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失格的家長？從國際經驗反思兒童保護體系下，認知障礙家庭的親職困境

共同作者／蔣珮宜（資深兒少與成人保護服務社工師）

在地方法院家事調查庭那間裝有隔音軟墊與全天候錄音的法庭裡，桌上厚厚一疊由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和家事調查官呈遞的訪視報告，往往比當庭任何陳詞都更有力道。

在以專業社工訪查與臨床心理衡鑑為依據寫下的報告中，俐落地勾勒出一名「不適任母親」的客觀輪廓：魏氏成人智力測驗全量表（FSIQ）58分；無法看懂幼兒退燒藥「安佳熱」量杯上的刻度（「2.5cc」與「5cc」在該母親的認知邊界裡毫無分別）；家中常有背景複雜的男性「借住」，顯示該母親缺乏對潛在威脅與熟人性侵的風險辨識；在嬰兒突發高燒抽搐時，不具備辨識危急徵兆並即時撥打119的判斷力。

坐在當事人席的母親緊抓著起了毛球的斜背包，眼神在法官、家事調查官、程序監理人與縣府兒少保護社工之間倉皇游移。她無法用流暢的邏輯為自己辯解，甚至連法官口中連珠炮般說出的「親職能力不足」、「家庭處遇計畫」與「兒少最佳利益」都難以全然消化。她記得的，只有孩子每晚喝完奶貼在她胸口打嗝的微溫，以及兩個月前家防中心會同轄區員警破門執行緊急安置時，孩子被抱上公務車那一刻撕心裂肺的哭聲。

法庭的天平兩端，一邊是地方政府依兒少法第57條聲請的「繼續安置」、甚至預備依民法第1090條提起「停止親權」；另一邊則是憲法保障的身分權與家庭團聚權。但在臺灣基層兒少保護的日常實務中，這往往是一場勝負早定的無聲審判。面對認知受限的智能障礙女性，現行體系最慣常、也最低成本的卸責解方，便是「將孩子帶走」——從72小時緊急安置、裁定繼續安置，安置的時間被一延再延，最後走向停止親權與收出養媒合。

雖然體系以此迅速規避了「兒虐致死」的行政調查與輿論獵巫，卻無奈地習於對父親的缺席視而不見，轉身將所有防禦外部威脅的嚴苛期待，全數擲向在場苦撐的障礙女性。這個體系始終未曾回答：認知受限的弱勢家長，是否擁有被支持為人父母的權利？ 在「全面剝奪親權」與「放任其受剝削」的兩極光譜之間，我們能否用「支持家庭做到」來取代「要求家長做到」，為這群在孤立中承擔母職的女性與其家庭，建構足以抵禦風險的支持網絡？

身障與兒保夾縫中的「親職真空」

具認知挑戰的母職者所承受的困境，往往暴露出社會安全網最嚴重的制度斷裂。

長久以來，福利體系被切割為涇渭分明的兩套系統：身心障礙福利體系聚焦於成人的生活自理、庇護工場或支持性就業，在其設計邏輯中，身障者被預設為「受照顧者」或「獨立勞工」，鮮少被賦予具備「撫育下一代」的主體身分；而兒少保護體系則以嚴格的風險管控為導向，一旦通報紅燈亮起，評估焦點便全數集中於兒少安全與照顧能力評估。

當一名輕中度智能障礙女性懷孕生產，這兩套行政體系往往陷入互踢皮球的互斥狀態，身心障礙個案管理員認為照顧嬰兒屬於兒保業務，兒保社工則認定案母認知受限、「無親職改善可能」，因此在缺乏跨專業整合下，智能障礙女性的親職支持成了徹底的制度真空。

國際障礙與家庭研究（如 Slayter、Tymchuk 等學者）的長期實證顯示：智能障礙本身，從未必然構成虐待或疏忽照顧的直接因果。 真正將家庭推向崩潰邊緣的，是多重「累積風險」（Cumulative Risk）的堆疊，包含疊加於認知障礙之上的極度貧窮、居住不穩定、社會孤立，以及缺乏防禦能力所引致的人際剝削。

