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越境的歷史學：日本文化中的「雙性原理」想像

對於熟悉日本文化史的讀者勢必十分了解，在明治時期文明開化之前的「前現代日本」是一個性別角色與文化想像界線相對模糊，甚至多樣化的時代。日本國學院大學博物館的展覽「性別越境的歷史學」，便整理了從日本的遠古時期到現代化之後，「性別越境」文化的歷史軌跡。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展覽由性文化社會學者三橋順子與國學院大學教授深澤太郎共同企劃。而三橋本身就是日本第一位在學院任教的跨性別者，其長年研究日本跨性別歷史的成果，也體現在這次的展覽當中。

走進展間的第一個單元「性的壓抑」便開宗明義地說，「男是男、女是女」這個看似「傳統」的二元性別分野，事實上是明治維新西化之後才發展出來的。在西化的過程當中，將歐美的基督教家庭觀與儒教思想結合，在富國強兵與殖產興業的前提之下，嚴格執行性別管理，幾乎將各種灰色地帶的曖昧性推移至邊緣。

展場中的明治時代報紙中，就刊載了數則當時相關的社會事件。1874年《東京日日新聞》的第813號中就提到，一位名為乙吉的跨性別女子，從小到大都被當成女性養育成人，之後也接受一位住在香川的漆器藝師早藏的求婚，兩人便共組家庭。不過在1874年《戶籍法》施行後，兩人戶籍上的性別因為都是男性，這個「最後的同性婚」也只能黯然地選擇結束。

遠古日本的「雙性原理」

離開男女二元性別被明確規訓的當代日本，回到遠古時期的日本，若將不同的性徵符號加諸在身上，常被認為可以激發出不同的獨特神力，三橋順子將其定義為「雙性原理」，即透過男女的性別顛覆，亦可產生出反轉生死與一般慣例的魔法與異能。

舉例來說，國學院大學博物館便收藏了一種繩紋時代的「注口土器」，在象徵子宮的壺狀容器表面，加上了類似男性生殖器的壺嘴與類似睪丸的圖紋。這類土器多用來烹煮食物，亦即將死亡的動植物，放入這廚具中，煮成了可供人類攝取營養，象徵生命泉源的食物，是所謂「雙性原理」的典型範例。

該想像也出現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紀記神話當中，最經典的就是換上男性戎裝迎接素盞鳴尊挑戰的天照大御神、征韓神話中的神功皇后，更有扮成女裝的日本武尊，潛入敵營，刺殺不服大和朝廷的熊襲國首長川上梟帥（カワカミノタケル）的神話傳世。

也因此，在後續日本歷史中出現，具有巫覡形象或特色的神佛人間代言人，也都有這樣的「異性裝服」表現。在日本早期的性別與社會角色分野，其實比較趨近於「成年男性／非成年男性」二元分類，在成年男性的範疇以外便包含女性、孩童與老人。

而這些相對於成年男性的「他者」，若與特殊的儀式結合達到「雙性原理」的狀態，成年男性便會認為這些達到「雙性原理」的他者具有神力，期待與其結成某種「特殊性關係」以獲得神佛恩澤。古代日本佛教系統中的女裝「稚兒」以及男裝的女性舞者「白拍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女裝「稚兒」與男裝「白拍子」

《稚兒之草紙繪卷》這古籍中，便細膩描繪了僧侶與稚兒的互動。佛教戒律嚴禁女色，因此在天台宗的宗教論述當中便提到，當男童接受了「兒灌頂」的儀式之後，便會成為與菩薩同等、超越各種世俗身份的存在，用來「解救」這些因性欲為苦的男性僧侶們。

「白拍子」則是指日本古代平安時代末期一種以歌舞為業的女性。她們通常以男裝示人，伴隨歌舞在宮廷或寺廟神社的法會藝能中演出，具有相當的宗教儀式性，也常受到王公貴族們的寵幸。知名武將源義經的寵妾靜御前就是白拍子。

有趣的是，在《平家繪卷物語》中描繪了已成僧侶的平清盛，與身為白拍子的寵妾「祇王」同歡的畫面。嚴格來說僧侶不應該近女色，但三橋順子認為，扮男裝的女性某種程度來說，也是另外一種「稚兒」——這類「穿著男裝的年輕女性」與「穿著女裝的男童」，都被刻意轉化成某種具有神性的存在——或者說成了另一種「成年男性」擴大解釋各種戒律與世俗框架，與各種他者的互動下，所發展出的文化想像與宗教論述。

女裝花魁阿清的故事

雖說文明開化以後，男女性別二元論透過現代性的國家體制得以強制執行，但過去許多跨越性別的文化內涵，仍保存在許多傳統藝能以及地方風俗當中。歌舞伎仍有女形傳統已被大家熟知，在此不再贅述。

展場中最引人注意的，反倒是一組名為「鹽原名物女裝花魁阿清」的明信片。這位女裝男子的本名叫做八木澤清吉，出生於栃木縣那須鹽原，從小就喜歡穿女裝，17歲的時候便到橫濱學習日式傳統束髮技術，本來想要自行開業，卻因為遇到關東大地震而歸鄉，以女裝藝者與束髮為工作。

雖然阿清在工作場合中都以女裝示人，但由於戶籍上仍為男性，後來中日戰爭爆發後，也以甲等體位被徵召入軍隊服役。阿清斷然剪去長髮出征，這段故事還被做成明信片宣傳，明信片中的他不只有女裝造型，也有戰場中的男性裝扮。這類宣傳的背後，也明確反映出潛藏在日本文化當中「雙性原理」的獨特思考。雖然阿清平安從中國戰場回來，但後來又被徵召至南洋擔任軍屬，最後戰病死於當地，留下一個男女越界的戰爭逸話。

神社與傳統民俗的性別反轉

除了上述的女裝藝者，男女越界的文化思考，在日本神社的傳統民俗當中也留存了不少。如前所述這類性別反轉的哲學想像，在祭典中也常被認為能夠反轉「生／死」與「吉／凶」。

舉例來說，山梨縣笛吹市淺間神社，現在仍有著一個獨特的女裝男子扛轎慣習。據傳這項習俗可以回溯至西元825年，當時甲斐國因水患所苦，請求當地的一宮淺間神社、二宮美和神社與三宮玉諸神社進行「川除祭」祈福，這時扛起神轎的男子們塗上白粉、戴上花笠，並且換上鮮豔大紅的和服用襯衣「長襦袢」，希望透過這類特殊裝扮「反轉」當下的災情。

除此之外，橫濱市戶塚區八坂神社的「撒符」（おふだまき）儀式也有類似的特色。「撒符」會讓一群穿著女裝的男子順著音樂跳舞，並且將許多印有「正一位八坂神社御守護」的各色神符撒向群眾，藉此達到驅除瘟疫與「厄除」的祈福效果。

寫在最後

明治以降的現代國家將性別二元化為制度與法律，但歷史提醒我們，在此之前，日本社會曾經容納過更為流動的性別觀。雖然無法否認當時仍以「成年男性」為中心，但那些被標示為「他者」的存在，往往正是打開神聖性與創造力的通道。

重新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跨性別或性少數尋找傳統根源，更是在質疑當我們以為某種性別秩序是「理所當然」時，它究竟是古老的傳承，還是西化後現代國家規訓的結果？或許「性別越境」並非越界，而是回到一種更原初的文化感受，亦即在差異之中生成力量，在邊界之上召喚可能。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