，情治系統與其協力者的存在，宛如「衣櫥裡的骷髏」般留在公眾意識裡，未曾離開。

匈牙利亦是如此。因此當匈牙利政府準備推動國安檔案開放的法制作業時，出現不小的反對聲音，他們認為這是揭開舊傷；但對卡蒂‧馬頓而言，打開這些檔案，卻是為了「撫平自己的創傷」。

她不諱言，在準備申請檔案時，曾收到來自歷史學家的警告，說這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也有人勸她：「就讓睡著的狗躺著吧，不要自找麻煩。」卡蒂‧馬頓很能瞭解為何這麼多人不願直面過去，畢竟國安情治機關檔案揭露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背叛」，也破壞社會的和諧，若不論匈牙利自己的例子，鄰國曾坦承自己是納粹武裝親衛隊的作家君特‧葛拉斯（Gunter Grass）到具有線民爭議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都曾造成輿論風波。但對卡蒂這個美國記者而言，她閱覽自己父母的檔案並不是為評論那些醜聞，也不為了高舉正義，僅僅是渴望真相。

卡塔琳‧庫特魯茲博士讓她在一個橢圓形房間觀看檔案，還一頁一頁翻給卡蒂看，並給予協助，例如，檔案裡的線民都是代號，她雖不被允許直接告之姓名，卻也提示代號命名規則，並預作安撫：「不論你父母信任他們與否，你們生活周遭的人都在提供線報（Informing on them）。當時環境就是如此。」。

透過其指引，卡蒂‧馬頓首先從檔案中辨識出第一名線民，即是他們家的法國保姆，「從她在這份檔案的貢獻度來看，她真是個熱心的特務（agent）啊。」正因為這個保姆的「積極」，以致於卡蒂與姐姐幼兒時期的手繪圖，乃至於兩三歲的照片，都在檔案袋裡。而以長焦鏡頭拍攝到的馬頓夫婦行走於街頭的照片，亦在其中。

「父親是身直挺拔，面容鎮定，無法解讀表情。這個從納粹手上倖存的男人，再次被淪為失敗的一方，便以盔甲姿態來面對外在世界。」卡蒂‧馬頓在著作序文中描述她看到這張偷拍照的震驚，筆觸帶著心疼：「但沒有任何盔甲能保護父親免於遭受國家的攻擊，因為他身處在一個連他的孩子手繪圖都要收集的國家。」

就在卡塔琳‧庫特魯茲博士合上最後一份檔案，並對卡蒂‧馬頓說這些檔案全歸於她後，也職業性地提醒：「但不要評斷他們（them）。」她進一步補充：

卡蒂‧馬頓確實害怕在檔案中看到不該看到的，例如某些妥協或背叛的證據，從而破壞父母在她心中的形象，但就《人民公敵》這本她依據檔案重建的「家庭史」的最終成果來看，卡塔琳‧庫特魯茲博士或許多慮了。

卡蒂確實對自己的家史陌生。她甚至在 1980 年為拯救了數千名匈牙利猶太人的瑞典外交官拉烏爾·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撰寫傳記時，才從某位遭營救的婦女口中得知自己的外祖父母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此時已30歲的她，才發現自己是猶太出身，父母結婚期間，其家人卻是喪命。母親是猶太倖存者，因此避而不談。

女兒的新發現戳破了馬頓夫婦長年隱藏的猶太身份秘密，也在卡蒂與父母之間劃下一道裂痕。他們各據一方，無論卡蒂如何渴求更多家族故事，她的父母總是拒絕以對，認為這種探索只是「美國人的奢侈」。「你永遠無法理解我們當時的情況。」父親總是如此回應：「這超越你所能理解的。我們不是猶太人，我們是匈牙利人，被完全且徹底地同化的匈牙利人。」（卡蒂總要抑制自己的衝動，以免傷害父親：「希特勒跟他的匈牙利同夥，可不是這麼想。」）

