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日本》：本草學家伊藤圭介與日本科學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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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學在整個歷史上一直都保持著明顯的折衷主義，但在日本德川時代末期，尤其是在一八三○年代天保大饑荒以後，本草學對經濟成長的工具價值成了本草學實踐的主要推動力。這種範圍與方法的轉變，引發了兩種截然不同但相互關聯的動態。一方面，本草學變得更類似於西方自然史，特別是林奈與他的「使徒們」所倡導的自然主義研究形象，將自然知識置於國家經濟增長的需求之下，特別是農業生產的需求。

▌本文為《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衛城，2022）書摘

七十年後，平賀源內在一七六二年江戶展覽的告示中終於為此提出辯護。另一方面，本草學與新興「經濟學」領域的融合（經濟學為儒家概念，可譯為「治國救民」，很快就會轉變成類似於歐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促使德川後期學者在明治時代最早的幾十年間轉化為現代科學家。薩摩藩與伊藤圭介的例子，就是這些變動的典型例子。

伊藤圭介是名古屋町醫者之子，他跟隨父親習醫，並在業餘博物學家社團嘗百社的領導人水谷豐文門下學習本草學。在專攻醫學與藥學之後，十八歲的伊藤圭介離家前往日本中部各國進行了一次漫長的藥草採集之旅。他在京都認識了山本亡羊與藤林泰助（即藤林普山，一七八一—一八三六）；後者是一名醫生，他向伊藤圭介傳授了西方醫學的基本知識。同年稍後，伊藤圭介有機會與宇田川榕庵一起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從日光到木曾的田野調查，這也是他們終身友誼的起點。

然而，徹底改變伊藤圭介思想軌跡的一次會面，發生在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熱田。正是在那裡，西博爾德在前往江戶的途中遇見了水谷豐文、大河內存真和他的弟弟伊藤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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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西博爾德已經和嘗百社的成員進行了幾年的書信交流，但與這位德國醫師的會面必然深深鼓舞了伊藤圭介，因為隔年他就離開名古屋，進入西博爾德在長崎的鳴瀧塾。他隨身帶著的唯一一本書，是老師水谷豐文的《物品識名》（一八○九年出版），這是一本小字典，其中列出了植物、動物、礦物的日文名稱與其中文翻譯。伊藤圭介與西博爾德決定為水谷豐文的文本進行補遺，為每個物種添加拉丁文學名。伊藤圭介依序將動植物物種的日文發音音譯成羅馬字母，西博爾德因而能夠正確發音。

伊藤圭介在鳴瀧塾度過了六個多月。一八二九年，他帶著西博爾德送他的滕伯格《日本植物誌》，還有《滕伯格的日本、好望角與巽他群島遊記》（Voyages de C. P. Thunberg au Japon, par le cap de Bonne-Esperance, les iles de la Sonde, etc.，一七九六年出版於巴黎）法文版封面與一名瑞典博物學家的畫像離開長崎。伊藤圭介將這兩本出版物帶回尾張藩，並將之添加到嘗百社的圖書館。同年，他完成了《泰西本草名疏》的手稿，在其中追隨著滕伯格《日本植物誌》的典範，將林奈的分類法應用在一些本地物種上。宇田川榕庵已經在他非傳統的植物學經典中向日本學者介紹了林奈分類法。

然而，在日本史上首次將林奈分類法付諸實踐的卻是伊藤圭介。在《泰西本草名疏》中，本文包括了一份拉丁文的植物名稱列表，按羅馬字母順序排列，伊藤圭介也在引言中說明了這種「a—b—c」（亜別泄）的語音排列順序。這篇引言也闡明了林奈分類法的原則與它對日本自然史的益處，他的說明比宇田川榕庵在《菩多尼訶經》的解釋更簡單也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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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圭介以西博爾德在長崎送給他的滕伯格遊記封面的副本起頭。伊藤圭介一八二九年版《泰西本草名疏》的結構與流傳了將近兩百年的林羅山《多識編》類似。現在被認為是日本第一部本草學著作的林羅山《多識編》，實際上是中文《本草綱目》的詞彙表。然而，儘管結構類似，這兩本書在十七世紀初與十九世紀初的文化景觀中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多識編》的使用者不只有對藥學感興趣的學者，還特別被詩人、畫家與理學家當成閱讀中文文本時使用的字典。相形之下，伊藤圭介的《泰西本草名疏》幾乎只有博物學家會欣賞與使用。它只有在格式上類似林羅山的詞彙表，而不是在意圖或內容上，而且這部作品直到一八八○年代，都是日本科學家閱讀西方植物學手冊的重要參考。一方面，這種差異顯示出學術生產在長達兩個世紀的發展中所達到的專業化程度。

另一方面，它揭露了一種介於兩個涉及文化生產領域，並在其深刻變化的文本之間，所具有的奇妙平行關係：林羅山以朱熹對儒家傳統解讀的語言與形式，為學術活動爭取社會認同；伊藤圭介致力於自然研究專家的職業化，以西方科學的語言和形式來構思—從國外引進的兩個領域經歷了類似的同化過程。

