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我培力的搖籃：淺談日本女子大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來，在各年齡層都獲得非常高的支持率，當初被譽為政治豪賭的2月初眾議院改選，也在這股氣勢之下自民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特別是高市早苗在年輕族群之間的人氣，也鮮明地反映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

筆者目前任教於同志社女子大學，還記得那是高市剛當選首相的幾週後，剛好有一回的主題是女性領導力，當筆者問學生：「講到女性領導人（女性リーダー），妳會立刻想到誰？」時，當天出席的118名修課學生中，有超過6成（75人）回答高市早苗。相較於去年（2025）筆者在同一課堂也問了同樣的問題，當時大多數學生的回答是母親。

眾所皆知，日本年輕人普遍對政治無感，這是筆者在日本教學的6年來，頭一次看到學生以如此高的比例回答政治人物。這不但應證了高市的高支持率，也反映出她扮演著女性出頭天的象徵與希望。

培育女性領導力一直是很多女子大學的使命之一，但與此同時，近年來許多女子大學開始招收男性學生，走向男女合校，甚至也有停止招生，走向廢校的例子。究竟在當代日本社會中，女子大學的存在代表什麼意義？女子大學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性嗎？

女子大學的歷史與變遷

綜觀全球高等教育的現況，女子大學可以說是頗為稀有的存在。例如：韓國近200間4年制大學當中，僅有7間女子大學；而美國近6000間大專院校當中也僅剩31間女子大學。相較之下，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與武庫川女子大學教育綜合研究所安東由則教授的統計，2025年日本812所大專院校當中，女子大學就有66間。世界各國女子大學都在銳減的狀況下，日本的女子大學的比例仍然高出美、韓許多。

首先，讓我們簡單回顧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歷史。

日本最早的近代教育制度成立於明治維新時期（1872），儘管女性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有所提升，但中等教育以上仍以男性為主，直到1899年才終於出現針對女性中等教育的制度（高等女学校令）。

1875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設立以來，開始陸續出現培育女性教師的高等師範學校。到了1908年，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分別在關東和關西地區設立。前者是現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前身，後者則是現在的奈良女子大學的前身，兩者在當時和現在都是日本唯二的國立女子高等教育機構。

除了上述國立女子高等教育機構之外，當時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多半是私立的教會學校，和傳授日本傳統文化教養為主的私塾。相較於這些作為中上階層女性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重要場域，大正年間（1912-1926）陸續出現的專門學校，則提供了女學生不同於師範學校、更偏向實作的教育資源。

簡單回顧日本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這段歷史可以發現，當時中等以上的教育場域是將男、女分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等教育制度剛出現時，其對象並未涵蓋女性，因此後來才針對女性中等教育制定了「高等女学校令」；另一個原因則是當時普遍認為，男、女應接受不同的教育內容。女性教育的內容以孕育氣質涵養、培育賢妻良母為主，因此家政、文史、語言、看護等都是常見的科目。

二次世界大戰後最主要的教育改革之一，是開放女性高等教育的限制。

如前所述，戰前的高等教育與「女子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分開的兩個場域。也就是說二戰時期女性如果想接受高等教育，只能進到專收女性的學校。二戰後則基於1945年的《女子教育刷新要綱》，推動男、女教育機會與教育內容邁向平等化，越來越多大學開始男女兼收，女性不再只能進女子大學。

不過二戰後也是日本大量增設女子大學的時期。1948年根據戰後的教育改革新設的12所公、私立大學中，就有5所女子大學（津田塾大學、東京女子大學、日本女子大學、聖心女子大學及神戶女學院大學）。隔年，除了從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改制的兩所國立女子大學之外，光是1949這一年就有25所公、私立女子大學誕生。

爾後，女子大學的數量持續增加，尤其是60年代就從32所激增至82所。雖然在這之後的增加幅度漸緩，但仍持續增加至98所，在1998年來到女子大學數量的巔峰。

日本除了一般四年制大學之外，還有兩年制的短期大學。二戰後日本的高等教育就學狀況，四年制大學仍是以男性為主，女性多半選擇進入短期大學，這是因為當時日本社會仍普遍期待女性應該早點進入家庭，不需花太多時間讀大學。

日本在戰後增設四年制女子大學的結果，確實讓女性在戰後初期有更多升學機會。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960年日本全體女性大學生當中，就讀女子大學的就佔了42.9%。然而，武庫川女子大學教育研究所調查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到了60年代後期，女子大學雖然增加至82所，但1969年就讀女子大學的學生佔全體女大學生的比例卻降至34.5%。這表示儘管女子大學數量變多，卻未見更高比例的女性選擇女子大學。

甲南女子大學的高橋真央指出，1969年差不多是戰後嬰兒潮上大學的年紀，讀大學的人口增加，四年制大學的數量也跟著提升。此外，女子大學的規模一般來說較小，不少女子大學只有一、兩個學部（類似台灣的「學院」），領域也多侷限於文科或家政科系，無法滿足各式學生需求。

