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老爹性犯罪案：#Metoo時代終結了嗎？親密暴力與司法正義的落差

2025年初夏，某間位於紐約市的地方法院內外總是很熱鬧，因為一場堪稱繼1995年的辛普森殺人案後、最受美國民眾矚目的審判正在進行中。知名饒舌歌手吹牛老爹（Sean “Diddy” Combs）遭紐約檢方以性販運罪、組織集團犯罪（rackteering，通常被翻為敲詐勒索，但其實涵蓋了更廣泛的範圍，指的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透過非法手段牟取利益）、運送他人賣淫罪等罪名起訴。經過近兩個月的庭審過程及13個小時的討論後，陪審團最終判決性販運與組織集團犯罪兩項罪名不成立，但罪刑較輕的運送他人賣淫罪成立。

倘若吹牛老爹於前兩項較嚴重的罪名被判有罪，最高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刑期，而運送他人賣淫罪最高可判10年，但外界估計他應該不會獲得如此嚴苛的刑期。檢方目前向法官求處5年刑期，而吹牛老爹的律師則主張21到27個月。在陪審團宣判後，法官因為考量吹牛老爹過去的家暴歷史而拒絕保釋，因此他目前仍在紐約市皇后區的看守所服刑，最終刑期預計將於10月3日宣布。

▌#Metoo時代的終結？

這場審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源自於吹牛老爹在流行音樂界與娛樂圈的地位與名聲——他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實境節目，時裝與伏特加品牌，涉足多個產業的同時也捧紅了許多饒舌歌手——而他的高知名度和龐大粉絲群，也讓讓審判期間的法庭內外總是聚集了許多支持者和網紅。

與此同時，案件本身近乎獵奇的內涵、親密關係暴力的複雜性、個人性癖與性犯罪之間的區別，以及檢方所採取的訴訟策略——以性販運和組織集團犯罪作為起訴罪名，而非單純的性侵或家暴——也讓人好奇，這起案件將如何發展。

另一方面，自從2016年 #MeToo 運動在好萊塢發起、於社群網站茁壯，並進一步延伸到各產業開始，包括最初被揭發的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內，陸續有名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究責，而吹牛老爹可說是音樂界至今最「大咖」的被告（在他之前亦有知名R &B歌手R. Kelly於2021年因為敲詐勒索、人口性販運、兒童性剝削等九項罪名被判處30年刑期）。

而隨著溫斯坦案件的重審、#MeToo運動遭受的反撲，以及在川普當選後男性空間（manosphere）和厭女情結的主流化，這起案件彷彿成為人們心中一項重要的觀察指標，將為 #MeToo 運動的意義與成功給予註記。

▌不堪的瘋狂派對

這起案件緣起於2023年一場民事訴訟，吹牛老爹的前女友、歌手凱西（Cassie，本名 Cassie Ventura）指控吹牛老爹性販運與性侵並求償。兩人於隔天達成和解，但案件引起紐約市檢察官的注意，於是展開相關調查。2024年，CNN取得一段影片，來自於2016年加州某間飯店的監視攝影機，內容是吹牛老爹在電梯前毆打、重踢凱西，並在地上拖行，引發輿論熱議。同年年底，紐約市檢察署逮捕了吹牛老爹，並以前述罪名起訴他。

本起案件主要涉及兩位證人，皆為吹牛老爹的前女友。一位便是前面提到過的凱西，她自21歲起與吹牛老爹交往（當時他已近40歲），兩人關係維持超過10年。她於出庭作證時表示，兩人交往一段時間後，吹牛老爹向她透漏自己的性幻想之一，是希望觀看她與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凱西告訴陪審團，她其實對此沒有興趣，但因為愛著對方、不願使他失望，才同意了那次的性行為。他們雇請了一位男性工作者，與凱西在飯店內發生性行為，吹牛老爹則在一旁觀看。

然而，這項凱西原本以為僅此一次的活動，卻開始成為兩人相處時的固定內容。根據凱西的證詞，他們稱此為瘋狂派對（Freak-offs），吹牛老爹的助理會負責安排飯店、性愛需要之物品（如保險套與嬰兒油）、藥物，凱西會和雇請的男性工作者在服用藥物的情況下進行性行為，吹牛老爹在一旁觀看，有時會給予指令並進行拍攝，有時則會自慰。這些派對可能持續數小時到數天，結束後，助理往往需要帶來護士為凱西注射點滴，好幫助她恢復體力，而她也經常在事後尿道或膀胱感染。

凱西指出，儘管不願意，她卻不覺得自己有權拒絕參與這些派對，這一方面有個人情感的因素——在交往中後期，這往往是她唯一可以與吹牛老爹見面相處的機會——另一方面，如果拒絕，她可能會遭到來自他的暴力毆打，她同時也擔心自己會失去工作與經濟支持（凱西和吹牛老爹所擁有的唱片公司簽有合約）。此外，吹牛老爹也威脅凱西，如果不同意，他會公開之前拍攝的性愛影片。

