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祭祀何方神明？爭議的殉國基準與政教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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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4年8月15日，為「終戰紀念日」的79周年。關於終戰的議題，日本靖國神社一直都是牽動敏感神經的話題；從靖國神社的定位、政治人物參拜與否、到面對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觀和戰爭責任問題，不僅是日本國內，包括中國、韓國、乃至於臺灣，都會引起爭議。本文由京都大學專攻近現代史的博士生陳志剛撰文，針對靖國神社的來龍去脈，從歷史、社會、以及法律等不同層面爬梳，在複雜的靖國神社課題中，提供讀者研究的入門參考與可信資料。

▌「祭神」選定過程中的「殉國」基準

在今日面對靖國神社時，人們往往議論著靖國神社究竟是何種存在，且究竟適不適合參拜靖國神社。在這個討論裡，靖國神社作為一個宗教設施，其祭祀的「神明」究竟是什麼神，是非常核心的課題。

戰前，靖國神社的「祭神」以在戰爭中為國犧牲者為主。而從戰死至入祀靖國神社，需要經過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的選定，並經過天皇的裁可才可進行。而到了戰後，由於陸海兩軍皆被解散，且靖國神社脫離政府控制，神社方反倒可以自由決定入祀者名單。不過，實際看看戰後的靖國神社的合祀基準，則會發現其仍然與戰前沒有太多差別。戰後靖國神社選定祭神時，是以戰歿者是否是因「殉國」而死，且死亡時是否有某種程度的公務身份來決定。

這種戰後的入祀基準雖然可以讓許多命喪戰場的軍人們進入靖國神社，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基準也將其他同樣在戰爭中失去性命的民間人士排除在祭祀的名單之外。具體來說，在廣島與長崎的核爆中逝世者、在全國各地的空襲中喪命者，當然也包括臺灣與朝鮮等殖民地因戰罹難的平民，都不在靖國神社的祭祀範圍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這些人的親友們在心理上產生出與靖國神社的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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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靖國神社的「祭神」成為在日本引發巨大爭議，且成為外交問題的一大主因，源自於1978年14名「A級戰犯」入祀靖國神社的事件。

當時主導A級戰犯合祀的人為靖國神社的宮司（神社的最高指導者）松平永芳，他在二戰時身為海軍軍人，戰後則在自衛隊服務。松平宮司表明，由於戰後由盟軍對日本戰爭指導者進行的東京大審否定了日本的一切，只要不推翻東京大審，日本便無法達到真正的精神復興。抱持著這種想法，松平宮司在上任後幾個月內推動了14名「A級戰犯」的入祀。這個行為可以說是徹底否定了東京大審的正當性。而想當然的，在靖國神社的觀點之中，這十幾名戰爭時期的指導者並非「戰犯」，而是「殉國」的犧牲者（現在的靖國神社官網中，用詞則頗為曖昧，稱其為「所謂的戰爭犯罪人」）。

對於A級戰犯的合祀，松平宮司指出，刻意排斥A級戰犯的行為如同鞭屍一樣，並不符合日本的傳統。除此之外，許多替靖國神社辯護的論點皆指出，基於日本傳統的信仰型態，無論一人在生前的所作所為如何，只要離世，都是保護家族、社區，乃至國家的神明。這可以說是一種基於「文化」的論述。不僅可見於日本國內的討論，也見於一些中文的靖國神社相關文章之中，可見這種論述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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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這種文化論的解釋，依然有些人持有異議。比如日本的歷史學者赤澤史朗便指出，「只要死亡皆是神明」的說法與靖國神社選定祭神的實際基準，這兩者之間其實有著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說，靖國神社仔細「選擇」了誰可以成為靖國神社的祭神，而誰又該被排除在外。而對於靖國神社來說，選擇的基準是一人的死亡原因是否為「殉國」，而非一人是否在戰爭中死亡。這意味著，即使在死亡時具有軍人身份，但其死亡原因為被日本的軍法會議處刑者，或是自殺的軍人，他們都被靖國神社排除於入祀的名單之外。赤澤史朗對此指出，這種選擇基準的背後，無疑是靖國神社當局意圖「彰顯」「殉國」者的根深柢固想法。

其實，相較於被日本軍法會議處刑的日本軍人，以及自殺的日軍並未入祀靖國神社，神社當局反倒合祀了一些死亡時未具軍人身份的人們。舉例來說，包括在1945年的沖繩戰役中被軍隊徵召作為看護而喪生的姬百合學徒隊，以及在戰役中喪命的文官們。而這些人們被入祀靖國神社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的死亡符合祭神選定過程中的「殉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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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國」合祀基準所引發的爭議