伊藤圭介在《泰西本草名疏》印刷版的引言中解釋了正確翻譯對自然史實際應用的重要性：

對於我們這些學習西方科學的人來說，當務之急是收集日本各地的產品，並在西方理論的脈絡下進行討論，以改正它們的名稱，調查它們的真實性質（真），以便我們利用這些知識來治療病人。然而，只有少數人能做到這一點，而且我還沒有看到什麼著作能闡明我們在執行這項任務時的必要進程。原因是，那些譯者並不熟悉本草學，而對本草學感興趣的人則過於專注在爭執正確的中文名稱，對西方理論不感興趣。由於這兩類人沒有交集，本草學就未能得到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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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詞彙表背後的動機並不只是詞典編纂。林羅山《多識編》旨在將礦物、植物與動物的中文名稱翻譯成日文，以方便人們運用儲存在《本草綱目》中的資訊：其分類方法、物種名稱、獲得藥用物質的處理方法等等。相形之下，《泰西本草名疏》並不僅僅是為了做到這一點，還打算引入林奈的分類體系。

事實上，藉由林奈開發的二名法，只要看一眼每個物種名稱的第一部分，就能確定它的屬。因此，雖然是按照羅馬字母順序排列，人們已經可以認識到共用同一屬名的物種之間其分類的關係，而在像水谷豐文《物品識名》那樣按照日本伊呂波的假名順序所排列種名的詞彙表中，就無法立即獲得這樣的資訊。換言之，對伊藤圭介來說，物種的拉丁文名稱具有表達植物分類鑑定的優勢。

福岡真紀表示，伊藤圭介認為自己的工作在實踐治療中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對他來說，本草學的目的最終「在於調和植物世界的名稱與功效。」相形之下，宇田川榕庵的目的在於瞭解西方植物學的知識論原則，以便用它來取代傳統的本草學。然而，按照拉丁文名稱排列物種順序的選擇，已經表明伊藤圭介打算採用林奈分類法來糾正與改進傳統本草學文本中的藥理資訊。他在《泰西本草名疏》印刷版的最後一節選擇介紹二名法系統的術語，進一步證明了他想改革而非革命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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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本草名疏》的最後一節以「二十四綱解」為題，伊藤圭介描述了林奈分類系統的二十四綱，並用它將以前列出的所有植物物種按順序分入各綱。他的圖表沒有林奈的原圖那麼概略，這可能是伊藤圭介的原創做法。這個圖表可能是以約翰．繆勒（Johann Mueller）的《林奈性體系圖解》（An Illustration of the Sexual System of Linnaeus）為基礎，西博爾德幾乎必然帶著這本繆勒著作來到日本。

伊藤圭介分別用「me」（メ）與「wo」（ヲ）來標記花卉中的雌性與雄性生殖器官（蘂），以釐清性別原則。最重要的是，他摒棄了宇田川榕庵對林奈分類類別具有強烈佛學意涵的翻譯，而以人們更熟悉的「綱目」取而代之，這樣的翻譯方式取自《本草綱目》，至今仍為分類學術語。

伊藤圭介在引言中解釋了物種分類的原則：

一旦建立了綱與目的區分，物種應進一步劃分為屬（類）。屬是將類似物種組織在一起的群，在物種的學名中，屬名是第一個出現的名稱……一旦區分出綱目，就應該根據對物種形態進行徹底調查後得出的物種間相互接近的程度來命名與建立屬名。此外，在查閱所有現存植物百科全書與手冊之後，如果發現被調查物種未曾被研究過，而且不可能（與其他已知物種）建立關係，則應建立一個新的屬並給予相應的屬名……此外，即使以適當的方式進行了新屬的鑑定，仍應仔細調查該物種是否從未被分析過，如果真的沒有，則應發表新種並進行相應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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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圭介的《泰西本草名疏》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主要是因為它為日本開啟了一種實踐與構想自然研究的新方式。在該書出版後的幾年間，伊藤圭介仍然積極組織在名古屋舉行的專業與業餘本草學者年度集會，並在日本中部各國進行藥草採集旅行。

一八五九年，他被提名為尾張藩的藩醫，並奉命組織和與翻譯技術課程。然而在此後不久，他就搬到江戶，並在一八六一年被幕府聘為蕃書調所的教學成員（教官），蕃書調所是一個致力於西學研究和教學的幕府機構。在那裡，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物產局，也就是在蕃書調所中負責自然研究的部門。一八六○年代中期，江戶的政治局勢變得不穩定，伊藤圭介回到名古屋，並在戊辰戰爭期間一直留在那裡。

一八六八年後，年邁的伊藤圭介可能期待著退休後在名古屋鄉間進行私人研究與藥草考察的平靜生活。然而在一八七○年，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請他在曾經的蕃書調所講授植物學，當時的蕃書調所已經改名為開成學校，為東京大學的前身。一八七七年東京大學成立時，他首先被任命為部員外教授（編按：相當於兼任教授），爾後在一八八一年被任命為理學部教授。一八八七年，伊藤圭介被授與帝國大學（大學在一八八六年改名為帝國大學）的博士頭銜，這在當時是大學教職員工的最高級別。他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一九○一年以九十八歲高齡去世。