另一位關鍵證人亦為吹牛老爹的前女友——她在法庭上未使用真名，而是化名為「珍」——珍在凱西之後與吹牛老爹交往，她在作證時指出，當她在媒體上讀到2023年民事訴訟中凱西的陳述時，她彷彿「讀到了自己的性創傷」。珍的證詞內容和凱西相去不遠，同樣指出儘管自己不願意，卻擔心遭到暴力對待或失去經濟支柱（吹牛老爹當時支付她的房租），而被迫參與這些性愛派對。

▌檢察官的大膽策略

根據兩位女性的證詞，紐約市檢察官認為，吹牛老爹透過暴力與脅迫手段，強迫兩人進行性行為，因此構成了性販運罪。另一方面，檢方指出，吹牛老爹身邊包括私人助理與保鑣在內的工作人員，組成了一個嚴絲合縫的集團，讓他可以順利地從事這些犯罪行為。他們為他張羅飯店、取得藥物，負責派對後的醫療照護、清理，並在他遇到麻煩、犯罪可能曝光（如被飯店監視攝影機拍攝到施暴影片）時，為他善後。檢方認為，吹牛老爹組成了這樣一個服務於他的團隊，共謀協助他進行犯罪，因此在性販運外，再加上了組織集團犯罪的罪名。

吹牛老爹一方的辯護論述有二。首先，辯護律師分享了兩名女性與吹牛老爹之間的簡訊內容，兩人都曾表達自己對性愛派對的期待與興趣，因此律師主張，她們並沒有遭到脅迫，而是自願進行這些性活動——兩位女性的反駁說詞是，在當時情境下，她們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其次，針對組織集團犯罪的指控，律師則表示，包括助理與保鑣在內的工作人員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他們並不清楚這些任務（如取得藥物）背後的「終極目的」為何。換句話說，組織集團犯罪的要件在於，參與各方清楚自己正在參與共謀，但在吹牛老爹的例子裡，律師主張這並不成立。

面對彼此衝突的證詞與證據，陪審團成員必須判斷，在這起案件裡「脅迫」（coercion）是否成立——凱西與珍確實受到暴力對待，但與此同時，她們也曾「主動表達」過自己的同意。脅迫與自願的界線應該如何界定？吹牛老爹的行為究竟只是個人性癖，還是犯罪行為？是否如同辯方律師所說，吹牛老爹確實曾有過家暴行為，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不算好人」，但他終究不是性販運者與犯罪集團主使人？還是有權有勢的男性在這個社會上，能夠透過各種手段滿足自己的性慾，不用擔心任何後果？

審判結果顯示，陪審團成員並不認為，法庭上所呈現的證據足以在沒有疑慮之下判決當事人兩項重罪成立。面對審判結果，吹牛老爹本人、他的家人、支持者都表達了喜悅，甚至不乏有支持者表示，這些女性只是對曾經的行為感到後悔，而審判結果讓她們必須為自己負責。

▌合意與脅迫的模糊性

然而，與其說無罪判決證明了兩位女性證人「不誠實」，倒不如說，這起案件涉及了親密關係性暴力指控中，最幽微難辨的問題。兩位女性如出一轍的證詞，透露出某種特定的行為模式，亦即在親密關係中，「合意」或「脅迫」可能並非一個絕對或線性的狀態。相反的，權力互動是相互拉扯、交換的過程。比如說，女性的「同意」有時候可能是出於愛、有時候出於自保需求，有時候甚至可能是一種企圖奪回自身主體性、再次在關係中得以「發言」的嘗試。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脅迫」並不是一個絕對直觀的過程，除了透過明確的壓迫語言和肢體暴力，人們還有可能透過經濟控制、名譽資本，或單純創造一種不安全與恐懼感，達到讓他人對自己言聽計從的結果。更重要的是，親密關係——或者說愛——可能和暴力同時存在，處在親密關係的當事人可能在感受到愛之餘，也同時是暴力、侵害與虐待的受害者。

而因為親密關係的私密性，導致親密關係暴力經常落入一種「他說／她說」（He said, she said）的窘境，使得受暴者的經驗更難以被訴說、傾聽、相信。名人審判的終結或許不應該讓我們直接定論誰對誰錯，而是更進一步去思考，我們如何理解性暴力、脅迫與親密關係裡的受害？在法律判決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回應存在於親密關係內的傷害？

