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親日派」？（下）從《親日人名辭典》到韓國解放80年後的歷史追問

編按：韓國演員賀營（하영，本名安賀營）近期捲入南韓社會關於「親日派」的殖民協力歷史爭議。韓文的「親日派」（친일파）指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時期，選擇和日本殖民政府合作、協助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朝鮮人。上篇〈誰是「親日派」？（上）從演員賀營的家族爭議，回顧韓國解放80年來未竟的解殖課題〉整理了大韓民國建國後1948-1949年的《反民族行為處罰法》與簡稱「反民特委」的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如何「清算親日派」，本文為下篇。

就此，親日問題因此逐漸退出政治中心。直到1960年代，情況才再次發生變化。1965年，朴正熙政府與日本簽訂《韓日基本條約》，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大韓民國與曾經統治朝鮮半島35年的日本重新建立正式關係，也重新喚起韓國社會對殖民歷史的爭論。日本應該如何對殖民統治負責？韓國政府是否能妥善處理殖民統治留下的問題？那些曾經協助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人，又應該如何被記憶？這些在冷戰政治中一度被壓低聲量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就在韓日邦交正常化（韓日建交）的隔年（1966年），民間歷史文學研究者林鍾國集結了過去十幾年蒐羅的大量資料，出版了厚達500多頁的重量著作《親日文學論》。他根據大量殖民時期的報紙、雜誌與文學作品，具體追查韓國作家與知識份子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參與戰爭動員與帝國宣傳的紀錄。這本書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揭露了哪些文學家曾經留下親日文章，而是因為親日派問題的處理方式從此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

如果說1948年的反民特委試圖做的是追查「誰應該受到法律處罰」，林鍾國開始做的則是重新回到史料，追查「誰在殖民時期做過什麼」。當司法上的清算已經中斷，歷史上的記錄逐漸成為另一種追究責任的方式。

林鍾國此後持續蒐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資料，也持續出版相關著作，直到1989年他離世為止。1991年，延續其研究工作及民族意識的「反民族問題研究所」成立，1995年改名為今日韓國社會所熟知的「民族問題研究所」。這時韓國也已經歷1987年民主化，過去威權統治時期難以全面討論的歷史問題，出現更大的公共討論空間，使得親日派研究不再只是少數知識人的個人工作，而逐漸形成有組織的民間歷史調查。

這項工作最後發展成規模龐大的《親日人名辭典》編纂工程。2001年親日人名辭典編纂委員會成立，研究者開始系統性整理殖民時期官方文件、報紙、雜誌、人物資料與既有研究，並依照政治、軍事、警察、司法、教育、宗教、文化藝術等不同領域建立收錄標準。經過8年的史料調查與審議，2009年出版總計三卷的《親日人名辭典》，書中共收錄4389人的資料。

從1949年反民特委遭到瓦解，到2009年《親日人名辭典》出版，正好經過60年。

戰後清算親日派的60年

反民特委的瓦解和《親日人名辭典》的出版相隔60年，並不意味著60年前沒有完成的工作終於由一本辭典「完成」了，因為反民特委與《親日人名辭典》處理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責任。前者是依照國家法律調查、起訴與審判特定的「反民族行為」；後者則是民間研究者根據史料與編纂標準，記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不同形式的協力活動。

被收錄進《親日人名辭典》不等於受到刑事判決，而沒有被收錄進《親日人名辭典》的人，也不必然代表這個人在殖民時期的所有行為就不存在爭議。

事實上，到了2000年代，韓國政府也重新加入這場歷史調查。2004年，韓國國會制定《日帝強占下親日反民族行為真相究明特別法》，之後成立國家層級的調查委員會，重新調查殖民時期的親日反民族行為。這與1948年的《反民族行為處罰法》相比，國家追究歷史的方式已經明顯不同：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法律指向的是刑事「處罰」，2000年代的法律所要完成的則主要是「真相究明」。

因此，如果把1945年以後的歷史拉長來看，韓國所謂的「親日派清算」不是一場持續80年的單一運動，而是朝鮮在1945年解放後，殖民統治留下的人員與制度得以部分延續；1948年新成立的大韓民國第一次試圖以司法制度處理反民族行為時，卻在1949年迅速受挫。韓戰與冷戰使反共的重要性壓過「親日」問題，直到1960年代韓日關係重新建立，林鍾國等人才重新透過史料追查殖民協力。1987年民主化以後，這項工作逐漸由有組織的民間研究接手，最後發展成《親日人名辭典》，直到2000年代國家又重新以「真相查明」的形式介入。

親日派問題意識的轉型

在這個過程中，親日派問題的重心其實已經悄悄改變了：從解放初期「應該處罰誰」，逐漸轉變成「歷史應該記住誰，又應該如何記住」。然而，也正是在這裡，一個更困難的問題重新出現：究竟誰才是「親日派」？