伊藤圭介成功在日本史上的關鍵時期，確立了自己作為一位博物學先驅的地位。在德川時期的最後幾十年間，本草學網絡將伊藤圭介視為他們的主要學者之一。他在為幕府蕃書調所服務之際，便已在專業與業餘博物學家中享有盛名。在幕府政府垮臺、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後，他受到明治政府的招募，和西方科學家一起在新成立的東京大學建立自然科學課程。作為一名學者，伊藤圭介在兩個不同的典範中獲得了成功：傳統本草學與現代自然科學。

他受到林奈分類法的啟發，對來自西方的思想與技術持開放態度，他之所以能成為成功的本草學實踐者，正是因為他將新方法編碼成為人熟悉且可理解的語言與目標。正如他在《泰西本草名疏》的標題中使用「本草」一詞所示，伊藤圭介與宇田川榕庵不同，他相信林奈分類法與西方科學與傳統本草學知識是相容的。對他來說，西方植物學與本草學有共同的關注點，都是要創建出一個自然知識庫，為國家的藥物學、農業與經濟福祉做出貢獻。換句話說，這門新的生物科學是一種「西方本草學」，正如「泰西本草」幾字所示，而且也應該被採納，因為它在形式上比傳統《本草綱目》所提出的更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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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圭介是位橫跨兩種典範的學者。這解釋了科學史家在理解其學術成果時遇到的困難。例如，西村三郎聲稱，伊藤圭介的研究對日本科學的發展毫無意義，而上野益三甚至懷疑伊藤圭介對西方科學理論含義到底有什麼程度的理解。西村三郎與上野益三在成為科學史家之前都先是科學家，而事實上他們兩位似乎感到困惑的是，正如孔恩所言，伊藤圭介在兩種他們認定為互不相容的自然知識典範之間遊走與調解。

伊藤圭介理解本草學與西方科學的語言與方法。他的「雙語能力」（無論從字面上看，還是根據畢亞喬利的說法，都是指他在兩種明顯不相容的解釋典範之間遊走的能力）讓他能將自己的社會職業身分從本草學者調整成現代科學家。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將傳統自然知識概念，從能增進藩的福祉的形式轉化為有益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

因此，這位理學士大夫成了科學家，致力為國家確保技術、工業與農業的進步。科學作為國家進步的工具的想法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很普遍，也符合日本想要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與「富國強兵」的願望。

在十九世紀的世界裡，科學不僅僅是一種學問的追求，也是關係國家利益的最緊迫事宜。換言之，伊藤圭介成功將本草學「轉譯」（translation）成科學，正是因為十九世紀的本草學已經和西方科學一樣，都是經濟活動中的一種投資。事實上，在一八三○年代天保大饑荒過後，大多數藩地都已招募本草學專家，協助進行農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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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受到一八三○年代農業危機影響的地區而言，在這樣的一個地區長大的伊藤圭介認為，自然研究一直是公共福利事務。他早期從事本草學研究的動機正是為了防止饑荒，從而藉由加強身體抵抗力來防止瘟疫與流行病，這也是後世派與古醫派這兩個醫學流派所信奉的信條。伊藤圭介在一八五八年的專題論文《遠西硝石篇》中明確闡述了這個目的，他認為，為了「國利民福」，研究日本自然資源是迫切必要的。

伊藤圭介的實踐遵循了老師水谷豐文與小野蘭山的傳統。他主張認真研究手冊與百科全書，並將從實地考察中獲得的知識應用於醫學與農業。對活體標本的觀察與在野外採集藥草，總是伴隨著多語言文本的研究作為補充。當伊藤圭介介紹他向西博爾德習得的墨拓技術時，他將它放在傳統畫冊的副文本中。

這種技術的操作，是將紙放在葉片表面上，用硯摩擦，藉此再現葉面紋理，這種方法有快速、精確且經濟的優點，因為它不需要繪畫技巧，也不需要雇用專業畫家。與伊藤圭介同時代的一些人，有許多也被夾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自然知識典範之間，他們選擇不再完全倚賴文本和接受性知識，而是將工作限制在對活體標本的觀察與描述上。伊藤圭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一直嘗試在這兩種典範之下進行研究工作。他既是武士出身的醫生，也是活躍於業餘與半專業圈子的學者。正是因為他與當時的主要學者有往來關係，才能以一種可理解的語言介紹林奈分類學。伊藤圭介充當了「雙語轉譯」的角色，避免了兩種在知識論上不可共量的典範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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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作者： 費德里柯．馬孔

譯者： 林潔盈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2/06/01

內容簡介：在古代日本，未開發的自然被認為是神聖的空間，人類不能輕易跨入。但這樣的自然觀，到了江戶時代卻發生重大轉變。有一群本草學者，開始有系統地研究自然、認識自然。幕府時代的後期，也曾發展出與近代歐洲相近的開發自然、富國思想。明治維新之後，江戶時代累積的本草學研究成果，被吸納進西式的學科分類中，對台灣也曾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