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風之塔與銜尾龍」：16世紀科學革命時代的飛龍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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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健安

西元1588年，一本名為 《基於教宗葛利果十三世生平、功績與行動，由普林奇皮歐‧法布里奇．達泰拉摩製作的箴言徽紋》（Delle Allusioni Imprese, et emblemi del signor Principio Fabricii da Teramo, sopra La Vita', Opere et Attioni di Gregorio XIII Pontefice Massimo，以下簡稱《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的作品問世，由書名不難看出，意在紀念前任教宗葛利果十三世。本書基本上是一本版畫集，共收錄兩百餘篇版畫，下方再搭配與圖像相對應的詩句。

其中一張版畫相當值得注意：一座山丘上有棟宏偉建築，其中央主塔與左右兩側頂端各站著一隻展翅飛龍。建築底部則環繞一條巨龍，雖非經典的頭尾相接造型，但頗有銜尾蛇的姿態。

提到教宗葛利果十三世，至今依然為世人記得的成就，莫過於他致力推動新曆法研究，在當代知識份子的協助下，打造出現行普遍使用的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曆），以此取代已以使用一千多年，早已不符合天體實際運轉情況的舊曆法（儒略曆），可說是當代科學研究的一大成就。

當年，由葛利果十三世贊助的天文學者，便是在羅馬城內、名為風之塔（Torre dei Venti）的建築中，觀測與研究天體運作；該幅版畫中的宏偉建築，便是風之塔象徵物。問題是，為何又特定繪製一條巨龍，圍繞在這棟頗有時代意義的建築周圍？尤其是考量到龍在基督宗教文化中的負面形象，這種作法，更令人感到不解。包括這幅版畫在內，本書處處充滿這種乍看之下頗為矛盾的圖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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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畫下方的詩詞可大致判斷出，飛龍這幅畫所代表的絕對不是不祥之兆：

龍與天文學研究，這兩股在現代人眼中互為矛盾的潮流，之所以能和諧共處於同個畫面中，一切還得歸因於專屬那個時代的特殊情境。

該圖創作的當下，約莫等於科學革命時代，嶄新的世界觀、快速發展的觀測技術（如顯微鏡、望遠鏡）等，在在奠定了現代科學的基礎，教宗的新曆法便為此番代表。但有趣的是，也是在同一時代，人類對奇幻生物的興趣，也比過去還更加高漲，甚至將之視為學術研究題材，積極收集資料後分門別類，所謂的「龍」，便因此進入學術殿堂，成為當代博物學研究的分支，為我們留下近代西方科學史上的一段特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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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利果十三世的飛龍

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出生於1502年，年輕時一直在法學領域（特別是教會法）深造，陸續培養出數位樞機主教，令影響力與日俱增。1539年，他成為神職人員，因為相關學經歷背景，頗受當代教會高層重視，接觸天主教會內部的改革工作，尤其是參與為回應新教威脅而召開的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此後，葛利果十三世在教會內部的地位可說是平步青雲，屢屢參與重要外交事務。他雖然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有著當代教會所需的專業能力，而且性格堅毅、充滿活力，又相當懂得應對進退。1572年，他順利當選為新任教宗，後續十餘年間領導教會站穩腳步、積極向全球開拓影響範圍。

在與葛利果十三世的相關的圖像中，有個相當值得關注的小細節：

在各種公共場合展示教宗徽紋，自15世紀以來並不算是罕見情況（無論這麼做是否為當事人主動為之）；但問題是，在歐洲傳統文化中，龍的形象因為《聖經》或聖人生平故事（如著名的聖喬治屠龍、童貞瑪加利大），在許多時候等同於邪惡，新教教派更時常以龍的形象醜化教宗暨天主教會。雖然在葛利果十三的時代，飛龍徽紋完全不是新舊教之間的衝突點，但提及這位教宗時，該如何重新詮釋龍的形象、定位其於自然界中的身分，顯然也是個可多加發揮的議題。

在葛利果十三世當選後，由畫家巴爾托洛梅奧．帕薩羅蒂（Bartolomeo Passarotti）為教宗描繪的首幅肖像畫，便嘗試塑造一個如忠犬般的小龍。畫中的教宗坐在椅子上，身體姿態與傳統教宗肖像畫並無太大差異，椅背兩端有勝利及仁慈的擬人像。教宗的左手，放在精心製作、由審慎女神（Prudence）托扶的地球儀上，一隻飛龍俯趴在外側。

這幅肖像畫的寓意顯而易見：在葛利果十三世的領導下，天主教信仰將因各種美德擴及全世界。趴在地球儀上方的飛龍，不僅未見任何威嚇姿態，反而更像是審慎女神的助手，一同協助教宗審視世界。

飛龍的造型也有許多生動細節，好比說靈活如蛇的長尾、由大型薄翼及鱗片構成的翅膀、哺乳動物般的頭部，尺寸上更像是個小型蜥蜴，作畫者顯然參考了許多自然界的其他動物。藉此方式，龍的形象、情緒相當具體明確，從一種在中世紀靠著想像建構出來的生物（並蘊含著未知的恐懼），轉變成可被具體觀望、且受到教宗控制的「自然生物」。

