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攝影師如何成為《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導演大衛・博倫斯坦的幕後觀察

文／張郁婕

憑著《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榮獲2026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片的導演大衛・博倫斯坦（David Borenstein），近期帶著作品來台參加首映會，才剛坐下來他就對著中文版海報說道：「Putin在這裡是叫『普丁』而不是『普京』嗎？」導演中文之流利，一開口便讓在場的記者們嚇了一跳，還很會吸引記者的注意力：「我開始學中文是在美國，在美國上大學那個時候，我們不是孔子學院！老師是台灣人！」

目前主要定居於丹麥的大衛，雖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使用中文，但在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他曾在中國成都住了10年。台灣老師在美國幫他打下的4年中文基礎，再加上在中國待了10年累積的中文底子，即便中間有很長一段空窗期，睽違12年再度來到台灣的大衛，中文依舊相當流利。

在聯訪正式開始之前，他對著在場的記者們說：「這個片子已經做了無數次的放映會，接受了很多採訪。我覺得能用中文來做這東西，挺有意思的。很新鮮，所以我也很期待。」於是，將近40分鐘的聯訪時間，大衛幾乎全程使用中文，如果不是他特別提到，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落地台北的第一場記者會。（以下若無特別標示，文中引述的導演中文口白皆為導演原句）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的愛國教育

電影《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講述一名住在俄羅斯烏拉爾山區一個叫做卡拉巴什（Karabash）小鎮的帕維爾．塔蘭金（Pavel Talankin），他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就在當地一處小學工作，負責用攝影機記錄下學生們的日常生活。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俄羅斯的教育現場跟著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學生們在校園裡要開始踢正步、升旗、唱國歌，帕維爾的工作也不再單純只是記錄學生們在校園裡的日常生活，而是成了俄羅斯政府推廣愛國教育的推手——帕維爾必須要錄製各科老師在課堂上宣揚愛國教育的景象，再將學校確實有按照上級要求進行愛國教育的教學影像上傳到俄羅斯教育部備查。

即便整個過程多數老師們都是被迫照著上級提供的劇本照本宣科，帕維爾也會在開始錄影之前提醒學生們「等一下老師說的內容都是被迫的」，學生們也會拿到劇本小抄配合演這場戲，但所有關於俄羅斯為何入侵烏克蘭的歪理，以及俄羅斯為何不用擔心西方制裁（片中歷史老師對於西方制裁俄羅斯受害最深的會是歐洲國家等說詞，簡直有如活在平行世界）等胡言亂語的愛國教育確實存在。難保這群學生長期下來受到這些「愛國教育」的洗禮，不會被這些照本宣科的樣版教學影響。

談起《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的拍攝契機，大衛說：「帕維爾是我們的主角、我們的副導演，他看到了這個啟事，他就很憤怒、充滿憤怒地回答說：『我告訴你，我的工作是怎麼改變的！我現在成為了一個搞宣傳的人！我現在每天都要教育我們的孩子去打仗！』他很憤怒。」

編註：導演大衛習慣以「Pasha」（音近「帕夏」）的暱稱稱呼帕維爾（Pavel），為避免造成混淆，導演口白中的「Pasha」都已換成《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官方中譯版的正式名稱。

從普通人到臥底校園的攝影師

如同片中所述，帕維爾會從校園裡幫忙記錄下學生生活的普通老師，變成一個在校園裡臥底幫忙「境外勢力」紀錄俄羅斯校園生活的人，關鍵契機是俄羅斯全面入侵之後的一篇社群貼文——俄羅斯媒體想要採訪俄羅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否因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受到影響？帕維爾看到這則社群貼文後，洋洋灑灑地說了校園裡出現了哪些變化，吸引到貼出這項招募啟事的俄羅斯人和大衛的目光。

「我正好2022年俄羅斯快要在烏克蘭打仗的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俄羅斯拍影片了。那個時候拍的鏡頭，是另一個片子叫《Can't Feel Nothing》，是2024年首映的一個片子，」大衛接著說道：「所以正好那個時候，我已經在俄羅斯在學習、在看、在分析俄羅斯是怎麼做宣傳，而且是怎麼針對年輕的那一代。」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前夕，人已經在俄羅斯、也和俄羅斯媒體有所互動的大衛，成了聯繫帕維爾拍攝計劃的不二人選。起初，大衛聯繫俄羅斯的拍攝團隊前往卡拉巴什跟拍帕維爾，但後來大衛發現，他特別喜歡帕維爾拍攝的素材，而不是攝影團隊拍的內容。再加上俄羅斯隨後擴大叛國罪的適用情形，俄羅斯的拍攝團隊不願繼續參與拍攝，就由帕維爾一個人在當地負責拍攝工作。「只有帕維爾足夠勇敢，」大衛說。