如上所述，戰後的靖國神社在決定其祭神時，主要考慮的是當事者過世時是否是「殉國」，且具有一定的公務身份。然而，這無可避免地在戰後的日本與國際社會引起爭議。

對於某些在戰爭中失去親人的人們來說，家人的死被視為為國犧牲、被入祀靖國神社，且被彰顯為殉國的英靈，實在是無法接受的事情。也因此導致了日本國內屢屢出現要求靖國神社取消合祀自己的親人的情況。

除此之外，靖國神社在1959年將前殖民地出身的軍人軍屬戰歿者，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臺灣與朝鮮半島出身的日本兵，合祀到靖國神社之中。當時的合祀可說是完全符合靖國神社選定其祭神的基準，也就是死亡原因（被靖國神社視為）為「殉國」，且具有公務身份。

對於靖國神社將臺籍日本兵入祀其中，有些臺籍日本兵的遺族表示認可，認為靖國神社提供了親人的最終歸宿。但也有些遺族與後代們表現出不滿的意向。畢竟對於後者來說，自己的親人擅自被日本徵兵、命喪戰場，死後又被視為為了日本英勇殉國，而入祀贊同軍國主義的靖國神社之中，實在是完全無法接受。

戰後乃至現代的臺灣人看待靖國神社祭祀臺籍日本兵的意見分歧，固然反映著臺灣人對於自身歷史所持有的不同觀點。然而，考慮到靖國神社所具有的彰顯「殉國」的特質，則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何以有些人支持靖國神社，而又有些人反對它。而否定靖國神社的意見浮現的原因，則正是因為靖國神社並未放棄其對於「殉國」與對外戰爭的肯定態度。

簡要來說，靖國神社決定其祭神的「殉國」基準，顯示出靖國神社即使曾在戰後初期發展出和平意向，但終究未能放棄其肯定戰爭的性質。正是這種對於二戰中日本行為表示肯定的意向，導致了日本國內與國際間對於靖國神社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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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與政教分離問題

相較於對戰爭的肯定意圖難以用法律解決，靖國神社面對的政教分離問題則是《日本國憲法》可以處理的課題。

大概從1980年代以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逐漸受到矚目與批判。即使歷來首相皆強調參拜靖國神社毫不存在對亞洲各國的不敬意圖，但這依然受到國內外的抗議。對於日本民眾來說，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不僅隱含對殉國與戰爭的肯定，同樣也引起人們對於該行為是否違背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的質疑。

如前所述，戰前的日本政府並不把神道視為宗教，而是把神道視為國家的祭祀體系。這種「神社非宗教」的態度，使得國家可以要求人民參拜神社，作為表現忠誠的象徵。對此，戰後制定《日本國憲法》的人們認為，戰前日本由國家、政府控制神社的「國家神道」體系扮演著倡導崇拜天皇、宣傳「日本是神之國」的想法，並認為這是日本走向對外戰爭、侵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新制定的憲法中寫入了政教分離的條文（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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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戰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引起了某些日本民眾的焦慮。他們擔心以日本首相的身分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可能引起政教不分的疑慮。而對於這些人來說，政教不分是導致日本在戰爭中大量傷亡的重要原因。

在這個爭議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則是1997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做出的「愛媛玉串料訴訟」判決。

當時的愛媛縣知事以政府財源向靖國神社奉上獻金（日文稱為「玉串料」），而被認為該行為違反憲法的民眾提起訴訟。對此，日本最高裁判所認為以國家財源向靖國神社奉上獻金的行為，違反了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同樣重要的是，判決中也提及戰前政教不分的狀況下，國家神道壓抑其他宗教的行為。

這個判決雖然並非針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做出違憲判決，但無疑使「以首相之名正式參拜靖國神社」變得非常困難。在此之後，雖然仍有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日本首相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但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已非常態，且常受到日本與國際社會的嚴格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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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以外的選項？

由於在戰後日本的法律之中，靖國神社終究是個宗教設施，再加上靖國神社始終無法擺脫其肯定戰爭的性質，這使得人們開始思考是否應創立一個不具宗教性質的、新的悼念戰歿者的設施。落成於東京皇居旁的「千鳥淵戰歿者墓苑」即是其中一個嘗試。只是，在靖國神社的介入與各方的妥協下，千鳥淵戰歿者墓苑最終成為收容在海外陣亡的日本軍人與平民的遺骨的地方，而終究未成為悼念所有戰歿者的國家級設施。

