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六四衝擊：左翼革新派的「中國幻滅」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響起的槍響，驚醒了整個世界，同時也震撼了當時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鄰國——日本。日本戰後雖然長年由保守派執政，同時也有著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被通稱為「革新」、偏向自由派或左派的在野政黨，以及反戰、反核、反公害等大量的草根公民團體。

對在左右對立的冷戰框架下，傾向「親中」的革新派而言，六四不只讓中共形象墜地，也連累了自身政治主張在日本社會的正當性。六四事件對日本革新派固有的思想與行動模式產生強烈衝擊，長遠來看，實則間接對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六四發生的當下，在日本各政黨中，率先也是唯一痛批中國共產黨的，反而是同為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日共在六四當日就發表聲明，批判中共對和平示威的群眾開槍，是踐踏社會主義與民主的行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鎮壓，並隨即舉辦批判中共「武力鎮壓、虐殺」的集會。

日共的強硬態度，其來有自。在1966年，日共出訪北韓、越南、中國三國，希望能協調各黨組成「反越戰共同戰線」。然而，該年三月在北京與周恩來談妥的共同聲明，卻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要求聲明中必須明確反對「蘇聯修正主義」，並且要求日共承諾在黨內發動反修正主義的鬥爭。

就日共的立場，仍希望保留與蘇聯聯手抗美的餘地，另外在議會路線下，也不欲發動黨內鬥爭，共同聲明就此胎死腹中。幾個月後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將「日共修正主義」列為批判對象之一，當時不僅駐中的日共幹部遭到批鬥拷問，在日本也有毛派響應，發動對日共中央的鬥爭，中日共黨就此決裂。

因此當六四事件發生後，日共批起中共自是毫不手軟。而在與日共決裂後，中共就改以另一個主要革新政黨——日本社會黨，作為對日政黨外交的主要對口。社會黨不僅屢次率領跨黨派議員團訪中，促成中國政要訪日，也在1983年與中共正式建立黨對黨的關係。

1989年7月是日本的參議院改選，而當時的社會黨，正迎來戰後前所未見的榮景。1986年，在參眾兩院大選中大敗的社會黨，誕生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黨主席：土井多賀子。土井在從政前原為憲法學者，政見主打性別平等，以清新形象與充滿魅力的演講風格，捲起了一股「土井旋風」，不僅成功統合黨內派系，也吸引了大量的中間選民。相較於當時弊案、醜聞纏身的自民黨，社會黨是志在必得。

沿襲社會黨歷來的外交路線，土井曾於訪中時特地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並希望促成當時勢同水火的中越兩國，一同出席東京的反核和平會議，作為社會黨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軸。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為了避免影響選情，社會黨中央決定嚴加批判中共，並凍結兩黨關係。

但長年致力於對中外交的日中特別委員河上民雄認為，六四屠殺應該批判，但兩黨關係不能斷。社會黨最後放緩了譴責的強度，也順利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大勝。隨後河上以「個人身份」訪中，試圖修復兩黨關係。對於社會黨遞出的橄欖枝，根據河上的回憶錄，中共雖然堅持「內政問題不容干涉」，但也對河上表示：「我們充分理解六月四日的鎮暴行動，造成了貴黨立場上的困難。」可以說是委婉地致了意。

時至今日，日共在1998年與中共和解後，包括六四在內，對中共的批判力道已不如以往。其考量為擔心對中共的批判，會助長「反共」思想，最終連累日共的支持率。而對現在的日共而言，昔日對文革與六四的批判姿態，除了批判他黨當時的姑息姿態、佔據國內道德高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切割獨裁中共的護身符，以防禦「反共」批判。

而日本社會黨則最終於1996年分裂，後來繼承廣義革新勢力，取社會黨而代之的民主黨，及後繼的立憲民主黨與國民民主黨，由於聚集了「反自民」的各方勢力，多頭馬車下，於中日外交政策上始終缺乏明確方向，更遑論對六四等中國人權議題表態。昔日社會黨在冷戰下，主張為了和平而親中，但若中國自己破壞和平，又該如何面對？至今仍未給出一個明顯不同於保守派的答案。

相較於標榜民主、人權的革新政黨，在政治考量下，反而對六四長年失語的現象，六四對日本公民社會的影響更加深刻。其實在六四之前，中日建交後兩國間的往來日趨密切，「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神秘面紗也被揭去。諷刺的是，讓日本熱血毛派退燒的，正是開放交流後，他們赫然發現當時的中國，其實不但沒有毛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有的只是特權、官僚與腐敗。

但政治信仰並非說變就變，加上對日本左翼而言，對中國的報導，總是因參雜了政治因素，而難以盡信；例如有許多消息，確實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長年以「匪情」為本，在日本展開輿論戰的產物。但到了六四，攝影技術已經進步，全世界都透過媒體目擊了慘劇。這讓許多日本左翼人士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真的背棄了人民、背棄了社會主義的理想。

筆者遇過不少年輕時醉心於毛主義的日本學運世代，當問到對毛主義幻滅的轉戾點時，「六四」是最常見的答案。「屠殺人民就真的沒什麼好說的了」、「那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目睹過高齡九十的老左派，在酒後對同席的中國學者拍桌質問：「你們為什麼要殺學生？為什麼要背叛社會主義？」

然而，冷戰下的左右對立框架，並非如此容易褪去。今日仍有許多日本公民團體或知識份子，即便不再相信中國的理想性，但仍為了要對抗日本保守派，以及其背後的美國，而選擇與中國持續合作，或對人權問題保持沈默。

東京大學副教授阿古智子在去年底在台灣的演講中，就曾提到這個問題。他認為，許多日本左派在面對中國時，過度強調「中日友好」，只與官方打交道。但另一方面，許多宣稱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日本學者、政治人物，卻利用相關議題煽動仇恨、加深歧視。而作為一個關心民主、人權的中國研究者，難以贊同任何一方。

但所幸，在今天像阿古教授這樣的人，並不孤單。今年為了聲援因在去年發表文章主張平反六四，因而被北京清華大學停職的許章潤教授，由明治大學教授鈴木賢、北海道大學教授遠藤乾、以及阿古教授三人領銜，向北京清大提出了公開聲明，抗議對言論自由的打壓，該聲明共有七十位日本學者、媒體人連署。

此外，在六四讓中國社會主義理想破產之後，對在其後出生的世代而言，目光朝向的已是台、韓、港等地的社會運動，取紅太陽而代之的，是對民主、人權理念的共同關懷與實踐。

國際政治確實受經濟、軍事實力大幅左右，但同時在民主社會當中，缺乏理念，只憑金錢收買與武力恐嚇的政治，最終難以贏得民心。蔣介石不僅是在戰場上輸給了毛澤東，即便在冷戰下獲得美國支持，也輸掉了往後幾十年，各國理想主義者的尊敬與支持。

中共或許至今仍未理解到，當年革命所標舉的理想，為自己在各國贏得了多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珍貴友誼。但這筆「進步紅利」，早就已經被中共自己揮霍殆盡，六四就是其中最大的一筆欠債。目前在日本，關心中國人權、但拒絕被既有左右路線利用的新路線已然浮現，前述的聲明就是明證。六四後一年一年過去，究竟是會成功讓世人忘記血債？還是在各國的後六四世代掌權後，有更多人加入聲討的行列？時間，並不一定站在獨裁者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