「我為什麼覺得（帕維爾拍的）這個素材非常地有意思？有一個非常大、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為什麼要拿一個相機來拍東西？他心裡有什麼動力？就是因為他感覺很trapped（被困住了）。他是在一個Kafkaesque situation（卡夫卡式的困境裡），他的情況像卡夫卡一樣，他感覺我逃跑不了。他拿那個相機拍東西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可以暫時逃離這一切。所以我看這個素材，我覺得為什麼那麼特別？就是因為這個相機後面有一個人在拍，他有非常深刻的感情，所以我一直特別想用他的素材。」

「後來我跟他說，『帕維爾，我覺得你不僅僅是主角，你也是導演，你的素材是最好的』。他第一次聽到這些的時候，他覺得『我怎麼當導演？』後來他越來越像一個導演，到最後他完全是導演。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子裡面的其中的一個情節，就是他（帕維爾）找到他的power（力量），他從一個搞宣傳的、一個沒有什麼力量、沒有什麼self-worth（自我價值）的老師，成為一個主動做事、反對政府的導演。」大衛說。

離開

不曉得是過於天真？還是有勇無謀？包括大衛和帕維爾在內，攝影團隊起初並沒有想到帕維爾拍了這部片，勢必得要離開俄羅斯。「他（帕維爾）在採訪也說了很多次，他剛開始那個時候覺得『我拍這個東西可能不能留在卡拉巴什，但我可以搬到其他的城市，沒事兒』。但過了1年以後，我們都知道，有這個叛國罪後沒辦法，他只能逃跑，他只能離開俄羅斯。這個對我們片子的影響很大。」

「他不是一個不喜歡俄羅斯的人，他很喜歡俄羅斯，他很喜歡他的小鎮、周圍的朋友、周圍的鄰居什麼的，都是他的生活當中最重要的人。他拍這些東西（不是為了）離開俄羅斯，（所以）有一個機會（可以讓他離開俄羅斯）。沒有，他不想離開俄羅斯。」

大衛坦言，和帕維爾討論他必須離開俄羅斯的事情非常困難，因為帕維爾非常喜歡他的家鄉。帕維爾對卡拉巴什的愛，從《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電影一開始就會漫出來——即使卡拉巴什在外人眼中，是一座因為銅冶煉廠飽受環境污染，死亡率和罹癌率異常突出，外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成為社群平台上外人想要前往探險的獵奇地點，帕維爾就是想要留在家鄉、留在母校服務。

最終，大衛要帕維爾做出抉擇：如果想要繼續拍攝，就得離開。「這個很難，他考慮了很多。後來他決定說『好，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繼續走這一條路。』我寫劇本，到後期我的情節就找到了：這部片子就是關於他（帕維爾）犧牲他在俄羅斯的生活。所以基本上我們決定他要離開俄羅斯的那個時候，情節差不多知道應該是這樣。」

「這部片子就是關於他（帕維爾）犧牲他在俄羅斯的生活。」

——《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導演 大衛・博倫斯坦

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

《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的開始與結束，場景都是帕維爾離開俄羅斯的前一天——帕維爾帶著所有的影像檔，偽裝成學期結束後要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度假7天再回來，實際上則是一去不復返的旅程。

不論是俄羅斯，還是其他飽受威權政府高壓統治的任何地區或國家，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之間，往往有著難以解開的心結與不諒解。離開的人就這樣一走了之，留下來的人該怎麼辦？離開的人是否真的只有離開這個選項？他們的離開，是否又會造成留下來的人更多負擔？

帕維爾在片中有過大大小小的抵抗，例如：用萬用遙控器關掉鎮上的宣傳影片、在學校玻璃上貼上親烏克蘭的符號、推倒俄羅斯國旗、把俄羅斯國歌改成女神卡卡的歌⋯⋯他也因此被關切過。但就如同片名《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所揭示的，帕維爾不是公開對抗普丁的知名人士，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稍微惡作劇一下的無名先生，隨後便一走了之。

片中出鏡的學生安危怎麼辦？為了保護鎮上其他反戰派的安危，關於反戰派的論述只聚焦在帕維爾一個人身上，讓整部片看起來就像在這個遠離莫斯科的小鎮上，只有帕維爾一個人對抗看不見的政府，這是否又太過美式個人英雄主義？這些都是關於這部片的其中一些批評。

