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團結別無出路：從石牆暴動到康普頓事件，回顧60年代美國同志運動的兩條路

1960年代末期，在美國全國各地無數起警察取締、騷擾同志聚會地點的事件當中，有兩個事件的影響至今具體可見。

一起事件格外有名，是1969年夏天發生在美國東岸紐約的所謂石牆酒吧暴動（Stonewall Riot）。1969年6月底，紐約警方原訂用一個晚上取締一間地下酒吧，卻意外觸發了延續6個晚上的公開示威。石牆暴動1年後，因為示威而組成的同志社群組織發起紀念遊行，成為紐約乃至美國各地同志驕傲遊行的前身。其中一位核心組織者、在紐約出生長大的女同志Martha Shelley事後回憶：「石牆之後，一切都改變了，我們不再請求『拜託，請允許我們像其他美國人一樣存在著』，現在更像是『你下地獄去吧，我們就是要取得這些、要得到這些，我們不會再繼續跪著乞求了』。」

另一起事件的名聲則遠不及石牆暴動如此響亮。那是1966年夏天，發生在西岸舊金山的康普頓餐廳暴動（Compton's Cafeteria riot），起因同樣是警察闖入這間性少數聚會地點，尤其把目標放在店內的變裝皇后，其中一人抗拒逮捕，向警察潑灑咖啡，衝突於是爆發。衝突後，當地跨性別社群熱切投入社區組織，也讓體制內的盟友有了接力推進的機會，包含全美國第一個由跨性別者主導的諮詢組織，協助轉介各種醫療、心理、法律專業服務。幾年後，即使這些社區組織多數消亡，但許多專業服務都已經上了軌道。

這兩個運動的「起爆點」是一樣的：當同志最後的基地受到威脅，我們除了團結，再無其他出路。只不過，同樣是團結，卻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甚至暗示兩個不同的運動路線。

石牆：反抗，甚至是反攻

從任何角度來看，石牆都不算是一間好酒吧，就連啤酒也會兌水，而且售價非常昂貴。但沒辦法：當時，紐約市政府總以「擾亂秩序」（disorderly）為由，拒絕向同志酒吧核發酒精販賣許可執照。在這個背景下，地下同志酒吧成為紐約黑社會的獨門生意──也因為缺乏競爭，黑社會可以隨意定價，而更糟的是，同志社群內也盛傳，常有已婚或中產階級性少數因為出入這些酒吧，之後便遭到黑道成員以黑函勒索，倘若不交出封口費，就要公開他們的性傾向、以強迫出櫃的方式毀掉他們的人生。

只不過，位於克里斯多弗街（Christopher Street）上的石牆比起其他同志酒吧至少還有另一項優勢：石牆酒吧有兩層舞池，人們可以在這裡好好跳舞。半個世紀後，常出入石牆的男同志藝術家 Tommy Lanigan-Schmidt 向《衛報》回憶道：「石牆之所以好，就是好在我們能在那裏跳舞，能在那裏跟彼此慢慢跳舞。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這告訴你，你也是一個值得被喜歡的人——不像在街上會面，甚至還可能當街被殺掉。」

Lanigan-Schmidt 這個說法並不誇張。在《衛報》這篇石牆50週年回顧專題報導中，文章開頭段落描繪的場景甚至不是石牆酒吧，而是同一時刻，紐約社區成員自主組成的「守望相助隊」如何用暴力威脅在公園裡幽會的同志情侶。暴力實在太過常見，所以當有同伴臉上帶著瘀青出現的時候，他們會戲稱「啊，你也領到你的『男同性戀標記』了」。

所以，在1969年6月28日，當紐約警方以查緝私下賣酒為理由闖入石牆酒吧，卻同時開始強勢逮捕幾位酒吧客人的時候，酒吧內的性少數客人所感受到的是「我們必須捍衛這個最後基地」。也因此，「暴動」的主調可以說是反抗，甚至是反攻：並未被捕的客人在被逐出酒吧之後，仍選擇在店外盤據不散，形成人潮。據傳，一名被捕的女同志明明已經被上銬，卻從警車內大力抗拒，趁機撞開車門，之後遁入人群，現場氣氛隨之點燃。

當時才19歲、後來成為同志運動重要領導人的 Morty Manford 也在現場，他回憶場外人潮中有人開始向酒吧門口丟擲零錢——這應是為了嘲弄酒吧內的警察，而非要造成物理性的傷害——緊接著有人向酒吧窗戶丟擲石頭，「群眾集體驚呼，戲劇性展現不屈服的態度」。不料，仍在酒吧內的警察向人群亮槍，群眾開始圍攻酒吧，除了丟擲石塊、磚頭以外，還用路邊的垃圾桶點火。鎮暴警察隨後來到現場支援，再度爆發更嚴重的一波衝突。