這導致了一種殘酷的「情感依附」與「防衛能力」錯位：多數具認知挑戰的母職者對子女懷有極為深厚純粹的情感連結，她們願意給予緊密的擁抱與安撫，在感官層面上提供安全感；然而，在複雜的成人社會裡，她們缺乏識破謊言、防範威脅與抵禦欺騙的「認知防火牆」。她們的孩子之所以身陷險境，往往不是因為母親不愛他們，而是因為缺乏心智防線的母親，連同孩子一起成為各類掠奪者—暴力同居人、「吸血型」親族、毒品人口—輕易寄生與吞噬的獵物。

補強臺灣兒保體系：用「支持家庭做到」取代「要求家長做到」

將「布穀鳥佔巢」（Cuckooing）與空間剝削的視角帶回臺灣，首先必須看見，我國兒童保護制度原本已有家庭支持的法源。（延伸閱讀：屋簷下的隱形深淵：當「家」成為開放的狩獵場，該如何保護孩子？）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家庭因經濟、教養、婚姻、醫療或其他不利處境，致兒少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時，主管機關應進行訪視評估，並結合警政、教育、衛生、戶政、勞政等機關提供必要協助。兒少被列為保護個案後，也應提出包含家庭功能、兒少安全、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或戒癮治療的家庭處遇計畫。

換言之，臺灣法律所規範的兒童保護制度並非只能將孩子帶離家庭，也保留了支持家庭繼續照顧孩子及採取其他必要處置的空間。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能否提供足夠密集、具體、可理解且持續的支持，使原本無力履行保護責任的家庭，逐步發展出可實踐的照顧能力？

現行兒童保護工作多以會談、訪視、親職教育、轉介及定期追蹤為主要工具，這些方式對一般家庭或許有所幫助，但對具有智能障礙、認知功能限制或邊緣智力的父母而言，服務的形式與內容可能已遠遠超出其理解、記憶、歸納及執行的能力極限。

例如，社政、警政或學校可能要求家長「不要讓陌生人進入家中」、「注意孩子安全」、「維持居家整潔」或「建立規律作息」，並要求家長簽署安全計畫。然而，這些看似清楚的要求其實包含許多高度抽象的價值判斷，如：誰是危險的陌生人、認識多久才算朋友、家中凌亂到什麼程度會形成實質危險？曾經幫忙繳費、購買食物或照顧孩子的人，是否仍可能是剝削者？

認知能力受限的家長可能在會談當下連連點頭，也能順暢重述規則，卻無法完全將抽象原則運用於複雜的現實情境。當熟人帶著陌生人進屋借住、提供金錢或毒品者要求留宿，或長期看似親切陪伴的人以疼愛為名猥褻幼兒時，原本寫在白紙黑字上的安全計畫便瞬間瓦解。這不必然代表家長缺乏保護意願，更可能是制度錯把「聽懂一句話」當成「能在真實情境中執行」。

邊緣智力者的處境尤其困難。 他們未必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領取手冊，卻長期面臨閱讀理解、風險辨識、時間管理及多步驟任務執行的重重阻礙。於是，他們既進不了身心障礙服務體系，又被兒保體系期待承擔與一般成人完全相同的親職責任，最後在一次次「未配合」、「改善有限」與「缺乏親職能力」的社工紀錄中，被體系逐步判定為不適任，走向強制骨肉分離。

從個人獨立負責，走向公共支持下的互依照顧

兒童保護體系長期受到高度個人化的親職想像影響：一名合格的家長，應能獨立管理家務、安排作息、處理學校事務、辨識危險人物並嚴格控制家中門禁，當家長做不到時，制度便容易將問題化約歸因於動機不足、親職知能低落或缺乏責任感。

然而，照顧從來不是完全個人的工作。即使是資源較充足的中產家庭，兒童成長也極度依賴親屬、鄰里、托育中心、學校、醫療及社區組織共同承擔。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家庭是否依靠他人，而是其依靠的是安全、穩定且可被信任的支持網絡，還是以恩惠、債務、物質供應與情感控制換取住宅及身體支配權的掠奪網絡。