片中所有出鏡者的安全問題想必是每次關於這部電影採訪的必答題，大衛也不厭其煩地答道：「其實我們做首映的時候，我們希望所有（在片中有）說話的人都是成人，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大衛解釋道，決定拍攝這部片後最早考慮的要素就是安全問題，特別是在2022年4月底和《BBC》取得聯繫後，便獲得專業安全諮詢顧問公司的協助，在保護出鏡者的安全上有非常完整的規範。其中一項就是片中可以被識別出來的「學生」，在電影首播時都必須年滿18歲；18歲以下的學童在片中不太會有對白。

然而，這並不能表示所有被攝者都知情同意——學生的家長們確實同意讓帕維爾在校園裡拍攝學生們，作為學校的活動紀錄，但並不表示家長們會同意帕維爾將這些影像帶出校園之外，在全世界面前放映。但反過來說，這又會面臨到另一個悖論：像俄羅斯這樣威權統治的國家，帕維爾如果不把這些影像帶出俄羅斯，俄羅斯以外的世界能有機會看到俄羅斯的真實樣貌嗎？

例如，如果不是這部片，外界可能很難相信俄羅斯的傭兵集團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已經進到俄羅斯校園——當烏克蘭是有烏克蘭軍人進到校園裡，詢問學生們畢業後被徵兵想去哪一個兵種時，俄羅斯的校園則有瓦格納集團的軍人，向學生們介紹各種具有殺傷力的武器，又或是告訴學生們在戰場上該怎麼做才能保住一命。（關於烏克蘭校園在俄羅斯入侵下出現哪些變化，可參考另一部紀錄片《學校的牆不見了 Timestamp》作為對照，兩部片紀錄的時間相去不遠，但正好一個是烏克蘭、一個是在俄羅斯。）

作為對照，帕維爾的母親（Antonina N. Talankina）在片中登場過幾次，電影上映之後帕維爾的媽媽依舊在這所學校的圖書館工作，生活並未受到影響。至少在俄羅斯，又或是《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的案例中，留下來的人，未必就會遭到當局對付。

「帕維爾和他媽媽的關係非常的俄羅斯，他們不會直接說話。你也可能在這個片子裡看到過，他們不喜歡說『I love you』，他們絕對不會這麼說。他們很正式，我給你送一個禮物什麼的。帕維爾他媽媽第一次聽到帕維爾說『我愛你』就在這個片子裡面。因為他在這個片子裡面說到『I love my mother, even though I've never told her.（我愛我媽媽，即便我從未和她說過）』」

「應該是6個月之前，《紐約時報》找到了他的媽媽，採訪了一下她。他們直接問她：『欸，你覺得這個片子怎麼樣？』她就回答說：『我對我兒子很自豪。』然後，帕維爾看了《紐約時報》說：『欸，我媽媽對我很自豪！』我覺得有點有趣，他媽媽第一次聽到『他愛她』是看這個片子，帕維爾第一次聽到『她為他感到自豪』就是（因為這部片子）看《紐約時報》。」

恐怖份子的片子

「（這部片獲得）奧斯卡以後，俄羅斯直接禁止了這個片子，直接說這是『恐怖份子的片子』，俄羅斯歷史上沒有多少的片子被說是『恐怖份子的片子』，也包括納瓦尼什麼的。」大衛接著說道：「最近有很多反對俄羅斯政府的片子，但都沒有被禁止。不能發行，但沒有這樣被直接禁止。所以我覺得這個就表示，其實很多俄羅斯人他們都想看。」

事實上，卡拉巴什的人們在電影全球首映後，幾乎所有人在2週內都在網路上看過盜版，而這也印證了《BBC》介紹的專業安全諮詢顧問公司判斷是正確的。「我們知道帕維爾比較重要的一個優勢，就是在卡拉巴什時，他周圍的同事、周圍的朋友，他即使跟他們說：『我在拍一個片子，要給《BBC》』，他們也不相信他。」

大衛解釋道，帕維爾還在俄羅斯時，他身邊沒有人相信他在幫「境外勢力」紀錄鎮上的狀況，成了帕維爾最好的偽裝：「如果我們提早把這個東西（粗剪好的帶子）發到俄羅斯，他們都會看，這個對帕維爾非常危險，非常、非常的危險。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沒有發給他們，非常非常好。」

大衛認為，俄羅斯人這麼想看《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原因在於這部片真實呈現出俄羅斯老百姓的聲音：「因為這個不像納瓦尼，也不像什麼莫斯科或聖彼得堡的知識份子拍的片子，這是一個老百姓拍的一個片子。這是一個非常能代表眾多俄羅斯小鎮、俄羅斯老百姓他們的想法（的片子）。」