對比文藝復興藝術家繪製的惡龍圖像，此版本的小飛龍顯得可愛許多，而且與地球儀（當代科學研究的結晶）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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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學者眼中的自然界生物

以此方向轉換龍形象的作法，很有可能受到當代博物學研究的啟發。在1572年時，當代著名博物史家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宣稱在葛利果十三世當選的隔天，在波隆那抓到一隻龍，隨後將其作為標本供人參觀。因為眾人皆知新教宗的徽紋，無論是出於好奇，或是想從中看到新時代的預兆，這項發現一時間廣為熱議；隨後數年，阿爾德羅萬迪繼續他的龍研究。

從後來出版的圖像來看，阿爾德羅萬迪版本的龍，比前述展翅飛龍添加了更多「寫實部位」，更類似蛇的細長身軀，或蜥蜴般的鱗片及尖牙。作為一名博物學者，阿爾德羅萬迪有意將龍作為自然界的生物，向他的觀者宣示：龍不是邪惡的神秘生物，我們人類可以透過研究更加認識。

如果說，教宗肖像畫中的飛龍圖像，使龍成為可被理解的對象，阿爾德羅萬迪的龍圖像，則是將之化為可被研究的對象。對阿爾德羅萬迪來說，這不僅可拓展他身為博物學者的名聲，還有機會吸引對此有興趣的贊助者。

當然，阿爾德羅萬迪的做法並非科學革命當時的特例。例如17世紀初博物學者愛德華．托佩賽爾（Edward Topsell）的翻譯著作《四足動物、蛇類與昆蟲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Serpents, and Insects），也將龍視作可被分類研究物種之一，與其他常見動物並列討論。除了圖像，裡頭也有提到一些當代歐洲的目睹紀錄。例如1543年時：

而在14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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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佩賽爾紀錄的龍雖仍保留了兇猛、具威脅性的形象，但至少已不再只是《聖經》中的害獸，而是自然世界中的一份子。

無論龍是否因為以上種種重新詮釋而除去邪惡元素，可確定的是，至少有著越來越豐富、具體的形體描繪，甚至也可以是有著正面意涵的祥獸。更有趣的是，無論是版畫中的銜尾龍、肖像畫中的小龍，或是博物學者的研究論著，都可見到龍以不同形態，飛翔於當代科學研究的最新潮流中，協助人類觀看世界的樣貌。

18世紀重建葛利果十三世的陵墓時，飛龍彷彿是一頭忠心的獵犬，守護在教宗的肖像底下，在其上方，則是眾人向教宗獻出新曆法的一幕。但也是約莫在18世紀，眾多歐洲學者漸漸認知到，龍終究只是想像中的奇幻物種。這時候的飛龍圖像，在更大程度上應該只是承襲了眾多圖像先例、僅作為象徵性圖騰而存在，靜靜地留存過去200多年的科學研究情景。

回頭翻閱《教宗葛利果十三世徽紋集》的其他版畫內容可知，除了當代的科學元素，該書其實也不斷以宗教角度重新探討龍的存在。例如飛翔在羅馬城市上方的飛龍、保護羔羊的飛龍、即將冠上教宗三重冕的飛龍、牢牢抓握聖彼得鑰匙的飛龍，抑或是咬著尾巴、象徵耶穌基督的飛龍（該畫標題名稱為Alpha et Omega），以上種種，其實都轉譯基督宗教文化中再熟悉不過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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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是哪個，充滿自信、活力的飛龍始終是畫中主角，充滿力量地看顧信徒、帶來福祉。雖然出版於葛利果十三世之後，但這些形象想必也會是他希望世人看到飛龍時產生的聯想。

但持平而論，究竟該如何重新定義葛利果十三世的飛龍，的確不是16世紀當時的熱議主題——至少不會是教宗本人一直掛在心頭上的議題。比起龍的本質，教宗更在意如何整頓天主教會的頹勢，例如積極贊助耶穌會的發展、向世界各地傳播信仰，並在羅馬各地大肆推動公共建設、試圖團結歐洲內部既有的天主教信徒。

回顧此前的16世紀諸位教宗，鮮少人的活躍程度可與葛利果十三世相比擬，飛龍改變過後的形象，對教宗與天主教會而言僅是錦上添花，而非主要推力。

不過教宗肖像畫中的小飛龍，可讓我們更深刻認識到，文藝復興雖是近現代科學研究的起源，但在接受大量新資訊的同時，也不斷辯證古典時代遺留的傳統，並盡可能地收納、研究及再詮釋這些新舊事物的意涵，不因其少見且難以理解而斷然否定存在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對現代人而言作為幻想生物的「龍」，才有可能在近代歐洲史上、與天文、地理、動物學這些嶄新科學項目並列。以現代標準來看，科學革命時代的科學研究雖不見得十足嚴謹，卻也有著專屬於那個時代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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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