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主旋律電影在拍什麼？重金打造、票房堪憂的愛國歷史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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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院線越趨多元，儘管好萊塢電影屢屢告捷，但其他國家的電影也被片商引進以饗影迷，除了依然強勢的日本動畫、風靡大眾的韓國影視之外，觀眾偶爾也能在電影院看到來自俄國的作品。

俄國電影在台灣極為小眾，能上台灣院線的幾乎都是俄國每年度的商業鉅片，例如：《維京傳說：寒冰交鋒》（Викинг）、《絕殺慕尼黑》（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T-34：玩命坦克》（Т-34）等。這些俄國電影多具兩個特色──媲美好萊塢的特效技術、具愛國主義意識或塑造集體認同之功能，而在這之外的作品多僅能於影展一窺其神采。

俄國政府砸重金到電影產業之中，以極高成本打造足以吸引國人進戲院觀影的特效鉅片，而這些獲得政府補助的作品，當然也具有宣傳愛國意識的任務，因此高成本大片幾乎與愛國主義電影劃上等號。

▌不斷承襲與變異的愛國主義電影

談俄國愛國片必不能忽視普丁於1999年發表的〈千禧年之交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其中提到了所謂「俄羅斯新思想」將是普世價值與俄羅斯傳統價值觀的結合，而在傳統價值觀中，「愛國主義」是使國家與民族更加自豪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無獨有偶，不論西方或俄國研究者都觀察到2000年後俄羅斯愛國電影急速增加，俄國導演將焦點轉向本國的內部需求，反映國家利益，透過電影角色反芻自身，建構集體認同感，其中不少電影中都能看到傳達俄羅斯正面形象與特定歷史事件的作品，而這與政府對電影界所下的「愛國主義訂單」密不可分。

若我們將時間拉得更遠，回到一百多年前，沙皇與列寧早已預示了電影塑造集體認同，甚至是宣揚愛國意識的功能。1911年首映的俄羅斯影史首部長片《塞瓦斯托堡保衛戰》（Оборона Севастополя）即是由沙皇批准，召集歷史學者與軍事專家參與製成。布爾什維克掌權後，列寧更進一步將電影國有化，並設立全俄國家電影學院培育電影人才，並透過宣傳火車（Агитпоезд）進行文化與教育宣傳，足見俄國電影與政治的緊密關係。

若要比較蘇聯時期與現代俄羅斯在具愛國意識上的電影有哪些不同，或許關鍵在於「塑造集體認同」與「愛國主義宣傳」的比例孰輕孰重。愛國主義可能在大型比賽、特定節慶時突然高漲，集體認同則有賴國民長期對自身國家、文化的共同理解以及歸屬感。

▌現代愛國主義電影的基本輪廓

集體認同能透過愛國主義來形塑，但這並非唯一途徑，許多受到大眾歡迎、創下蘇聯影史票房紀錄的喜劇電影，並不含有愛國主義元素，但他們吸引了大量的觀眾觀影，成為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蘇聯解體初期，許多抑鬱的、反映國家分裂狀態，甚而關注俄羅斯社會陰暗面的電影，真正地映照了當代創傷，這些都是塑造集體記憶的養分，但卻可能已不為今日的俄國政府所容。

綜觀現代愛國主義電影，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點：

第一，由政府提供資金。儘管俄國官方沒有明定優先補助具愛國主義劇情的電影，但由於國家的確具有需求，因此提交具明確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導向的電影是獲得補助的一大保證。此外，俄國電影基金會優先撥款給十大電影製作龍頭公司，它們已出品不少愛國電影，更保證了愛國電影的「質」與「量」。

