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幕下的歷史抉擇：從電影《自由浪潮》看1968年布拉格之春下的小人物命運

1968年8月20日深夜，蘇聯與波蘭、匈牙利等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軍隊從多路向布拉格圍攻，試圖終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自由化改革。在蘇聯坦克進逼之際，有一群新聞工作者堅守在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麥克風前，向全國民眾即時播送軍隊入侵的消息和各地抵抗行動，他們以真相為盾抵抗威權統治，並在隨時可能斷訊的廣播環境下，於每一次廣播結尾堅定地傳達：

這段捷克斯洛伐克於冷戰期間的抗爭歷史，成為電影《自由浪潮》（Waves）的取材來源，並在捷克導演、編劇馬德爾（Jiří Mádl）的指導下於2024年拍攝完成。這部於2025年代表捷克角逐奧斯卡國際影片的電影，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及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為背景，刻畫出冷戰時代下小人物們的抉擇與抵抗，及在尚無網路和通訊軟體的年代，一群新聞工作者如何透過廣播將時代脈動傳遞給數百公里外的人們，讓真相突破威權政府的宣傳與謊言。

邁向政治開放的布拉格之春

電影《自由浪潮》的背景設定於1967年10月至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區，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為蘇聯的衛星國，其共產政府受蘇聯控制，並施行中央集權統治與計畫經濟。然而，在二戰後近20年的威權專政下，直到1967年末捷克斯洛伐克社會開始逐漸醞釀政治開放的可能。

在《自由浪潮》中，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主編之一米蘭・韋納（Milan Weiner）便是在此時期積極爭取新聞廣播自由的主要角色。這位在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中的真實人物，於1963年至1969年間擔任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節目「國際生活」（International Life）的主編，他反對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府的新聞審查，並爭取在節目中播報記者實地採訪得到的真實資訊，因而經常與電台的高層發生爭執。

196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情勢變化，為當時在威權統治下爭取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人們帶來了一絲希望。1968年1月，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諾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在黨內壓力下辭職後，由改革派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接任，並著手推動不同於諾沃提尼過往的高壓政策，開始經濟和政治自由化的逐項改革。

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後，提出「人性化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概念，以回應社會逐漸興起的改革呼聲。而在杜布切克放寬的政策中，包含取消新聞審查制度、開放引用外國媒體資料等，令當時要求新聞自由的媒體人大為振奮。

此外，於1968年1月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諾沃提尼，因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支持，且蘇聯共產黨也無意介入諾沃提尼和杜布切克的對立，因此諾沃提尼決定於1968年3月正式辭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一職。諾沃提尼的下台，為爭取政治和言論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民眾打了一劑強心針，當時居住於首都布拉格的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和學生們均在逐步開放的政治環境中，期待捷克斯洛伐克社會逐漸脫離高壓的統治，民眾將獲得更多的自由。

這段自杜布切克上台後持續約半年的政經改革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們感受到社會逐步開放，並對未來的改革抱持樂觀態度。然而，在一片懷抱希望的社會氛圍下，蘇聯共產黨的勢力仍潛伏於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中監視著民眾的一舉一動，並伺機而動地等待時機展開行動。

蘇聯統治下的小人物命運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放寬對社會的管控之際，《自由浪潮》中的主角湯瑪斯（Tomáš）也因加入捷克斯洛伐克電台，而逐漸被捲入時代的齒輪中，在抵抗共產政權與保護家人之間面臨艱難的抉擇。

《自由浪潮》中虛構的角色湯瑪斯從小與弟弟帕維（Pavel）相依為命長大，而當他發現就讀高中的弟弟參與抗議活動時，便憤怒地要求帕維與政治保持距離，以在共產統治下平安生存。然而，原先在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通訊局擔任技師的湯瑪斯，卻在局長的安排下被迫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電台擔任眼線，此後便多次受到秘密警察的威脅，要求湯瑪斯提供電台的情報以確保帕維的人身安全。

而湯瑪斯在出賣同事與保護家人間所面臨的道德困境，正是導演兼編劇馬德爾在《自由浪潮》中想傳遞的故事核心。馬德爾在接受媒體《Deadline Hollywood》專訪時表示：「你究竟該選擇追求對自己有利的事物，還是選擇一件會為自己帶來客觀上劣勢、但你認為是正確的事物？這正是深刻吸引我的地方。」而這種兩難的處境也不僅發生於共產專政下的時空，馬德爾認為，這種抉擇即使在當今世界依然能引發共鳴，人們的生活中也可能正面臨同樣的艱難抉擇。

