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關鍵年代（上）：「法西斯始祖國」是怎麼煉成的？
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民粹主義」一詞，在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川普當選總統兩次顛覆近代政治常規的事件發生後，一時之間，似乎讓歐洲變得黯淡無光，假新聞、極端右派政黨和移民危機等等事件的發生，也打破了戰後以來歐洲富饒、進步和規律的形象。
對一般人來說，「民粹」不過是一個媒體標籤，但在研究歐洲歷史和政治的學人眼中，卻是似曾相識。這主要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民粹主義不只是全球化最大的副作用之一，還代表政治系統深層次、追趕不上經濟發展所形成的病灶。
民粹政治的本質，在於將一切政經議題二元化，在於由政客領導著而自問純潔、高貴的「人民」，去抵抗腐朽的「菁英」階層以及外國人。為了消滅這些敵人，人民必須不斷給予領袖更多、更大的權力，以刨除固有的秩序——不論是有形的反對派還是無形的經濟政策框架皆是。
這麼一種激進的政治取向，好比是食腐肉的蛆蟲，如果是在一個健康的政治生態裡，他們的存在，只是對民主制度的一個提醒。但是，要是這種病毒式的政治運動一旦壯大，成功感染一個分裂的政治系統且控制了國家機器，就說明了這國家內部分裂和跨國衝突的發酵，已經到達了危險的臨界點。坐視不理的最終結果，會發展成將自身意識形態、武力強加於鄰居以展示強盛的專政極權。
上述的激進政治取向從一次大戰結束後的混沌吸收養分，到在30年代正式將義大利經濟系統納入到法西斯政權，最後將國家拖進戰爭的泥潭。而作為世上第一個法西斯主義政體，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d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則在這個立基點上，示範了如何先以改革者模樣入主政府，再從經濟層面奴役一個現代國家。
▌外強中乾的一戰戰勝國，戰爭動員的後遺症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20世紀初的義大利來說，是一次極為矛盾的體驗。的確，在經歷過戰爭的城市中產階級到南方農夫心中，「義大利」開始成為一個堅實的想像共同體，但這是以極大代價換來的。
在一戰前，比起其他歐洲帝國，義大利尚處於政治體制以及經濟體制現代化進程的幼年期，社會各個階層和利益團體尚在適應議會制度，由資金、勞工以及國家體制組成的經濟結構，亦正適應著工業革命帶來的新衝突。參與一戰，的確一部分滿足了義大利各階層「和列強比肩」的美好聯想，而當時的主戰派政客亦將對外戰爭視為撫平社會衝突的藥方。但是，即便是作為戰勝國的一員，戰爭動員對義大利內部分裂的政經結構所造成的衝擊，卻遠遠超出了主戰保守派菁英的掌握。
1901年起，以首相中間派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喬瓦尼．喬利蒂（Giovanni Giolitti）為首的改革派，一方面因疏解基層和統治階級的衝突而和保守派的地主和工業家們（Industrialists）搏鬥，另一方面在內部亦受到主張革命、反議會的激進社會主義者阻擋，艱難地建立起一個在各派別間勉強能夠求同存異的政府。但是，這個中間派政府，遭遇了和其他正在民主化進程中國家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由菁英領導打造的政治系統和選民間的連結，在本質上極為脆弱。
在參與一戰前的最後一次大選，義大利就迎來了一個歷史的轉捩點；1913年，喬利蒂領導的中間派自由聯盟黨，雖然憑藉第一次參與政局的天主教選舉聯盟（Italian Catholic Electoral Union）的支持，避開了利比亞戰爭的泥沼及當時最嚴重的罷工危機，免於敗北的命運，但是，對於教廷深惡痛絕而且逐漸抗拒議會政治的左派義大利社會黨（PSI），在穿著革命者裝扮的墨索里尼領導下，卻不再支持自由聯盟。這直接導致已飽受黨內反教廷自由派勢力威脅的喬利蒂辭職，亦擊沉了義大利稚嫩的政治系統。
義大利錫耶納大學的歷史學家葛納（Paul Corner）相信，若義大利當時可以如1906年的英國一樣，在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維持一個中間派聯合政府以穩定大局，或者可以避免參與一戰，遠離往後的亂局——但這畢竟從未實現。
接替喬利蒂的保守派首相安東尼奧．薩蘭德拉（Antonio．Salandra）和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於1915年繞過國會表決、插手大戰，之所以如此，除了因為有來自學生及城市小中產階級的主戰聲音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薩蘭德拉期望能夠通過參戰快速獲得勝利，來換取政局上的穩定。然而，薩蘭德拉這次以戰爭動員賦予的權力，加強中央政府對義大利政經系統控制的豪賭，從戰後的局勢來看，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均災難性地落空。
首先，在政治上，繞過國會逕自參戰，意味著政府將無視議會內的多個黨派；包括自由派、天主教代表，以及相對溫和、信奉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期望中立的主張。本已在民間缺乏認可性的國會權威被更進一步削弱之餘，帶領羅馬參戰的保守派亦因戰事的拖沓而進退維艱。薩蘭德拉期望藉由參戰維護國會控制的意願，在這一層面上可說是失敗的。
