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揚日本的台灣畫家陳永森：映照戰後膠彩發展的創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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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作者當中，文藝創作啟蒙於日治時期、戰後選擇留在日本，且有獨特表現的人，文學部分有獲得直木賞的邱永漢，以及以東亞歷史小說聞名的陳舜臣。在視覺藝術方面，2023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吾之道」回顧展的何德來屬於洋畫家，而膠彩畫（相近媒材在日本稱為日本畫）的領域則必定要談起本文的主角——陳永森。

1913年出生自台南的陳永森，父親陳瑞寶從事民間佛像雕刻，在耳濡目染下，漸漸對美感造型的事物產生興趣。可惜8歲時，父母離世只好寄養於叔父家。就讀中學時由畫家廖繼春啟蒙，後來亦求教於民間畫家黃靜山逐步踏上創作之路。

或許是自小少了雙親的照顧，個性獨立自主的陳永森，在1933年前往日本學畫前，對著來送行的親友們發下承諾，沒有得到日本畫壇最高肯定前誓不返鄉，而他也不負眾望地分別在1953年與1955年，各以膠彩畫《山莊》和《鶴苑》獲得日展（前身為帝展與文展）的最高榮譽白壽獎，是第一位得到此殊榮的外國畫家，並且獲得昭和天皇接見。

雖說陳永森主要以膠彩畫家的身份為人所知，不過他廣泛涉略各種媒材。1933年陳永森赴日當年即考上日本美術學校（武藏野大學）日本畫科，並且進入名畫家兒玉希望開設的畫塾學習，並拜其為師。1938年畢業後，又考取東京美術學校（東京藝術大學）就讀油畫科。戰後，1949年，再度考入東京藝術大學（東京美術學校與東京音樂學校合併）附屬工藝講習所，習得工藝與雕塑技巧。甚至在留日前也曾經開照相館為主要收入，赴日後也半工半讀確定生活無虞。同樣曾在日求學的台灣政治家與媒體人吳三連，是陳永森重要的資助與收藏者，可謂其創作生涯的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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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森十分積極參與各項展演競賽，且多有斬獲。在台時期的少年時代就曾入選台展，以及如前所述的日展最高榮譽白壽賞外，更曾經在1952年同時在日本畫（膠彩）、油畫、雕刻、工藝與書法五項全部入選，被當時的日本媒體稱為「萬能藝術家」與「藝術綠野中的五色花」。而他的藝術全能，也體現在他1953年時，在展場受昭和天皇召見時的對話。

雖說陳永森幾乎旅居日本，但他並沒有與台灣畫壇斷了聯繫。獲得白壽賞後，自然不負年輕時對鄉親立下的承諾，因此在1954年榮譽歸鄉，並且舉辦個展。而這時他恰巧遇到臺灣藝術史中，非常知名的「正統國畫之爭」。在戰後外來政權亟欲建構中華性文化系統的歷史背景下，省展國畫部中，所謂「本省人」在日治時期繪製的「東洋畫」被視為日本畫的延伸，在文化政治與省籍差異的敏感神經下被挑起，最後雖然以「國畫二部」的形式暫時擱置爭議，但相關討論不斷。1970年代各種大事件，特別是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後，省展無預警取消國畫二部，畫家林之助才參考戰後各方說法，積極定名「膠彩」一詞，以維持當時東洋畫家們的存續與展演舞台。

而陳永森則對當時來台的水墨畫概念中，臨摹與少見色彩的創作方法不以為然，強調今日畫家應該善加利用多元色調，表現眼前與生活經驗中，多采多姿的現實世界，這些均是在當時對臨摹和黑白灰墨韻為主的水墨畫的批判性言論，自然也招來當時水墨派大將劉國松等人的反論，由此可見，膠彩與水墨的扞格，在當時台灣藝壇中華性正統化的氣氛中，一直是討論焦點。

對於台灣藝術史系統來說，陳永森出身日治台灣也啟蒙於這個時代，在戰後以日本為主要的活動與創作舞台，也因此可說他持續養成於「日本畫系統」，是一個台灣膠彩發展史中，可用以對比的獨特案例。而2024年10月於北美館開幕的「喧囂的孤獨：臺灣膠彩百年尋道」，陳永森作品與台灣膠彩畫的對照，相信是值得關注的觀賞重點。其中最令人驚豔的，想必是陳永森的《綠蔭》（1956）一作，當時他雖然已經透過在日展的優異表現，晉身為「無鑑查」畫家，不過當時他提出以綠色裸女為主題的《綠蔭》時，卻遭恩師兒玉希望質疑並非自然，希望陳永森修改，但他堅決不從，最後被撤畫。雖然並未影響後續陳永森參與日展，但師生關係幾乎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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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趣的是，這次「喧囂的孤獨」展覽，倒是安排了許多描繪人體形象，不過著重奇幻氛圍來令觀者意識到，畫中人物非一般人類的作品，以與陳永森的綠色裸女對比。舉例來說，畫家王怡然《鮫人淚》中以淡綠色調描繪的人魚，以及橘黃色調美男子形象的佛教人物《淨月王》、《幻目天》與《鴦掘摩》；劉耕谷的《五月雨（荷）》中的人物亦以暗紅血色的皮膚表現，加強了雨季時節的陰霾感。

由此可見，不論是陳永森的《綠蔭》，還是王怡然和劉耕谷的作品，事實上不是為了「寫實」，而是為了「寫意」，並非描繪一般印象的人體，而是為了傳達出某種特異情境的奇幻效果。本次展覽似乎是希望透過此次安排，為《綠蔭》在日展受到的不平待遇，做出一個遲來的反論。

另外如前述，陳永森創作類型橫跨東西媒材，這次展出的《瓊苑瑤池夢》（1961）作品，材料為膠彩，不過卻刻意畫成油彩的質感，與在台畫家如融入立體主義風格的林之助《暮紅》（1963）和郭禎祥《室內》（1957）相比，彼此雖在不同國界努力，卻在相近的時代，有志一同地想融合東西的藝術風格，令人印象深刻。除此之外，陳永森帶有日式雅緻風情的《獅貓八美嬌》，對面所展示的，則是曹根所描繪，台灣日常草根風景，野貓環伺在魚乾旁的《竊視》，以及家居魚類食材的《廚房一隅》，兩相對比，倒也傳達出台日藝術情調以及兩地畫家創作氣質養成的差異。

在膠彩的發展歷程當中，事實上這個「台灣的發明」某種程度與國內政治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也算是帶點心酸的時代結晶。不過這個歷史進程，就像是一面鏡子一樣，讓不同創作者的生命經驗，可以映照出不同的樣貌，陳永森自然也是這樣的藝術家，創作養成於日治時期，戰後持續留在日本藝壇發展，我們似乎可以透過他的經驗想像出不間斷養成與錘鍊於「日本畫」系統的台灣畫家，可能會表現出的樣貌，而本次北美館的「喧囂的孤獨」展覽，確實也為觀眾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更讓我們理解台灣膠彩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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