然而，倘若故事就這樣結束，石牆事件依然不會被記入史冊。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石牆酒吧成為紐約同志社群成員表達反抗的集合點，連續幾晚大家都到酒吧外持續示威抗議，並與鎮暴警察肉搏衝突。而且，隨著同志在公開場合集結，新的情緒也隨之湧現——事件參與者 Jim Fouratt 向《衛報》回憶道：「這太他媽好玩了，人們很振奮，一時之間，我們可以看見其他男同志，而且不是為了性愛，也不是在黑社會經營的酒吧，而是可以看到彼此整合起來，跟其他人一起上街，不再感到畏懼，因此感覺良好。」

當時，一群男同志甚至肩搭著肩，模仿音樂輕喜劇的舞團，抬高大腿對著警察載歌載舞。還有一句知名敘述來自著名詩人 Allen Ginsberg，他在第3晚來到現場之後說：「10年前任何基佬（faggot）都總是帶著受傷的表情，但這群人現在已經不再如此」。（編按：過去的用字未必符合現今時代潮流，為保留當事人原意，此處使用貼近當時時代背景的用字）

在這個背景下，因為石牆事件而集結的人們也準備籌措組織，繼續發展這樣團結反攻的情緒。

事發後1個月，女同志 Martha Shelley 等運動者籌辦紀念遊行，一路走回石牆酒吧，高喊「同性戀權力」（Gay Power，對應當時黑人運動勇武自決派的口號 Black Power），成為紐約第一起同志遊行。

隔年（1970），這些組織又聯合起來，籌組「克里斯多弗街解放日委員會」，舉辦1週年紀念遊行，隊伍綿延超過3公里，成為同志驕傲遊行的前身。從這些名稱也不難看出，他們要的是顛覆與解放——或者，如同其中一個組織「同志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的創辦人Martha Shelley事後向《BBC》解釋道：「我不認為當時我們任何人上街是為了爭取什麼從軍的權利、結婚的權利。」

他們要的是權力。石牆酒吧事件所激起的運動，關於身分認同，關於驕傲，更是關於對主流的反抗，甚至是「好玩」。

康普頓：服務取向，由體制內盟友接力延續

和3年後的石牆相比，康普頓餐廳事件既相似卻又相反。不像石牆，康普頓餐廳甚至並不歡迎性少數社群。只不過，這間24小時營業的廉價連鎖食堂分店所處的社區（稱為「里肌肉區」，Tenderloin）因房租便宜，成為許多逃家或就業困難的性少數族群居住地。尤其，許多跨性別女性和變裝皇后因為貧窮而從事性工作，也多在里肌肉區午夜的街道上攬客，下工之後也會來此用餐。

對康普頓餐廳來說，這群客人「有損商譽」，所以店員經常報警抓人。客人與警察的最大衝突發生在1966年的8月。當時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警察再度前來逮人，一位變裝皇后率先忍無可忍，把手上的咖啡潑到警察的臉上。一人起頭之後，其他人長期的憤怒與委屈同步爆發，店內座椅、碗盤齊飛，有人抄起桌上的糖罐砸破店內窗戶，也有人衝出店外砸毀警車車窗。隔日，又有更多性少數重返該間店，在店門口抗議長期以來遭受的待遇。

至此，兩個事件看似有類似的走向，而且，由於康普頓餐廳的主要客群甚至更為邊緣，人們可能預期他們更為「激進」。但恰恰相反：這樣的憤怒雖然同樣成為團結的基礎，但展現的形式卻是轉向對社群的服務。

這是因為，社區內有體制內「主流」成員已證明自己值得他們信任，於是有了合作的契機，也形塑了運動的走向。事發前兩年（1964），一位受到黑人民權運動啟發的進步派牧師塞西爾．威廉斯（Cecil Williams）接手當地的格萊德紀念教堂（Glide Memorial Church），開始向社區內不同的貧窮少數群體提供服務，包含和性少數群體合作。

在威廉斯牧師到職第一年的12月，他就和社工 Ted McIlvenna 成立「宗教與同性戀者理事會」（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為同志提供社會服務；隔年成立「街頭孤兒」（Street Orphans）為失家的年輕女同志們提供庇護。當時，威廉斯牧師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這樣解釋他們這樣「非正統」的選擇：「如果你說自己要為人們服務，就必須真正全面投入。如果只有面對容易幫助的人才投入，那只是偽善而已。」

