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盜的「黃金時代」？從海盜史研究，看地方動態如何補足宏觀視角盲點

安樂博（Robert J. Antony）是歐美學界研究中國海盜史的先行者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已經指出，自1520至1810年之間，就海盜數量、破壞力以及他們的活躍範圍等方面而言，這段時期大可以被統稱為「中國海盜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piracy in China）。

而這段橫跨明清兩代的時代分劃，也可以再分成三個高峰：（1）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凡四十四年的歷史；（2）明末清初，由萬曆四十七年（1620）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合共接近六十四年的歷史；（3）清代中葉，乾嘉之際至嘉道時期（1780年代–1810 年代），將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安樂博的分類主要建基於他在宮中檔案，諸如硃批奏摺、廷寄（由軍機處傳達給地方高級官員的皇帝諭旨）、上諭（皇帝告令臣民的詔書） 內所找到的大小案例，梳理統計出來的結果，具有一定說服力。他的分劃亦有助我們利用一個宏觀的視野，適度地把明清海盜史放置於一個全球論述的脈絡；以計量化的方法，比較中、西海盜在早近代時期的發展與規模，彰示中國華南「洋匪」與西歐海賊在本質、定義、背景、數量、習性、信仰等方面的相異與類同。

宏觀分析視角下的區域差異

自安氏的範式出爐後，研治東亞海盜史的學者大多以之為骨幹，分析中國東南沿岸海盜冒起，以及他們對國家和地區所造成的壓力等問題。然而，儘管以上的分類具有豐沛的研究價值，我們其實可以針對上列的三個「時代高峰」，利用一系列發生在東亞海域的大小事件為本位，再加以分拆為一些「子時代」（sub-period）。畢竟以三個大時段來綜合超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在宏觀的視野上是有其作用，但如果換作一個相對微觀的角度，或許會錯過不少地區性的更變與流動。

換句話說，所謂「黃金時代」的論說，不免也存在一定的區域限制；如是者，我們在引用一些宏觀論述之時，也要充分考慮它所預設的討論空間與盲點。打個比喻，雖說乾嘉之際是海盜風行的第三個高潮，但這裡所針對的，究竟是廣東沿岸的海盜，還是閩浙一帶的盜匪呢？此外，在第二和第三個高峰之間，有近九十六年的空窗期，這是否暗示這段期間再無江洋大盜？再者，我們又應該怎樣處理這兩段高峰之間的連結性？究竟是國家政策的繃緊，還是沿海經濟在海禁以後得以重燃，海盜擾邊的問題方才得以紓解？

如果要妥善回應這些問題，我們便需要聚焦區域性的情況，嘗試查找個別地方與宏觀局勢之間的關聯。順帶一提，即使這段時期堪稱為「海盜的黃金時代」，卻不代表滿清水師長期處於下風。嘉道時期的李長庚（1752-1807）、王得祿（1770-1841）、邱良功（1769-1817）、許松年（1767-1827），事實上也是令華南海盜心驚膽顫的風雲人物，他們更以破滅蔡牽（1761-1809）、朱濆（1749-1808）等海上大盜聞名於世。換言之，官方與海盜之間的角力，儘管在我們所謂的「黃金時代」，也可以是一種此消彼長，複雜多元的官民博奕。

「黃金時代」結束於1810年？

安氏所言及的「黃金時代」，是以一八一零年為下限的。如果從一個宏觀的視角比較，一八一零年前後，清廷的國力、財力、以至其結構性問題，無疑也存在一定的落差。然而，一八一零年是不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分水嶺呢？如果我們翻查當時的文人紀錄，或許可以得出一個相對不同的時代分劃。活躍於嘉道年間的經學家邵懿辰（1810-1861），為曾經出任福建水師提督的許松年撰寫墓表，其中有以下這一段記載：

（許公）卒後又十餘年，英吉利寇中國，浙、閩、粵三方駛擾殆遍。時承平久，水師積隳、舟械窳敗，而公等部曲亦散亡略盡矣；不獲已，取征川、楚時一二宿將臨之，水陸不習輒無功，或吹衄至誅死。[1]

許松年於一八二七年因病辭世，所以邵懿辰所言的「卒後又十餘年⋯⋯時承平久」，應該是在概括一八二七至三七年之間清廷所經歷的內憂外患。邵氏暗示的外患，大概是因爲英人開始對中國沿海地區虎視眈眈；至於內憂，相信是由於乾嘉以來國家承平日久，水師訓練開始疏散，舟船器械不再可靠所致。所以《清宣宗實錄》便有載言：「水陸營汛至有名無實」；「沿海各省戰船⋯⋯朽腐堪虞，破爛滋甚」[2]。

邵懿辰一句「水師積隳、舟械窳敗」，便是他對道光時期海疆形勢的一個總結。不過，按照邵氏的描述，當時的情勢自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之後方才急轉直下，而不是一八一零年。當然，邵氏為故人撰寫墓誌銘，難免要有效或婉轉地歌頌其顯赫功勞；所以他在墓文中提到一八二七年以前國家的承平日久，全賴許松年等良將的英勇功勳，這顯然值得相榷。

需知道自乾隆末年伊始，清廷的海疆防務經已漸見廢弛，再加上地方府縣貪污的問題日益嚴重，朝廷自然撥不出什麼資源去固鞏海防；如果不是李長庚等名宿力挽狂瀾，相信情況更加不堪設想。如是者，一八二七年以前，東亞海面基本上仍然是紛爭不斷，絕對稱不上是「時承平久」，「海不揚波」。

以微觀區域動態，建立更完整的海疆圖像

話雖如此，姑勿論邵懿辰的言辭是否有所偏頗，透過他這段墓表，我們大可以從中得到兩點觀察。首先，在邵氏的角度，他自有一個基於其個人經歷所構建出來的轉捩時代。在他的立場而言，一八二七年以後是清廷海疆治理的崩壞期，籌海方略失諸交臂，海上形勢危如累卵。

另一方面，邵氏的墓文，也提醒我們，一八一零年以後的海盜問題同樣重要，尤其是地方性的海盜群組；即便是零星的擾釀與掠劫，也為中央政府在管治上增添一定的負擔。這一系列林林總總的區域性問題，正可以為我們填補所謂「黃金時代」以後，中央、地方、與海盜之間相互爭鋒的衝突，對於我們去構建一幅更全面、更精準的海疆圖像，無疑是有所幫助的。

註：

[1] 邵懿辰：〈前福建水師提督許公墓表〉，載《碑傳選集續》（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第182條。

[2] 《清宣宗實錄》，〈道光十八年六月八日〉，卷311，葉（頁）8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