當然，亦有某些評論者質疑，這是一場失敗的訴訟。對於吹牛老爹的支持者來說，這是一場破壞其名聲的獵巫，而對於 #MeToo 運動的捍衛者而言，紐約檢方的訴訟策略太過大膽，導致證據不足以支持其論點，吹牛老爹的無罪判決反而可能打了 #MeToo 運動一巴掌，讓運動支持者感到灰心，反對者則更加堅信，#MeToo從來不存在。

▌司法體系、現實、正義之間的落差

十分巧合的是，在吹牛老爹的審判進行時，紐約市另一個法庭內則坐著溫斯坦。溫斯坦於2020年在紐約因為性犯罪和強暴而被判處23年徒刑，但紐約市最高法院卻在2024年推翻這項判決，原因是下級法院的審判過程有程序瑕疵。當時的審判主要涉及兩位女性當事人，但為了讓陪審團進一步了解溫斯坦的行為與犯罪模式，檢方傳喚了其他也曾指控溫斯坦有不當性行為的女性作為證人。紐約市最高法院認為，犯罪被告只能因為他們被指控的案件受審，檢方不能在證詞中「打包」其他不在案件內的訊息，因此紐約基層法院的作法有瑕疵。

因此，紐約檢方在今年再次針對溫斯坦的3起案件提出訴訟，最終陪審團判決一案有罪、一案無罪，最後一案則審判無效。法官尚未宣告具體刑期，而除了這起案件以外，溫斯坦也在洛杉磯因強暴罪名而被判處16年徒刑。

儘管再次被宣告有罪，和前一次相比來說較為「輕微」的結果，結合吹牛老爹的案件，也讓某些人忍不住提問，這是#MeToo運動的失敗嗎？

當年最早揭發溫斯坦的紐約時報記者裘蒂．坎托（Jodi Kantor）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她認為溫斯坦和吹牛老爹的案件，傳達出的重要訊息在於，司法體系逐漸認可到過往在處理親密伴侶暴力案件的困境與不足，因而試圖嘗試新的取徑與策略，呈現出親密伴侶暴力本身的複雜性。坎托認為，吹牛老爹這樣的案件在過去很難進入法庭，因為檢方會擔憂其中各種彼此衝突的訊息（例如證人證詞與簡訊內容的矛盾）導致案件難以成立（進而影響檢方的績效）。但如今，司法體系不再逃避，而是直面了司法體系、現實、正義之間的落差。

坎托指出，溫斯坦的案件中，為了打破親密關係性暴力總是在私密環境發生，因此難以被證實的困境，檢方企圖透過蒐集更多證詞，來建立陪審團對暴力行為模式的理解。儘管最後這項策略被判定為程序瑕疵，卻可能幫助人們意識到，為什麼女性主義者總是主張性別暴力是系統性問題，來自於個人的控制與壓迫慾望，並受到結構的包容。而在吹牛老爹的案子裡，或許關鍵價值便在於，揭露親密關係暴力中意願、脅迫和權力之間的關係。

#MeToo 時代結束了嗎？事實上，用單一審判的結果來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公平。儘管對行為人究責是正義的一部分，但一場運動所帶來的除了司法處置以外，還包括社會意識與語境的改變、體制的修正、社群的動員與連結。比方說我們得以看見越來越多女性勇於說出自己的經驗，好萊塢開始雇用「親密指導員」以確保演員的權益，而性別暴力成為一個可以被討論的話題。#MeToo 時代如果有一天終結，那是當我們停止討論性別暴力（不論是性別暴力已經消失還是人們從此放棄討論），但只要有人還在敘說、還在辯論，#MeToo 便仍是進行式。

▌網紅「直播參審」的隱憂

然而，這些辯論要如何發生，或許是值得思索的問題。在吹牛老爹的審判期間，許多網紅日日清早來到法庭「占座」，在庭審間隙上傳影片或甚至直播，分享法庭細節或自身評論。這場審判頓時成為社群網站上最火熱的話題之一，雙方的支持者各自「站隊」，在同溫層中相互肯定。

本次審判的盛況不禁讓人回憶起，數年前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暴案件，當時審判過程全程直播，無數網友日日觀賞法庭上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分析每一個言行的真假與意義。遺憾的是，當年的密集觀察並沒有為人們帶來互相理解，反而是一面倒的聲援或獵巫。

如今，又一場轟動全美的案件結束，網紅鉅細靡遺的「報導」，捕捉到了前述那些複雜性嗎？在如今流量決定一切的網路環境裡，答案似乎令人擔憂。帶風向的網紅或許不見得有所定論，卻必須為了鞏固自己的基本盤而堅守特定立場，而在男性空間愈發堅固的情況下，女性主義者是否有可能找到突破入口？作為女性主義者的筆者也難以給予肯定的回答，但為了不辜負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女性，我們除了繼續敘說，再無其他可能。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