與此相對的，則是日本政府從1963年開始舉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在佐藤榮作首相任內首次舉行，以二戰中全日本的戰歿者為追悼的對象。在該追悼儀式之中，日本政府一貫的立場是「先人的犧牲是今日日本和平的基礎」。岸田文雄首相在2023年在該儀式上的發言「今日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建立在戰爭死難者寶貴的生命與那段苦難歷史之上，這點我們片刻不曾遺忘。我們要再次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敬意與感謝之情」，也體現了這點。

由此來看，日本政府在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傳達的意向，與靖國神社所傳達的想法相當不同。而考慮到日本天皇、首相、參眾兩院議長、最高裁判所長官等要人都會出席該追悼儀式，可以確定對於日本政府而言，藉由該儀式來悼念戰爭犧牲者，並宣示日本對於和平的追求，顯然比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更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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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了靖國神社、千鳥淵戰歿者墓苑與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之外，日本各地也有許多悼念二戰中的戰歿者的地方。比方說廣島與長崎的平和（記念）公園、沖繩的平和祈念公園，或者是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中心、大阪國際平和中心等等。這些紀念設施的所在地各自經歷了原爆、地面戰、空襲等戰爭帶來的災害，而在這之中的許多紀念設施也不分國籍或民族之別，同等地悼念在該地的戰災中犧牲的所有百姓。

比方說，廣島平和記念資料館的展覽中提及了原爆對於住在廣島的朝鮮人、臺灣人、中國人與日系美國人等等的傷害。而沖繩平和祈念公園內的「平和の礎」則是刻上了數十萬名命喪沖繩戰場的人們的名字，包括日本人、沖繩當地人、臺灣人、朝鮮人、美國人等等。

這些日本各地的悼念設施雖然不是國家級設施，但仍表現出各個地區的人們對於戰爭的想法，對於戰歿者的悼念，以及更多的是——對於和平的想望。它們呈現出的戰爭觀雖然各有不同，有些著重於強調原子彈反人道的性質，有些則完全否定任何戰爭存在的正當性，但相同的則是對於和平的追求，以及對於在戰爭中過世、不分國籍的所有人的悼念。

這些日本各地的悼念設施傳達出的想法，與靖國神社所提出的「殉國」、肯定戰爭的想法完全不同，顯示出日本國內依然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聲音。這應是我們討論日本的歷史問題、戰爭責任問題時不應忽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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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如果非常精簡地摘要靖國神社的歷史與性質，或許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創立，由國家（軍隊）直接管理，祭祀著替天皇、國家戰死的人們，而參拜靖國神社在戰爭時期成為全國人民的義務。而到了戰後初期，靖國神社一度在美國的壓力下接納了和平主義，但由於缺乏對於自身在戰爭中角色的徹底反省，靖國神社依然在1960年代以降逐漸回歸戰前的模樣，並以1978年入祀A級戰犯為象徵，完全放棄了和平主義的意向。此後靖國神社的基本調性即為肯定過往的戰爭，並否定一切戰爭責任。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在日本社會之中，靖國神社在戰前與戰後的定位有明顯的差異。也就是說，與戰前的狀況不同，今日的靖國神社已經無法代表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的態度。相較於戰前與戰時對於戰歿者的詮釋權集中在國家、軍隊手上，並以靖國神社為重要的宣傳工具，戰後日本對於戰爭的詮釋可說百花齊放，國家無法掌控人們詮釋戰爭的方向。日本各地許多悼念設施的出現，可以說是稀釋掉了靖國神社詮釋戰歿者的權威性地位。

那麼，靖國神社之所以在現在依然受到國內外矚目的原因，或許可以說是由於其象徵著日本社會尚未完全排除的、「肯定二戰」的要素。而某些保守派政治家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行為，即使不代表他們想讓現代的日本回歸戰前的模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著那些政治人物的戰爭觀與歷史觀。

附帶一提，自從靖國神社入祀A級戰犯以來，昭和天皇、平成天皇與現任天皇皆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這也可以說是反映了作為日本國家象徵的皇室的態度。

最後，由於篇幅限制，本文並未著重於討論靖國神社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不過，隨著二戰結束即將80年，而臺日關係也愈趨密切，當我們意圖思考日本的歷史問題、戰爭責任等問題時，理解靖國神社的歷史與它在日本社會內部的定位，應該仍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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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林齊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