作為當事人，安德烈‧馬頓自是知道自己經歷過什麼，或許因為知道太多，傷痛更深，靜默更沈。被逮捕前的他或許有些天真，總認為只要自己光明正大──例如昂首闊步地走入美國公使館，就不會有什麼秘密，也無須畏懼。他甚至知道身邊有哪些布建，且為了保護他們而給予支援，例如他那患有小兒麻痺症的前秘書曾遭國安局人員誘騙，威脅她若不匯報馬頓每週在橋牌聚會的閒談，就要逮捕她的未婚夫貝拉‧荷洛西（Bela Hallosy）。貝拉曾在納粹時期庇護馬頓夫婦，於反納粹活動中十分活躍，當時他主持的報紙剛遭當局查禁，而他也是卡蒂的教父。

儘管國安情治人員威脅前秘書不得洩漏此事，但貝拉仍告知馬頓這個困境。馬頓為此在每周橋牌聚會前，會幫前秘書打好報告，再由她自己謄寫在紙上——對此，卡蒂不無諷刺地在書中評論：父親一定很忙，要替AVO、美聯社及合眾社寫稿（安德烈亦幫妻子寫稿）。

卡蒂的記憶裡存有這個畫面：來自鄉下的女孩臉色蒼白、含淚向馬頓夫婦坦承，唯有提供線報，才能繼續為他們做家務工作。他們家的家務工因為承受莫大壓力而不斷辭職，馬頓夫婦都盡可能安撫並勸留，甚至有位清潔工還要求無藝術能力的伊洛琳‧馬頓協助畫出公寓平面圖，細到家具都不可缺，好讓她能交差。甚至有人被要求收集馬頓家扔掉的信件──儘管信件早就在抵達馬頓家前，就被打開檢查。馬頓時常為這些人草擬給國安局的線報，他認為那些一聲不響的線民，才是需要小心的。

活在那個環境裡，或許誰都能明白線民如何「被製造」。卡蒂解釋：在共產時期，AVO會透過「恐嚇」來吸收線民：國安局人員會在深夜將目標對象從床上拖走，直到他同意擔任線民，才能獲釋。當然有些特殊且敏感的線民，是透過豐厚的報酬得到的。

安德烈‧馬頓或許明白他的身邊充滿布建──只是無法辨識誰是誰不是，以致於日後踏進各種陷阱──但他絕對不會知道，早在1946年在報社工作時，就因為自己所寫的一則報導，被蘇聯佔領軍注意，而生成了他的第一份檔案，更開啟他長達20年的全面監視。當然，這是卡蒂‧馬頓打開檔案後的發現。

此時，是匈牙利第二共和時期，戰後的首次大選匈牙利共產黨慘敗，為了防止這個國家成為民主化歐洲的那一方，蘇聯建立了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政權，並成立了AVO的前身「匈牙利國家保安局（ÁVH）」，透過這類情治工具以控制這個國家，並得以直接向史達林政權的特務機關匯報。其下設17個科，各有任務，它的第一科試圖透過龐大的監控網，滲透匈牙利的政治生活。

在新政權之下，馬頓夫婦「中產階級」背景，及其對西方（英美）的親近，皆使他們置身危險中。每一份關於他們的國安局報告，都以「高級資產階級出身」為開頭──身為經濟學者的伊洛琳‧馬頓被教育部開除（並名列政治上不受歡迎的黑名單中），安德烈‧馬頓自辦的報社則遭取締。直至1948年，他們得到成為美國通訊社記者的機會，才脫離失業的處境。

1949年，有「匈牙利的史達林」之稱的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勝選，成為匈牙利實質的統治者，此時，公開稱羨西方、直率批評共產黨者，皆被認為是法西斯主義者，並系統性地「被消失」、遭酷刑折磨，甚至是死亡。馬頓夫婦並肩報導了當時的許多駭人的政治審判，甚至發出這些政治犯被執行死刑的報導。