更直接和康普頓事件相關的，是教會與跨性別群體的合作。

恰巧，威廉斯牧師到職第2年（1965），有一位自小受訓成為摩門教牧師、但因為男同志身分而離教的 Adrian Ravarour 也跟隨戀人來到里肌肉社區，並為了服務流落街頭的性少數成立「先鋒」（Vanguard）此一組織，籌組各種小型抗議，另一方面也提供住房、就業等方面的轉介。雖然 Ravarour 是順性別男同志，一開始的熱情也是提倡同性戀者權利，但他對變裝皇后等群體特別開放，吸引了不少跨性別女性加入組織，也讓先鋒的工作重點逐漸轉向。

已與性少數群體有合作經驗的威廉斯牧師也認可這位後輩的行動，不只出借教會的基地，後來更提供一筆資金。所以，在1966年的康普頓事件之後，當更多跨性別者紛紛想要籌組各種新組織時，他們都知道自己可以用格萊德當作最初的據點。

就如同很多其他抗爭後成立的組織，這些組織多數都存活不了太久，但其最初釋放的能量，則已足夠讓體制內的盟友接力推進。一位最為人稱道的案例是警察布萊克斯通（Eliott Blackstone），此前，他已在警局負責各種社區聯繫工作，後於爭取到在當地社區也成立新的「反貧窮辦公室」（詹森總統「大社會」政策下的社區服務組織），並且在該辦公室兼職。

在康普頓事件後，一位在格萊德活動的跨性別運動者 Louise Ergestrasse 單槍匹馬闖進布萊克斯通的辦公室，為當地跨性別社群請命，還把一本關於跨性別的新書砸在布萊克斯通的桌上——他居然也真的讀了。幾個月後，布萊克斯通又與另一群以格萊德教會為據點的跨性別運動者合作，共同創立新的服務組織 COG（Conversion Our Goal）。

COG 也是目前記錄上全美國最早的跨性別專業互助團體，由跨性別者們自己把需要幫助的社群成員轉介到各種專業服務：需要心理諮商？那就轉介到舊金山市政府的「特殊問題中心」（Center for Special Problems，這是另一位專業盟友 Joel Fort 醫師遊說公衛單位後成立的機構）。希望動性別重置手術？那就轉介到史丹佛大學新成立的診所。希望學習專業技能、脫離性工作？那就轉介到反貧窮辦公室的課程。

康普頓事件激發出的組織逐漸消聲匿跡之後，這些專業合作網絡卻能夠存活更久，持續衍生下去。COG 的「諮詢」的工作重點更獲得一位跨性別男性金主 Reed Erickson 的資助，成為「全國跨性別諮詢組」（National Transsexual Counseling Unit）這個組織，能聘請兩位同為跨性別者的全職工作人員。警方又再度允許布萊克斯通在該處無薪兼職：如果有跨性別者需要向雇主、銀行、警察機構等協調一些什麼，布萊克斯通也會陪同他們。比如說服雇主允許跨女員工著女裝上班，或協調監獄單位把跨性別被捕者轉移到較安全的監獄。

只可惜，「全國跨性別諮詢組」的員工在1973年因釣魚執法的毒品案被捕，布萊克斯通也被調為巡警，之後申請退休，隔（1974）年「全國跨性別諮詢組」亦告解散。

但到了這個階段，舊金山性少數社群與專業機構的關係已經走上軌道，醫療、公衛、法律等相關資源愈趨到位，不再需要仰賴少數個別組織苦撐。專研美國跨性別史的歷史學者、亞利桑那大學退休教授 Susan Stryker 在著作中總結道：康普頓事件之後，「到了1960年代末期，跨性別社群、支持此目標的專業人士與公職人員都已動員起來，加上又有大筆私人資金慷慨贊助，已讓舊金山成為美國當時絕無疑義的跨性別運動重鎮。」

比較石牆和康普頓事件不難發現，運動者不同選擇的背後並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差異：警方的騷擾同樣促成同志社群團結，但康普頓抗爭因為體制內盟友和在地性少數社群累積的互信，遂走向服務的路線；在石牆案中，同志社群成員和警方數度對峙，反抗、反攻和解放、驕傲等情感主調陸續浮現，也啟發了後續主打「對抗社會主流」的抗爭。

熟悉性別運動的讀者，都對這兩種路線之間的緊張關係恐怕都並不陌生。如今事過境遷，當年的組織現在多數也已消亡，但在兩種不同背景下所產生的這兩組不同語彙，現在都已進入同志運動的「詞彙庫」之中。

也因此，不同取向的抗爭者也因此能夠各取所需，向下推展出各種各樣不同型態的運動——那些屬於他們自己的運動。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