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尾聲，臺灣島上的沖繩人：兩個石垣島家族的「臺灣故事」

2024/09/10 陳志剛

左為登野城ルリ子（Tonogi Ruriko）、右為山里節子（Yamasato ... — 左為登野城ルリ子（Tonogi Ruriko）、右為山里節子（Yamasato Setsuko），兩位阿嬤受訪時都表示，親族曾與臺灣有著不解之緣。圖／陳志剛攝影

2024年5月，我再次來到日本南端的石垣島，與兩位熟識的阿嬤們見面。上一次見面中，兩位阿嬤分享了她們對於石垣島日漸軍事化的擔憂。而這次來訪石垣島，則是想請教兩位阿嬤各自的「臺灣故事」。

熟知沖繩的讀者們大多知道，近期沖繩對臺灣的關心愈來愈深，而其不外乎是對於臺海局勢的關注。不過如果從歷史上來看，出於地理距離相近，臺灣與沖繩時常有著密切人流往來，特別在兩地之間不存在國境分隔的日本統治時期更是如此。

▌近代沖繩人對臺灣的憧憬

沖繩與臺灣之間的人流往來，一直以來是頗受歷史學者關注的課題。以近期研究成果來說，執教於神戶學院大學的松田ヒロ子（Matsuda Hiroko）教授在書中指出，20世紀以降，尤其是1920年代之後，許多沖繩的男男女女渡海航向臺灣。相較於沖繩內部貧弱的經濟與有限的教育資源，他們藉由來臺就業或就學，期待達到社會流動。臺灣的繁榮經濟與近代都會生活，讓臺灣成為近代沖繩的人們相當憧憬的對象。

無獨有偶，我所訪問的兩位阿嬤，自身經驗與家族歷史也頗為完美地呼應松田教授的研究成果。例如出生於1938年，現已86歲的山里節子（Yamasato Setsuko）阿嬤分享，她的父親的姊姊曾移居臺灣高雄，在當地經營著料亭，料亭裡的員工也大多是從石垣島找來的年輕人。而她父親的弟弟則是住在基隆。這使阿嬤一直期待有天可以來到臺灣，見見自己的親戚們。山里阿嬤不諱言，臺灣是她從小就一直憧憬的地方。

大約在1945年初，當時就讀小學1年級的山里阿嬤終於等到了前往臺灣一探究竟的機會。不過，並非山里家族自己選擇想前往臺灣，而是駐紮在石垣島的日軍認為戰爭將來到石垣島，而要求島民疏散到臺灣。就在山里一家準備著行李，即將搭上前往臺灣的避難船時，日軍得知沖繩與臺灣之間海域美軍攻擊的可能性已經升高，因此中止了將石垣島民疏散到臺灣的計畫。

最後，山里阿嬤沒有搭上前往臺灣的船，一家人在日軍的命令下進入深山「避難」。而在戰爭結束之後，父親的親人們回到石垣島，山里阿嬤才終於見到了這些曾經住在臺灣的親戚們。

相較於山里阿嬤小時候終究沒有來到臺灣（但還是在長大後得到來臺灣觀光的機會），她的好友，也是另一位接受我訪問的登野城ルリ子（Tonogi Ruriko）阿嬤，則是曾經跟著家人從石垣島來到臺灣，在臺灣度過了她的童年。

▌登野城一家的臺灣故事

登野城ルリ子阿嬤出生於1937年，現已87歲。她的父母與山里阿嬤的親戚們一樣，也從石垣島來到臺灣工作。登野城阿嬤的父母大概在1931年左右各自來到臺灣，母親先是在臺灣總督府高官的家裡擔任家務員（她稱之為「見習い女給」），在那裡學會了說標準日語，後來則曾擔任公車小姐。父親則是曾經在臺灣、越南河內等地闖蕩，之後回到石垣島並結識母親，生了好幾個孩子。日後，夫妻倆考慮到石垣島只有農業，沒有可以獲得現金收入的職業，再加上為了孩子們的教育，決定再次渡海來到臺灣。

值得注意的是，登野城阿嬤的媽媽在總督府高官家中學會了說標準日語，也把這個能力教給了登野城阿嬤。關於這點，松田教授也曾在書中指出，對住在臺灣的沖繩人來說，說一口標準日語（而非沖繩的「方言」），是他們得以與臺灣人做出區隔，並成為「日本人」的重要途徑。我們無法得知阿嬤的媽媽當初是出於何種原因把標準語教給阿嬤，不過的確讓阿嬤在戰後前往日本本土找頭路時，少了些語言方面的不適應。

話說回來，1940年，登野城一家舉家來到臺灣，落腳於臺南州的新營街。登野城阿嬤的父親在新營當地的製糖工廠工作，該製糖工廠即是日治時期臺灣四大製糖會社的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的工廠，全家也得以入住糖廠分配的宿舍。