「帕維爾想表達的東西不是很複雜，它就是很多老百姓已經在考慮的東西。而且，現在俄羅斯這個戰爭，犧牲最多的人就是住在小鎮的人。（住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的人），他們的小朋友，他們的孩子比較少去當兵，去烏俄戰場犧牲他們的生命。但比如像卡拉巴什這樣的（小鎮）是這個戰爭比較大的受害者。」

大衛才剛用中文說完這段，立刻用英文接著說道：「我不確定我這樣說是否正確，哈哈，有時候當你談到俄羅斯戰爭敏感的事情時，很難把話說得正確。所以當我用中文說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噢不，我說了烏克蘭人不喜歡的內容』。」

默許，就是共犯結構的一環

大衛切換成用英文回答的情況，也發生在《轉角國際》私下問導演「我們是否應該把俄羅斯的人民和俄羅斯這個國家分開來看？」的問題時。大衛說完：「這個問題很好，也很難。」之後就立刻切換成英文說：「我要用英文回答，因為這涉及到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很敏感的事情。」

「這對於這部電影來說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一方面將政府和人民區分開來，總是很重要；但在另一方面，俄羅斯境內也有一種傾向是把一切責任都怪罪在政府身上，而烏克蘭人對此非常不滿，對吧？所以很多已經上映的電影透露出『是政府的錯，和俄羅斯人民沒關係，問題只在（俄羅斯）政府身上』都遭到烏克蘭人理所當然地批評。對於烏克蘭人而言，他們覺得這些都是在為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現狀開脫的藉口。」

「但如果把一切都怪罪在普丁身上，當普丁過世時，情況就會好轉嗎？不完全是。帝國作為俄羅斯文化的重要部分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可以一路追溯到恐怖伊凡（伊凡四世）時期，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敏感且棘手的問題。對於我們這部片而言，重點不在於偏向任何一方；無論在哪，我們都需要展現出人性。但同時，我們並不會只將問題怪罪在普丁身上，這是（根基於俄羅斯）文化。」

「至於帕維爾，在我們最一開始討論關於這部片我們想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問他『帕維爾你想做什麼？你想在這部片做什麼？』時，他就告訴我他想要做一個可以呈現出他的同事的東西，因為他覺得他們都在助長這個體制，而這實在太糟了，他感到很罪惡。所以我想這部電影試圖區分人民和政府，但同時也探討了『共謀』這個議題，是吧？當我們不願意表達立場時，這些邪惡的事情是如何從這種共犯結構之中被創造出來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關於平衡的問題，這也是最複雜的問題。」

編註：以下內容導演的口白主要皆以中文回答，為了方便閱讀，中英夾雜的段落已將英文內容翻譯成中文，並以底線部分標示原為英文的字句。

吃苦是生活的一部分，忍就對了？

談起中國和俄羅斯的政治宣傳，大衛認為兩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處：「這兩個地方完全是依靠宣傳，但宣傳影響人的這個方式很不一樣。」

「中國人很信他們的宣傳，可以說大部分的中國人，他們會很主動地跟你說中國的宣傳，他們會信。中國的宣傳我覺得更聰明一些，它當然有很多是假的，但它是從真實出發的。俄羅斯的宣傳不一樣，大部分的俄羅斯人他們不信。當然這個片子裡面那個歷史的老師他信，但除了他以外沒有什麼人信。一般的俄羅斯人不會跟你說：『我政府很好啊，普丁很好啊，這個戰爭挺好的！』他們不會這麼說。」

「我覺得最代表俄羅斯現在的意識形態就是帕維爾的媽媽。你看他的媽媽聊天，她是說，不應該這樣打仗。他媽媽怎麼回答呢？她說：『小朋友老是、總是會打仗。生活就是這樣，生活就是打仗，生活就是吃苦，就是這樣。』俄羅斯最主流的意識形態就是這個，這個跟中國非常不一樣。」

「這個也涉及到俄羅斯的文化。俄羅斯有好幾百年有點崇拜吃苦的文化，名為受苦的邪教。有一本書，有一個政治人類學的書叫《Russia and the Moral Cult of Suffering》。 它是講，俄羅斯的政治意識形態和俄羅斯好幾百年，俄羅斯的精英是怎麼統治俄羅斯的老百姓。他們講究受苦，受苦是很重要的，就算是俄羅斯的東正教，聖人多半是受苦中的人們，對吧？你看這個片子裡面的課程，他們是教什麼樣子的東西呢？他們是教『犧牲你的生命是光榮的，吃苦是光榮的』。所以我覺得，俄羅斯的宣傳不是為了說服你，而是在告訴你，你在受苦。」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初次見面