其次在經濟上，比羅馬政府想像中時間長得多的一戰所要求的全面動員，令政府日漸加深對資本（尤其向英國和美國的借貸）的依賴，而更重要的是，在議會少有權力的戰時，操控和管理動員經濟的工業家（Industrialists）以及技術官僚們組成的管治階層，漸漸開始將議會從經濟管理上隔離。此舉不但為後來墨索里尼掌握經濟大權埋下伏線，更進一步惡化了本已極為緊張的工業勞資關係。
義大利其後的局勢，由於物資分配緊張，讓軍事化管治的工人付出代價、讓工業家戰爭販子獲益這種說法在基層大行其道，再加上接近大戰尾聲的1917年夏天的「都靈事件」，又更進一步加固這種印象。
戰時食物大範圍的嚴重短缺，造成義大利全國上下因為糧食限額起了零星騷亂，在1917年8月，都靈工人罷工成了導火線，引爆一次龐大的動亂，軍方甚至需要出動戰機和機關槍去鎮壓示威者，最終導致41人死亡。都靈事件首先促使已廣泛反戰的義大利社會主義者，進一步成立了反政府，反對跨黨派合作，同時亦加深了他們在小中產階級——那些日後多半會加入法西斯主義行列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眼中叛國者的印象。
希望在兩派之間斡旋的改革派，則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庸碌無為、軟弱的代名詞。於是，雖然不像同年發生的俄羅斯二月革命和德國的十一月革命，羅馬政府的武裝鎮壓成功制止了政權崩塌，但同時卻激化了義大利政經結構內的矛盾。
戰爭帶來的貧富懸殊、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復員等等問題，將會改變義大利的整個政治版圖。戰時經濟對義大利社會及脆弱政經結構的衝擊，助長了政治的極端化——先往左，再向右。而最終，義大利從一戰僅得到一個溫和派漸漸消失，朝衝突快速塌陷的政治生態。
▌「紅色兩年」：法西斯運動作為反共載體
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在和他的德國同行佛斯勒（Karl Vossler）通信時，提及一戰之後的義大利，說道：「戰爭不止為義大利帶來致命的頑疾，更有可見的潰瘍。」的確，戰後1919和1920兩年，一戰挑起的政經結構深層矛盾開始病變，導致逐漸終結了義大利的自由主義。
1914年參戰前夕，義大利中立派和主戰派的衝突，因為中間派退潮而通過議會解決分歧。雙方在社會主義者以及天主教徒陣營各自固化之後，在處於一戰結下的果實無法滿足任何一方的情況下，各自視被通貨膨脹及勞工市場動蕩逐漸逼到臨界點的政經局勢，為己方勝利的曙光。
一戰作為第一次全球化的過程，大幅扭曲了義大利的經濟。戰時需求一方面讓電子工程和化學品工業等行業萌芽成長，軍工業更在此期間大肆擴充10倍以上，但是在另一方面，工業發展對貿易的需求亦令以追趕者姿態進入全球經濟的義大利不堪負荷。
在工業革命命脈的鋼鐵和煤礦所需的原物料方面，義大利極為依賴外國進口。根據義大利國家統計局（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的數據顯示，1913年的義大利進口鍛鐵僅26萬7,100噸，但在1919年達到進口高峰，共有46萬4,900噸，增長近四分之三。義大利本身並不產煤礦，僅有出產較低質量的啡煤（Brown coal），在1919至1921年高峰期的產量不過平均120萬噸左右，但同時期國內的煤礦入口卻達到平均600萬。
義大利在1915至1918年大戰期間大幅舉債，一部分原因即是為了購入這些原物料以支援整體戰事支出：一戰時期，義大利有13.2％的軍費，是由向美國、法國以及英國借貸而得。與此相對應的，在那個金本位的年代，義大利外匯兌換率急升之餘，國內通膨也隨之飛升。在1913到1925年間，里拉兌英鎊的匯率暴跌超過4倍，從1比2.57到1比121.1；物價指數以1913年為基數，生活成本指數升高超過4倍，躉售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在同期更升超過六倍。
這些數字背後，是高度通貨膨脹帶來的國民儲蓄的蒸發，還有人民日漸艱難的生活，如此慘況再乘以復員軍人對勞工市場的衝擊，可以得見一戰對於義大利嗷嗷待哺的民主體制（義大利在1912年方落實僅限30歲以上男性的普選權）造成的壓力有多大，而這局勢則直接反映在1919年11月的大選上。
▌本文為《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聯經出版，2019）書摘
《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作者： 胡川安、尤智威、孫超群、蔡曉林、蔡榮峰、蔡政修、尹子軒、洪仕翰、李博研（神奇海獅）、黃長東、喬蘭雅、林齊晧、林伯雍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9/08/07
內容簡介：獨裁強人捲土重來、世界最大經濟體終告失敗？《關鍵年代》以近年國際關鍵事件「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英國脫歐」為起點，先論析英、美兩國如何走到今日傾向極權、民族主義再掀波瀾的複雜前因；再回顧過去德國、義大利極權崛起，並探討二戰時期風行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國家，又如何邁向今日的多元風貌？民族、國家形成後，為何會走向戰爭一途？綜觀歷史脈絡後，最後提出一個當下與未來都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能免於戰爭的恐懼嗎？」閱讀本書，讀者們將會有種熟悉感，明明是百年來的歷史，卻好似在說當代的社會，而其中的事件更宛如現正上演的國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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