大概是在1943年左右，登野城阿嬤進入當地的國民學校就讀。不過，由於一起從單槓上摔下來的意外，登野城阿嬤摔斷了手，因此沒有上多久課就到位於嘉義的親戚家療養。禍不單行的是，雖然後來手的骨折痊癒了，阿嬤卻在嘉義被親戚傳染了肺結核。結果到頭來，即使後來回到新營的學校，大多時間登野城阿嬤也未在教室裡上課，而是常常待在老師的宿舍裡，坐在日式建築的緣側上，腳晃來晃去的開心讀書。

新營糖廠宿舍群堪稱臺灣現存最完整日式宿舍建築群之一，現已列入台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 — 新營糖廠宿舍群堪稱臺灣現存最完整日式宿舍建築群之一，現已列入台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圖／台灣糖業公司

當登野城阿嬤升上3年級時，她經歷了人生第一場，也是唯一一場空襲。當時是1945年，美軍已經對臺灣全境展開空襲，新營地區也未能倖免。不如說，也許是新營糖廠的存在，吸引了美軍前來空襲吧。

當時阿嬤與家人們正好在糖廠的宿舍裡，美軍的戰鬥機越過糖廠南邊的急水溪直直飛來，阿嬤稱之為「グラマン」，即Grumman F6F Hellcat。據說戰鬥機的聲音很好認，發現戰鬥機飛來的人們立刻往防空壕跑去。然而，就當全家躲進防空壕時，阿嬤的媽媽卻發現自己剛產下的嬰兒還在家中，因此拼命想跑出防空洞，回家去把嬰兒帶過來。但爸爸也極力阻止媽媽離開防空洞。據說爸爸激動地對媽媽喊：「如果你有個萬一，其他孩子們該怎們辦！」硬是把媽媽攔在防空壕裡面。

就在這時，美國戰機開始用機關槍掃射。空襲結束之後，大家趕緊離開防空壕，趕回家查看。所幸整個宿舍區域幾乎沒有人受傷，家中也沒有太嚴重的損毀，而家中的嬰兒也似乎平安渡過了空襲。整個家裡看似只有廚房的廚具受到一些損壞，但整體來說仍是有驚無險的一場空襲。

沒多久，戰爭就結束了。相較於內地人早早回到日本，在臺灣的沖繩人則只能繼續等待遣返的日子來到。就在那時，發生了一件讓登野城阿嬤印象深刻的事。有天阿嬤與朋友一起從學校放學走回家時，發現路邊的田裡長著漂亮的燈籠草，兩人便一起走進田裡想摘燈籠草，結果卻被田裡的臺灣人很生氣地罵了一頓。據說那個臺灣人非常生氣，讓阿嬤感到自己是不是會有生命危險。事後阿嬤跟著朋友邊哭邊走回家。

阿嬤對我說，這應該是她在臺灣期間唯一一次面對臺灣人的怒火。阿嬤回憶這件事時若有所思地說：「這種狀況在戰爭結束前從沒遇過。也許臺灣人早就對我們日本人積了很多不滿，而戰爭的結束讓臺灣人終於可以自由地把這種不滿表現出來了吧。」

不過，阿嬤與臺灣人的關係當然不是只有衝突而已。雖然當時年幼的阿嬤平時沒有太多機會與臺灣人互動，不過在戰爭結束前，媽媽曾帶著阿嬤前往製糖工廠附近的臺灣人區域接受治療。當時那裡的臺灣人似乎很友善地對待阿嬤，還給了阿嬤用米做的麻糬當點心。那個麻糬的味道好像非常好吃，讓阿嬤至今都還印象深刻。

其實，雖說戰爭結束後，全臺各地都有人們報復某些在戰時欺負臺灣人的日本人的事件，但整體來說，社會並未失去秩序。倒不如說在臺灣社會中，來自沖繩的人們反倒是受到歡迎的存在。登野城阿嬤說，當時有臺灣人對他們說：「你們是琉球人，所以我們是『朋友』。」而對他們非常親切，阿嬤甚至因此學會了「朋友」這個詞的華語發音，稱之為「ポンユウ」。後來有事到城裡時，則發現許多出身沖繩的人在自己的房子前掛上牌子，寫著「我們是琉球人」。即使是當時年幼的阿嬤，也對此感到頗為異樣。

台南新營鐵道附近的二戰時期防空洞，現已成為新營鐵道地景公園的一部分。圖／報系資... — 台南新營鐵道附近的二戰時期防空洞，現已成為新營鐵道地景公園的一部分。圖／報系資料圖庫。

▌歷經波折的返沖之路

相較於內地人早早回到日本，沖繩的人們則必須自己想辦法回到沖繩。這時，許多住在臺北與基隆的沖繩人自己請來了小船「ポンポン船」，直接開往與那國島。阿嬤的親戚們則是從花蓮搭船回到沖繩。不過，據說阿嬤的爸爸曾在前往花蓮打聽消息的路上，看到了被臺灣人殺害的日本人，因此覺得前往花蓮風險太大，所以決定待在新營等待消息。

之後，住在嘉義的親戚們則傳來消息，說最後一批遣返船即將抵達基隆，於是登野城一家便離開新營，前往基隆。不過，從抵達基隆到船隻真的到來為止，也等了好一段時間。阿嬤一家因此與其他準備回到沖繩的人們一起，暫時居住在蓋在碼頭上的建築裡。