也就是說，儘管表面上為推動女性高等教育而增設大學，但實際上不論制度面還是教育內容，仍受限於傳統的性別框架。而到了60年代末期，隨著四年制一般大學增加，對想讀大學的女性而言選擇變多了，女子大學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唯一選項，也因此越來越多女性選擇就讀四年制一般大學。

接著，時間來到90年代，也就是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団塊ジュニア）上大學的時期。

受到1985年制定、1986年實施的《男女僱用均等機會法》影響，女性就業機會大幅提升的狀況下，不論是兩年的短期大學，或傳統女子大學侷限於家政、文科的教育內容，都不足以培育女性在職場競爭所需知識和能力。

與此同時，日本整體高等教育人口已較之前大幅增加。為了因應時代所需，日本在1991年推出「大學設置基準大綱化」，放寬以往對大學招生人數、學院設置等規定，讓大學數量快速增加，學科也更趨多元。這也使得原本主要招收女性的短期大學銳減，四年制女子大學也開始增設社會科學或管理經營等科系，讓女性升學有更多選擇。

女子大學的優勢

儘管女子大學為適應社會變遷而力求革新，選擇就讀一般大學的女性仍佔大多數。在這種狀況下，女子大學如何和一般大學競爭呢？除了一般認為純女性的空間較能讓家長安心之外，多數女子大學都強調會提供學生完善的生活面和就業輔導。例如筆者目前任職的同志社女子大學，在招生說明會 （open campus）上就很強調校內的就業輔導制度和歷屆畢業生超過9成的高就職率。也就是說，對家長和學生而言，女子大學提供了一個能安心求學，未來也不需擔心找不到工作的環境。

不過根據筆者就讀日本女子大學8年，任教6年的經驗，女子大學的意義和價值也許並不止於此。這就要從筆者的碩士班時期說起了。

筆者碩、博士都是在御茶水女子大學性別研究科就讀，敝校不僅是日本少有性別研究科系的大學，更是日本第一個開設性別研究中心的大學。從1975年的女性文化資料館，到1986年改組為女性文化研究中心，1996年更名為性別研究中心，再到2015年正式改組為性別研究所，可說是日本代表性的性別研究機構。

日本社會的性別意識仍非常保守，筆者到現在都還很清楚地記得，10幾年前剛來日本的時候，有一次平日白天跟朋友去市區的商場逛街，咖啡廳裡坐滿了推著嬰兒車，帶著小孩的年輕媽媽，那是以前在台灣很少見過的光景。筆者的大學校園裡有附屬幼稚園，每天下午看到來接孩子的，或是學校有什麼活動的時候，清一色是媽媽；在校8年，就算看過雙親一起出席，卻幾乎沒有見過單獨前來的爸爸。

不過筆者身處性別研究科是一個能暢談女性主義、LGBTQ+議題，批判父權體制的環境，簡直就是保守的日本社會中的世外桃源。儘管日本的性別研究還停留在勞動環境的性別不平等這種在性別平權的國家可能20年前就已經做得差不多的議題，但身邊都是對性別研究有熱誠，能包容多元差異的志同道合的夥伴，在日本真的是非常珍貴的環境。

同時，也因為就讀女校，所有事情都得靠自己搞定。記得碩一那年研究室搬遷，當時系上碩一、碩二加起來也不過10幾人，大家捲起袖子徒手把書、電腦、桌椅、置物櫃、沙發等從二樓搬到樓下，結束後到學校對面的居酒屋吃飯，看著頭髮散亂，臉上帶著殘妝與油光的大家，深深感受到女性看似柔弱卻堅強的力量是多麼美麗。

其實國立大學的預算非常有限，性別研究所在敝校也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但教授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以扎實的研究與犀利的批判作為爭取性別平權與關懷多元差異的武器，並想盡辦法在有限的預算下，努力維繫性別研究科與性別研究所的營運。

性別研究科碩士班和泰國亞洲工業機構（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IT）從2001年共同舉辦的交流工作坊，每年互相派遣數名學生到對方的機構進行研究交流與田野調查。筆者曾有幸參與該工作坊的統籌，透過與來自越南、菲律賓、緬甸，尼泊爾的學生交流彼此國家的性別平權狀況，再次體會到能和來自不同社會脈絡，卻同樣關懷性別平權的年輕學者交流，在日本這個相對保守、性別研究不被重視的環境下，實屬得來不易。

此外，御茶水女子大學也是日本第一個開放招收跨性別學生的女子大學。

2020年度（2020年4月）的開始，戶籍或護照上的性別為男性、但自我認同為女性的學生，也可以報考御茶水女子大學（註）。不過，有意報考的學生，須於考前1個月向校方提出申請，申請資料包括個人性別認同的脈絡與過程，以及醫生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

編註：根據日本《GID（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特例法》，申請變更戶籍上的性別時滿足：①滿18歲、②當下並非婚姻狀態、③當下沒有未成年子女、④已去除生殖器官，或生殖機能處於永久失能狀態、⑤具備與欲變更之性別的性器極盡相似的外觀，上述5個條件。換言之，必須完成包括性器重建的性別重置手術，才能更改戶籍上的性別。所以御茶水女子大學開放讓跨性別女性申請入學的條件，比變更戶籍上性別的門檻較為寬鬆。