《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的電影停在帕維爾帶著行囊離開卡拉巴什，電影沒有記錄下來的內容是，帕維爾離開俄羅斯後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堡，因為這是少數俄羅斯人在全面入侵烏克蘭後還能自由前往的地方。而電影製作團隊包含一名捷克籍的製片人（Alžběta Karásková），所以當時他們是透過捷克的機構協助聯繫捷克駐土耳其領事館。大衛在採訪時還透露了一段當時的趣事：

「我不知道那個NGO跟捷克政府的什麼部門溝通，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但那個NGO給我們發了一個email，（內容）非常的簡單。他們說，你把帕維爾帶到伊斯坦堡的捷克領事館，你到那邊的時候，領事館的保安不會讓你進門。他會跟你說，俄羅斯人不能拿到捷克的簽證，而且他會跟你說，『你沒有預約，所以沒辦法（進去）』。一旦他對你這麼說，你就大聲說：『不不不』大鬧一場。我看這個我就覺得，怎麼了？怎麼可能？我怎麼做？我沒有接受。所以我給這個領事館打了個電話，我跟他們說了：『欸，我可以預約嗎？』他說：『不可能，俄羅斯人拿不到簽證』。我（就回信）說：『那好，OK，我就照著指示做。』」

大衛一行人到了捷克駐土耳其領事館後，一切真的就像信中所說，他們一行人被保全攔下，大衛只好真的大喊：「LET ME IN!（讓我進去！）」接著是由捷克總領事親自出來帶他們一行人入內，並搞定帕維爾的簽證問題。「我到現在還不清楚那個情況，有可能只有那個總領事知道，他周圍的員工都不知道。因為他們想低調一點，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大衛說。

大衛終於和帕維爾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碰面後，他最想做的事情便是趕緊讓帕維爾看一下粗剪成果，「這個（過程）也像一個電影一樣，（是）非常有趣的一個鏡頭，」大衛說：「我就跟他說，我們去一個很安全的地方，我們去一個咖啡廳，我就給你看了一下。」

「然後他第一次看（片子）我很緊張，我看他（在）看，我都不知道他覺得怎麼樣，（因為）俄羅斯人他們都不表現他們的感情。我就很緊張，在那個情況下，我看了馬路對邊，我看了『哇操』，好像這邊是俄羅斯的領事館（笑聲）。我們周圍都是俄羅斯外交僱員，我（在）幹嘛啊？我怎麼選這個地方？我都沒有注意到（咖啡廳對面就是俄羅斯領事館）。」

「他看完以後，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大衛，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有50%的可能性是假的。』」帕維爾抵達伊斯坦堡後，終於看到自己上傳的影像真的成了電影素材，才終於相信這一切不是一場騙局。大衛接著說道：「你想，帕維爾花兩年的時間把素材發給我，（卻連）這個片子是真的的證據都沒有，所以這個鏡頭（指這個場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離開之後

帕維爾因為拍攝這部片必須離開他最愛的家鄉，確實是很大的犧牲——儘管這種犧牲和俄羅斯莫名其妙全面入侵烏克蘭而戰死沙場的烏克蘭士兵，又或是其他因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導致生活出現翻天覆地轉變的烏克蘭人民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離開」有時是一種特權（畢竟不是任何人想離開就真的能離開所處環境），但也正因為這種優先選擇自身安危、拋下親友不顧的特權，離開的人往往也得背負一走了之的罪惡感或罵名，也是另一種難以對外訴說的犧牲。

談起帕維爾的近況，大衛說：「他到歐洲以後，他可以很自由生活，不用上班什麼的，他基本上還是屬於這個情況。」帕維爾的歐洲生活能夠暫時過得如此愜意，原因在於《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製作團隊在帕維爾離開俄羅斯之後，終於能將拍攝與製作時間的薪資發給他。

《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拿下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或許得以讓帕維爾繼續留在俄羅斯境外生活，不用擔心隻身國外長期居留的問題，但等到片酬發完之後，帕維爾之後的生活怎麼辦？大衛說：「最近有一個捷克的機構跟他說，他可以在一個幫助烏克蘭難民的機構上班，他考慮（要）在那邊上班，也有可能他會再拍片子？我不知道。他可以有這個機會，我相信他會做得很不錯。」

畢竟《反對普丁的無名先生》不是帕維爾的第一部影像作品——帕維爾原本就是卡拉巴什第一小學的攝影師，在他回到母校服務之前，他在卡拉巴什所在的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首府念大學時，就是就讀影像相關科系，攝影一直都是他的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