「不只是速度而已，父親寫的報導受其背景影響，美國記者缺乏他那種深入骨髓歷史感。他極度希望能喚醒美國面對這個事實，即昔日同盟的蘇聯如今就像當年戰敗的德國一樣危險。」卡蒂在書裡寫道：「他認為，透過報導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正因如此，光是1950年，國安局裡的馬頓檔案卷宗就多達1600頁。該年，國安局以典型的共產黨用語，正式裁定馬頓夫婦是「我們人民民主政權不共戴天的敵人，也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忠實信徒。儘管他們的工作內容一直是公開的，但其報導對我們國家而言，不是帶著嘲弄，就是充滿敵意。」甚至，還有個內簽提到：「我們正在嘗試吸收馬頓，因為他與美國公使館持續的往來。」起草這份報告的國安情治人員不無遺憾指出：「直至今日，我們仍難以招募到美國公使館內的線民，因為他們工作一段時間，就會遭到解雇。」

冷戰時期的美國公使館，便是「敵人」，為美國媒體工作者，自然也是──更不用說安德烈‧馬頓原本就是目標。但拉科西政權為何遲遲未逮捕、拘禁、審判安德烈‧馬頓？他的女兒看完檔案後，請教了相關歷史學家，得到的結論是：馬頓夫婦獨特的門路對他們而言是珍貴的，不可以輕易浪費，監獄很擁擠，國安情治人員還有更多受其折磨的靈魂，拉科西願意等一等。他們就像兩個具有異國風情的小鳥，被關在設備完備的鳥籠，只是這個鳥籠正逐漸縮小，直到意識到自己再也飛跳不起來。

安德烈‧馬頓遭到逮捕、偵訊，連遭囚時的獄友，都是布建的線民，只為了讓他在鬆懈或虛弱時，抓到足以定罪的證據，甚至利用心理陷阱鼓勵他認罪──兩個月後，他終於承認自己是「間諜」，但沒有供述任何人的名字。接著，他的妻子被捕。

「間諜」的定義是什麼呢？從國安情治人員對馬頓夫婦的偵訊中，可以窺見其荒謬──伊洛琳‧馬頓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紀錄了某場偵訊過程。她反問偵訊者：「如果我不為美國通訊社工作，而是《真理報》（Pravda）記者，必須出席蘇聯大使館記者招待會，那我會被視為蘇聯間諜嗎？」

這段話彷彿在國安人員腳下點了爆竹，他們一來一往爭論，最後偵訊者在這個「女間諜」面前拿出一張紙，劃上兩條線，說：

馬頓夫婦的生活與工作都是西式的，每週造訪美國公使館，給予「敵人」支援與友誼，在共產黨員的眼裡，就是名間諜。

但伊洛琳‧馬頓仍拒絕接受這項指控，她反問：「若真是間諜，我還會大搖大擺走進公使館嗎？」偵訊者卻說這是個聰明的詭計，確實曾令他們遲疑，但是，無論如何，事實就是馬頓夫婦與西方站在一起，如此就是敵人，即是人民公敵。

而安德烈‧馬頓除了不斷被逼迫寫下自白書，承受屈辱（他甚至因此在牢房試圖自殺），也要面對偵訊者的一百問，包含：為什麼會英語，為何過往參與反納粹運動，甚至追問──誰命令你做這條新聞？誰讓你注意這則新聞？人家為什麼要提供你那則消息？

「像是兩個世界碰撞後的縮影。」看完偵訊者摘錄，卡蒂在書中寫道：他們就是無法意識到新聞記者是一種帶著獨立性、好奇心的人類，而不必成為冷戰兩巨頭的附庸。因為鐵幕裡的「新聞」，都不能稱作是新聞。「國安局人員不認為我父母做的只是普通的新聞工作，在他們眼裡，那都是間諜活動。」

卡蒂在讀完數千頁的國安情治檔案後，精神也被削弱，因為她發現自己閱讀的其實是父母的苦痛，然而這些苦痛在國安局的遣詞用句中，卻與血肉之軀切割，人們在其中被簡化：被告、嫌犯、線民，其人性情感亦被清除彷彿都與活生生的生命無關，正是這成千上萬忠誠的特務、線民， 成為這國家恐怖統治得以運轉的小齒輪。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靠的正是從未反映這個人真實樣子的方法──他們逮捕的是一個匈牙利愛國者，一個丈夫，一個對孩子的愛毫無保留的父親。他唯有做出違反自己心意的決定，除此之外，無能為力。

責任編輯：周慧儀、林齊晧

《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01

內容簡介：1973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