80年來韓國社會一次次的調查與名單整理，並沒有讓「親日派」變成一個界線清楚的概念。高麗大學國文系教授Kwon Boduerae（권보드래）在2025年發表的論文〈反逆者的肖像——解放期「親日派」表象與「親日」問題變遷〉中，便回到朝鮮解放初期的小說與相關史料，重新檢視當時的人究竟如何理解「親日」。

Kwon Boduerae發現，解放後的韓國文學很快塑造出我們今天仍相當熟悉的親日派形象：這群人追逐權力與利益，日本殖民統治時依附日本帝國，解放後又迅速投靠新的權力。在文學家蔡萬植、李無影等人的作品中，這類人物有時受到嘲諷，有時則被描寫成應當懺悔、甚至以死亡贖罪的「民族罪人」。但隨著南北分斷與韓戰到來，這種親日派形象也跟著改變；到了1950、60年代，原本尖銳的親日問題一度被冷戰與反共政治掩蓋，直到1965年韓日建交前後才重新浮上檯面。

Kwon Boduerae真正想追問的，不只是哪些人「算不算親日派」。她注意到，解放初期的人們其實已經發現這條界線相當難界定。1948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委員金承學整理的《親日派群像》便曾將親日行為區分為自願與被動，因為如果連殖民末期的宣誓、購買日本帝國發行的債券、捐獻國防金或擔任地方職務都一概視為戰爭協力，那麼被捲入其中的將是數量極為龐大的普通人。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延續了35年，積極依附殖民權力以追求利益、與相信帝國理念而選擇合作、在制度中求生而消極配合的人，顯然不能毫無區別地放進同一個「親日派」的框架裡。

更重要的是，Kwon Boduerae認為，後來韓國社會所熟悉的「親日派」形象，本身也是解放後的政治與歷史記憶不斷重組的結果。「親日」問題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重新召回時，它已經不只是殖民時期的歷史問題，也逐漸與「親美」、「反民主」乃至威權體制的形成連結起來，成為重新解釋韓國現代史的一種方式。因此，今天我們習以為常地把「親日派」想成一群為了權力與利益背叛民族的人，其實也有它形成的歷史。

這也讓韓國藝人賀營的曾祖父安商浩爭議變得更加複雜。安商浩是否被收錄進《親日人名辭典》，當然是一項重要的參考，但名單終究不能作為其具體行為的判斷依據。從1945年的反民特委到2009年的《親日人名辭典》，韓國社會花了數十年追查「誰曾經做過什麼」；Kwon Boduerae的研究則把問題再往前推了一步：當我們知道一個人在殖民時期做過什麼之後，又該如何判斷這些行為？如果可以，其判斷和區分的基準又為何？

也就是說，「親日派」從來不只是一張等待補齊的名單。它還牽涉殖民統治下主動與被動的界線、個人選擇與制度壓力的差異，以及解放後的人如何重新賦予這些行為意義。這也是為什麼80年後的現在，韓國即使已經有反民特委留下的檔案、國家的真相調查以及列出4389人名單的《親日人名辭典》，「誰是親日派」仍然可以成為新的公共爭議。這也是為什麼，80年後的今天，韓國即使已經有反民特委留下的檔案、國家的真相調查，以及收錄4389人的《親日人名辭典》，「誰是親日派」的問題仍然會一次次成為新的公共爭議。

賀營曾祖父安商浩的名字是否出現在《親日人名辭典》裡，或許可以查證；他曾經加入什麼組織、擔任什麼職務、留下哪些活動紀錄，也可以隨著史料的發掘逐漸釐清。但史料能告訴我們一個人「做過什麼」，卻不會自動替後人回答「應該如何理解他曾做過的事」。

韓國從1945年解放後要求處罰「民族反逆者」，到1948年的反民特委，再到林鍾國、民族問題研究所與《親日人名辭典》，韓國社會花了80年追查那些沒有在解放時得到清算的過去。這段歷史留下來的，卻不只是一份愈來愈長的人名名單，也是一個始終沒有真正結束的問題：朝鮮半島在長達35年的殖民統治之下，百姓適應、協力與背叛之間的界線究竟應該畫在哪裡？

或許「親日派清算」真正困難的地方，從來不只是找出更多親日派，而是每一個時代都必須重新回答：我們究竟以什麼標準，判斷一個人在殖民地所做的選擇？朝鮮半島解放已經80年，「親日派」之所以仍未成為過去，不只是因為清算沒有完成，更因為「誰是親日派」這個問題，本身就從未完成。

——▌回到上集再次閱讀：〈誰是「親日派」？（上）從演員賀營的家族爭議，回顧韓國解放80年來未竟的解殖課題〉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