因此，本文主張的「公共支持下的互依照顧」，並非要求祖父母、手足或鄰居無償填補國家服務的缺口，也不是以家族主義之名壓抑兒少或照顧者的自主權。國家應正式承認：部分家庭需要多人、長期且具體的協作，並為參與照顧者提供專業訓練、合理報酬、喘息服務、諮詢與危機支援。兒童安全不應建立在「由弱勢家長獨力完成」的虛幻前提之上，而應建立在一套穩定、可受監督且能及時介入的公共支持網絡之中。

制度突圍：借鑑瑞典經驗，陪伴父母「在生活中做得到」

在現有國際經驗中，瑞典針對具有智能障礙或其他認知困難父母所發展的四層級支持模式，為臺灣提供了一條跳脫「只會考核與剝奪」的清晰路徑：

第一層：跨專業協同發展親職知識中心 (SUF-Resource Centre / SUF-Kunskapscentrum）： 負責實證研究、教材開發、專業人員培訓與跨機關協作，推動整體公共服務體系具備「認知友善」能力。

第二層：親職教練方案（Parenting Young Children）： 由受過特教與兒少保護培訓的工作者每週數次直接進入生活現場，以具體示範、圖像工具、任務細緻拆解和反覆肌肉記憶練習，陪伴父母學習餵奶、用藥、辨識急症與環境安全等技能。

第三層：親職與居住支持整合模式 (Föräldrar och barn i samspel, FOBS )： 整合親職教育輔導處遇與「居住支持」，長期陪伴高風險家庭。體系承認父母有其認知極限，對於父母難以獨立完成的複雜工作（如複雜財務規劃、高階醫療決策、阻絕不良人口騷擾），由專業系統提供長期、補償性協助，而非反覆要求家長獨力做到。

第四層：低門檻開放式親子同儕聚點（Cafégruppen）： 在社區端提供低門檻的親子聚會點、同儕互助與日常生活協助，減少弱勢母親的極度孤立處境，建立安全的人際社群，並讓專業人員能在危機發生前及早發現家庭需求。

臺灣可參考瑞典的經驗，將以上四層級的支持模式整合進既有的兒少保護、身心障礙與家庭支持體系，而非另設彼此分離的官僚機構。

首先，中央政府可設立「認知友善家庭支持中心」， 仿照 SUF 模式由中央整合跨部門資源，專責發展適合臺灣在地認知障礙家庭的教材指引；地方政府則設立跨專業小組，整合兒保、身障、醫療、教育、住宅與成癮防制服務。

而在親職教練方案的實踐方面，臺灣可以培訓「家庭親職教練」入家， 引進瑞典親職教練方案 （PYC）精神，將育兒指引徹底具象化，例如捨棄藥品量杯上抽象的 cc 數，改採顏色刻度；以圖卡將洗澡、拍嗝拆解為固定常規等，由教練在日常空間中陪伴家長演練，取代傳統坐在辦公室裡的說教式親職教育。

此外，政府也能參考親職與居住支持整合模式（FOBS）模式，推動居住支持與補償性照顧，將社會住宅、租屋補貼與長期的居家育兒指導員深度綑綁，補足家庭在結構上的空缺，主動阻隔不良份子利用居所「佔巢」剝削。

最後，若能活化社區低門檻親子據點，結合各區社福中心、親子館或民間社福團體，建立類似瑞典「Cafégruppen」的友善聚點，便能讓這群常在一般親子空間遭受歧視眼光的母親，能在安全的社群中獲得喘息與同儕支持。

衡量文明的真正標準

補強兒童保護體系，從來不是降低兒少安全的標準，而是誠實承認：單靠嚴詞告誡、要求家長簽署一張他們看不懂的安全計畫，並在事後嚴厲究責，根本無法使脆弱家庭長出真正的保護能力。

當制度願意放下「考核者」的身段，以認知友善的方法親身走入家庭的生活現場，提供具體教學、長期陪伴與社區支持，才能在最前線及早阻斷剝削者對邊緣家庭的空間滲透與身心寄生。

兒童保護的下一步，絕不該只是在法庭上冰冷判定家長「有沒有做到」，然後將孩子安置、剝奪親權以示負責；而是體系的建構者必須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曾為這些弱勢而脆弱的母親，提供過足以支撐她們「做得到」的實質支持？讓這些弱勢母親有有機會在支持中保護孩子，實踐自己的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