為了因應跨性別學生入學後的各種配套措施，御茶水女子大學也公布了相關的指引，除了設置專門應對的窗口、確保學生個人隱私、提供LGBTQ＋友善的就業輔導資源之外，至於學生最在意的廁所、更衣室使用問題，校方也承諾除了推行性別友善廁所之外，也會主動對該生進行校內設備的說明並互相商量取得共識，入學後也會視情況而彈性調整。此外，該指引也涵蓋出櫃或被出櫃（outing）的相關防範與應對措施。

雖然基於個人隱私保密原則，校方並未公布從實施該政策以來有多少跨性別學生入學，但這項政策確實在日本學界引起不小的關注，後續也有幾間女子大學跟進。截至2025年度為止，包括奈良女子大學、日本女子大學在內，總共有7所國、公、私立女子大學開放招收跨女學生。

不過持反對意見的還是佔多數，諸多理由當中，最大的課題還是廁所或更衣室的使用問題。儘管女子大學的數量與學生比例都在逐年下降，但提供女性和性少數學生一個能安心求學，推動性別平權教育與研究的環境，仍是女子大學在日本社會中難以取代的意義。

筆者現任職的同志社女子大學，是擁有將近150年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大學，創校者新島八重就是知名的NHK大河劇「八重櫻」中的女主角。雖然基督教學校容易給人保守的印象，但就如新島八重的丈夫新島襄（同志社大學創立者）曾譽她「生命風範很瀟灑（生き方がハンサムなのです）」，這句話成為敝校重要的精神象徵之一。

筆者在這裡開設的科目都與性別研究相關，除了「性別論」之外，其他如「社會學概論」、「現代社會論」等科目都有很高比重的性別相關內容。筆者自己的專題研究（ゼミ）也是以性別研究和流行文化為主題，在性別教學和研究上都享有很高的自由度。

筆者在課堂上也經常詢問學生關心哪些性別議題，有趣的是，前幾年學生的回答多以女性的就業困境、薪資不平等、性別分工的傳統框架等問題佔大多數，但這幾年有越來越高比例的學生對LGBTQ+議題抱持開放與積極的態度。

此外，提到女子大學與男女同校的差異，多數學生都表示，也只有女子大學才有機會接觸許多性別相關課程，理解日本的性別結構；這裡沒有男性，因此不必在意男性的眼光，可以自在地「做自己（自分らしくいられる）」。也有不少高中時期就讀男女合校的學生表示，以前在有男性的環境下，往往都是男性在主導，女性儘管想發表意見也會有所顧慮，或甚至發言不被重視。

不過，就筆者的經驗來說，其實男女合校的環境並不必然會限縮女性的潛力，特別是性別研究相關課堂中，就算是男女合校的場合，女性的表現也毫不遜色。不過畢竟在日本的社會脈絡下，大學校園裡提供性別研究課程的空間還是很少數的，因此女子大學作為一個讓女性能自由發展的空間，對年輕女性的自我培力還是有難以取代的貢獻。

看著這些年輕女孩逐漸相信女性也能發揮領導力，並且不再視傳統的性別分工為理所當然，甚至能指出問題所在並加以批判，身為一個教育者，除了感到欣慰之外，其實也難免會擔心她們踏出校園、進入社會之後，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會很快消磨她們的希望與潛能。因此筆者經常對學生說，希望她們把在這裡學習到的性別相關知識帶出教室，說給身邊的家人或朋友聽，在社群平台上發表意見，這樣才能讓女子大學在日本社會推動性別平權的路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女子大學的課題與困境

這幾年，日本的女子大學大約是以每隔一、兩年就有一、兩間女子大學改為男女兼收的一般大學或決定廢校的速度在減少。2025年更一口氣有5所改為一般大學。其中包括日本全國規模最大的老字號武庫川女子大學，宣布自2027年度改為男女合校的一般大學。聖母院女子大學也宣布將自2026年度起停止招生，預計於2029年度拉下簾幕。

事實上筆者任職的大學，雖然營運狀況和招生人數還算穩定，但學生人數其實也有逐年微量減少的趨勢。在這樣的困境下，堅持維持女子大學存續的意義為何？如同京都女子大學教長竹安榮子在《女子大學宣言》中所強調的：日本社會尚未達到實質上的男女平等，因此作為受壓迫的主體，女性必須率先努力行動，而培育這樣人才，正是女子大學的使命。

回顧日本的女子大學的歷史和現在，日本女子大學不僅在女性教育機會受限的年代，培育出一個又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材，這個體制也鞏固了改善女性地位、推動性別平權的空間。在日本社會的脈絡中，女子大學象徵著對性別結構的挑戰，也是讓女性自我培力（empower）的避風港。

但就如同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就是這個世界不再需要女性主義，筆者相信，推動性別平權教育、進行性別研究不再需要一個特定、安全的空間，才是更重要的終極目標。就算未來女子大學的歷史邁向終點，那些曾經被播下的種子，終將開花結果，長成一片任何性別、性傾向的人都能暢所欲言，互相關懷的花園。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