那時是1946年，既是住在臺灣的日本人陸續被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也是中國把一批批官員與軍隊送來「接收」臺灣的時候。登野城阿嬤回憶，當時她住在基隆碼頭時，曾經看到「蔣介石的軍隊」登陸。阿嬤看著那些中國軍人的樣貌，即使當時還是10歲左右的孩子，依然疑惑「這是軍人嗎？」另一方面，當局也常常檢查這些沖繩人的行李，如果看到手錶、菜刀等等東西就會沒收，這似乎讓阿嬤的爸媽感到頗為不滿。

附帶一提，當時阿嬤與其他沖繩人住在碼頭上建築的1樓，2樓則居住著準備遣返回朝鮮半島的人們。阿嬤有次跑到二樓時，看到朝鮮的人們吃著水煮蛋，而這讓阿嬤非常羨慕。當時沖繩人的伙食比較拮据，據說每餐只有白飯跟味噌湯而已。

大概在1946年3月，登野城一家終於登上了開往沖繩的船。那是美國海軍的船艦（LST）。當時在船上的除了有爸媽、哥哥與阿嬤本人以外，還有4位妹妹們。總共8人的家族，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

日治時期基隆港相當興盛，鄰近港口的義重町（現為義二路）居住較多日本人。日相岸田文... — 日治時期基隆港相當興盛，鄰近港口的義重町（現為義二路）居住較多日本人。日相岸田文雄的曾祖父輩也在基隆曾有事業，即為圖中餐廳和書局所在的洋樓。圖／報系資料圖庫。

▌再次回到臺灣

平安回到石垣島後，登野城一家持續努力地在貧乏的戰後社會生活下去。不過，對於登野城一家而言，生活在臺灣的過往仍然是難以割捨的重要回憶。距離遣返回沖繩大約20餘年後，1970年代初期，媽媽迎來了73歲生日。正當大家想著要如何慶祝時，媽媽對子女們說，她無論如何都想再回臺灣看看。由於當時阿嬤的父親已經離世，就由9位子女們共同籌辦這場返臺之旅。

最後，整個家族共有15人左右，浩浩蕩蕩的從石垣島來到臺灣。對於阿嬤的媽媽來說，一般的觀光行程沒有吸引力，她一心只想回到自己曾經住過的地方看看。抵達新營後，雖然一家人曾經居住的製糖工廠宿舍已經拆除，但倒是有其他幾間宿舍留了下來，並且成為了軍人居住的宿舍，且保存得相當不錯。讓阿嬤印象深刻的是，進入宿舍逛逛時，竟然還看到了牆壁上還留著過往住在那裡的日本小孩的塗鴉，彷彿時光未曾流逝一樣。只是根據替他們導覽的人說，那些留下來的宿舍也將改建。到了今天，或許早已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

同一趟旅程中，媽媽也帶著兒女們前往高雄。原來，媽媽的妹妹曾經在日本時代住在高雄，並在二戰末期美軍空襲高雄時遭到掃射而過世了。對於媽媽來說，高雄是充滿回憶的地方。只是，當時臺灣還實施著戒嚴令（這時的登野城阿嬤已經成年，也意識到了戒嚴令的存在），人們無法擅自接近港口。因此登野城一家只能在被限制行動的狀況下，追憶著曾經的過往。

根據登野城阿嬤回憶，他們一家再次來到臺灣時是在1970年代初期，且恰巧是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的時候。不只是戒嚴令深深影響著他們在高雄的活動，整個臺灣社會跟阿嬤幼時經歷的情況比起來，似乎顯得更為沈重。登野城阿嬤對著我連續說了兩次：「我們那時前往臺灣，整個臺灣的氣氛是非常黑暗的，真的是非常黑暗的。」

聽到登野城阿嬤這麼說，我不禁思考，作為歷史研究者該如何看待阿嬤的回憶呢？我們當然可以很直截武斷地說，成年人回憶兒時經歷時可能總是帶著美好的濾鏡，記憶並不可信，等等。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實際貼近阿嬤的經歷，考量到阿嬤年幼時住在臺灣，但長大後的自己又是身處臺灣之外的異邦人，這種獨特的經驗，或許可以讓她既對臺灣帶著溫暖的視線，又可以相較他人更為客觀地觀察臺灣的現狀與幾十年來的變化吧。由此，我傾向於認為，登野城阿嬤對於戰後臺灣社會氛圍的觀察，應該有一定程度的準確度。

訪談尾聲，聽到登野城阿嬤提到戒嚴時期高雄港的狀況，我也用手機找出現在高雄港的樣貌給阿嬤看看。隨著港口空間解嚴，近20年來落成的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旅運中心、高雄輕軌改變了高雄港的風景。曾經與市民百姓缺乏連結的高雄港，因其令人驚豔的發展成為了臺灣最受矚目的區域之一。看著我手機螢幕上的今日高雄港的樣貌，阿嬤顯得非常驚訝，似乎沒想到高雄港竟然有這麼大的轉變。

「臺灣真的變得很不一樣了，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再去臺灣看看。」阿嬤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