有些抉擇影響的範圍是身邊的同事、親友，有些抉擇卻可能影響全國的人民，乃至整個國家的走向。

1968年8月20日深夜，在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命令下，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的軍隊開始往捷克斯洛伐克集結，準備以武力終止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高層均尚未察覺前，中央通訊局局長把被迫與祕密警察配合、洩漏電台情報的湯瑪斯找去，並遞給他一份官方文稿，要求他在國人還未察覺蘇聯軍隊入侵前先透過廣播向大眾宣傳，文稿的內容則寫著蘇聯軍隊是為了提供兄弟般的國際援助而來，以協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維護公共秩序、抵禦西方帝國主義威脅。

在這個重要的歷史交叉口前，湯瑪斯不再選擇妥協。他拒絕了中央通訊局局長的要求，並立即聯絡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同事們前往電台，播報蘇聯軍隊將入侵的消息。而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實歷史上，則是一位名為別哈爾（Rostislav Běhal）的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節目製作人，做出這個勇敢的決定。

當別哈爾於1968年8月20日晚上被召集到中央通訊局，並拿到一張寫有虛假消息的紙條後，他決定冒著被懲罰的風險，拒絕播報來自蘇聯共產黨的敘事。而這個決定性的歷史時刻，正是打動馬德爾撰寫《自由浪潮》劇本的關鍵。「這張紙將決定捷克斯洛伐克未來的歷史面貌與世人看待它的方式。這對我來說是個極具震撼力的瞬間，我也正是從這個切入點開始構思劇本的。」馬德爾解釋道。

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在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播報下，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民眾得知了蘇聯軍隊正越過邊境，朝首都布拉格前進。隨著蘇聯軍隊抵達布拉格的時間邁入倒數階段，捷克斯洛伐克電台的員工們堅守在電台內，持續透過廣播向民眾傳達最新動態，並於8月21日上午播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內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顯示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高層，也對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感到震驚，並被蘇聯共產黨蒙在鼓裡。

在詮釋這段隨時可能因蘇聯軍隊抵達而中止的播報過程時，《自由浪潮》劇中守在麥克風前持續播報的是一名女記者，這個角色的原型是過去曾被捷克斯洛伐克電台派駐於非洲的記者薇拉（Věra Šťovíčková-Heroldová），她於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改革前回到布拉格，並在蘇聯派軍捷克斯洛伐克之際，即時播報電台外民眾的抗議聲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動向，和蘇聯軍隊攻進電台的進度。並在每一次播報結束時說著：「我們與你們同在，願你們與我們同在。」（Jsme s vámi, buďte s námi）以穩定民眾驚慌的心情。

隨著蘇聯軍隊進逼，電台外民眾的抵抗，及電台內以聲音作為武器的新聞工作者們，終究無法阻擋蘇聯攻進電台內。但在蘇聯佔據捷克斯洛伐克電台後，電台員工們隨即轉移陣地、布置一間臨時的廣播工作室，在接下來兩週持續向全國民眾更新社會動態，並仍抱持著一線希望，期待正於莫斯科和蘇聯共產黨協商的杜布切克可以帶回好消息，恢復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改革進程。

重回蘇聯共產黨掌控的「正常化」社會

然而，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杜布切克並沒有帶回好消息。

1968年8月27日，杜布切克與其領導的政府高層們從莫斯科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後，透過廣播向全國民眾發表了一場令人沮喪的談話。杜布切克在這場全國講話中，試圖向民眾解釋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變化，並呼籲民眾保持冷靜與理解，然而杜布切克哽咽的聲音及漫長的沉默，似乎也暗示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浪潮的終止，及蘇聯共產黨的高壓統治將重回這片土地。

事實上，在杜布切克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前，已被迫與蘇聯共產黨簽訂《莫斯科議定書》，內容包含恢復新聞審查制度、默許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的軍隊於捷克斯洛伐克駐軍，及拒絕聯合國安理會干預內政等，並開啟了向蘇聯靠攏的「正常化」時期，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項政策上強化蘇聯共產黨的控制。

而在電影《自由浪潮》的尾聲，曾在捷克斯洛伐克電台工作的記者們接連離開了崗位，並面臨要繼續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奮鬥，或是離開這個受共產政權監督的國家，到其他地方為捷克斯洛伐克發聲的抉擇。當抗爭結束、威權政府仍未能被推翻，人們面臨的去、留兩難抉擇在當今世界依然能引發共鳴，也再次顯現出小人物們在時代浪潮下的掙扎，及個人的選擇具有把命運帶往完全不同方向的決定性力量。

在電影最後，選擇留下來的人們並不知道「正常化」時期仍將持續20年之久，他們所追求的自由，要到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才能實現。然而，在看似無路的處境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們仍在接下來的20年中，籌組地下活動持續辯論、爭取公民權與自由，如伏流般在共產社會中流淌、擴散，直到鐵幕垮下、人們真正迎來自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