第二，愛國主義電影不總是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不少愛國電影慘遭滑鐵盧，根據線上媒體 《Project》（原文名Проект，已於2021年被俄國當局列為「不受歡迎組織」）於2019年釋出的報告〈電影不是為了所有人：俄羅斯愛國電影成效研究〉，2012-2017年間獲得電影基金會資助的160部電影中，只有14部有營利，其餘皆為虧損，高票房電影的背後是同樣龐大的製作成本。然而，我們也無法忽視，非愛國主義電影或不具塑造集體記憶功能的電影，很難在俄國銀幕上與好萊塢電影一搏，亦有研究發現，不少觀眾觀看愛國主義電影不是因為劇情吸引人，而是為了其話題性與「跟風」。

第三，愛國主義電影的主題主要集中在戰爭、太空和運動。諸如《史達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絕殺慕尼黑》都曾打破俄國影史票房紀錄，重述蘇聯對抗納粹的集體記憶、聚焦冷戰時期兩極對抗下航太工業的成就，以及在大型體育賽事登上巔峰的殊榮，成為俄羅斯愛國電影的鐵三角。

▌愛國戰爭片轉世重生

現代俄羅斯愛國電影中，展示了國家期待的「俄國人」的形象，人們是英勇抗敵、犧牲奉獻的，透過這些電影，試圖重構現代俄國與世界的關係，電影成為激發自豪、愛國心、集體認同和團結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戰爭的愛國電影彷彿穿越時空一般，將二戰記憶挪移至現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愛國電影屢見不鮮，多描繪游擊隊與戰爭中的故事，將為祖國犧牲的英雄形象搬上大銀幕，並有許多針對納粹德國的電影，例如謝爾蓋・艾森斯坦（Сергей Эйзенштейн）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將「德國」一詞置入十三世紀條頓騎士團入侵諾夫哥羅德的歷史。

今日俄國的愛國戰爭片多取材自二戰（2014年後「克里米亞」也成為一個好題材），它們延續了蘇聯宣傳片中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傳統，透過這種對立固化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在這些電影中，二戰並未成為歷史，而是將現代俄國人拉入了平行時空，重提「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悲痛與戰勝的光榮，成為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一環。根據研究機構列瓦達中心的調查，二戰勝利仍是俄國人引以為傲的主要事件，這個趨勢在過去二十年間沒有顯著變化，而爭奪二戰的話語權，「正確地」闡述二戰歷史亦是俄羅斯長久以來的內宣、外宣重點。

然而，即使政府重金力捧愛國戰爭片，但目前也僅佔俄國影史票房前十名中的兩部，主要問題在於其所表達的意念僅通往一個方向──為祖國而死，相較之下觀眾更想觀賞具懷舊氛圍的《大耳查布》或喜劇、家庭電影。同樣是表達戰爭的作品，在蘇聯時期（尤其是解凍與停滯年間）與現代都存在具人本思想的作品，如《雁南飛》（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裂愛》（Дылда）等，這些戰爭電影展示了他們對於祖國、人、未來的關懷，電影中描繪的不僅是戰士的奮鬥和犧牲，更多的是人性的複雜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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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電影尚未完全整合集體記憶

不論是俄國政府或民間創作者都有意識地透過電影講述屬於國家的歷史與故事，形塑國族認同、建構集體記憶似乎是現代多民族國家共同面臨的挑戰，不同國家、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同樣是懷舊，基里爾・謝列布倫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的《夏》（Лето）與《柴可夫斯基的妻子》（Жена Чайковского）展現了不同的蘇聯與文學巨人，俄羅斯的文化遺產被以不同的方式重述；回望二戰，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Андрей Кончаловский）拍出了不同於主流戰爭片的二戰電影《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

愛國電影是塑造認同與集體記憶的一種方式，而不同的方式、策略之間必然存在矛盾，也將引起俄國不同世代之間的歧見。當代俄國各方所面臨的問題來自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的複雜性，而這也解釋了蘇聯解體後，當代俄國頓時陷入意識形態真空的狀況，並未完全被政府的愛國主義宣傳所填補。俄烏戰爭後，俄國當局對藝術創作的管制越發緊縮，未來還能出現多少突破官方敘事框架的作品，這些電影又能接近多少觀眾，是未來爭奪記憶詮釋權、與何謂「愛國」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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