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英雄的重返？《捍衛戰士：獨行俠》老派懷舊為何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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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戰士：獨行俠》（以下簡稱《捍二》）做為一部疫情時代尾聲仍舊全球大賣的現象級電影，再度讓「捍衛戰士」（Top Gun）這個原創IP的影響力重回眾人視野。各式影評也從「就電影論電影」的層次，跳入了政治與文化評論。而無論是影評或政治文化層面，其中的通用密碼就在「老派」與「懷舊」。

2022年的《捍二》透過「致敬」大量1986年《捍衛戰士》（以下簡稱《捍一》）的流行文化元素，讓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人懷念，讓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體驗。各取所需之餘，所有客群都被灌入了滿滿的「老兵不死」正能量。

這種從故事的開始、到電影的製作，都充滿舊時代氣味的真實，透過更老舊的飛機、更古典的「英雄旅程」故事，重新擄獲了2022年已經習慣大量電腦特效與公式化商業娛樂劇情的我們。這種真實的「返古」，已然超越單純的「致敬」，而是將「老派」與「懷舊」既做為「方法」也做為「目的」。但這種無論在方法與目的上都雙重老派懷舊的模式，何以在今日獲得巨大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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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文主義讓英雄「再世為（男）人」？

《捍一》的出現並非橫空出世，而是充滿舊時代的老派刻痕。根據美國政治新聞評論網站《Politico》的報導，在當下這個紙本閱讀死了又死、還沒死透的時代，我們很難想像，《捍一》的故事靈感，是來自製作人與編劇亂翻小眾雜誌找到的成果。更難想像，製片公司找來了開時代風氣之先，將戰鬥機用在汽車廣告，有「讓跑車跟戰鬥機一樣性感」能力的英國導演東尼史考特（Tony Scott）擔任導演。果然，導演不負眾望，把F14戰鬥機在航空母艦甲板上的起降，拍得像抒情MV般美麗魔幻；更把整部片拍成了美麗的愛國主義廣告。要讓人愛美國，就想辦法讓人買美國。

透過各種物質文化的放送，時值1986年5月首播的《捍一》，充滿著雷根主義即將贏得冷戰的鬥志昂揚。從摩托車、跑車、戰鬥機，再到酒吧搭訕與沙灘排球，處處展現各種陽剛氣質與英雄主義。《紐約客》影評，就把《捍一》這種快要溢出螢幕的過剩睪固酮，稱之為「沙文主義胡說八道創造的文化低谷」(Thus “Top Gun,” which I saw when it came out, in 1986, felt like the cultural nadir of a time that was itself something of a nadir. As a film of cheaply rousing drama and jingoistic nonsense)；更把36年後，2022年5月上映的《捍二》，稱之為「《捍一》所造成，對（美國）國家民族更嚴重破壞的尖銳回聲」。

有趣的是，《捍二》劇情中雖有向性別平權靠攏的鑿痕（女性嘲笑男性作為海軍不會開船；女性飛行員擔任共同飛行任務預備組的主攻手），但電影的整體氛圍，仍是陽剛氣質男性主調。這種男性、陽剛、睪固酮，在當代無時無刻講求「政治正確」的社會環境裡，還是會被各路「女權（拳）」爆打成「沙豬」。但若是換個角度來看，《捍二》在商言商的精準投資眼光，其實等於成功的以「老派懷舊的美好」將「沙文主義」硬是轉化成了「人文主義」。

就像英國偏右派雜誌《旁觀者》（the Spectator）美國版所說的，過去的男孩，通常透過電影中的牛仔或警察，來學習男性榜樣、透過電影中的軍人，來學習愛國主義。但新世代平權文化興起後，女權崛起、政治正確與取消文化盛行，除了超級英雄電影以「不英雄」或「反英雄」方式刻畫「超級英雄的人性面」外，老派的男性英雄似乎沉寂多時。在這麼多年後，終於又有提供男孩學習「男性人類榜樣」的電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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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擺脫政治正確的枷鎖，換取「自我感覺良好」？

越戰後重塑軍人形象的《捍一》，超級英雄片與政治正確盛行後，重塑人類英雄形象的《捍二》，都是透過模仿現實的虛構，在現實中達成療傷的效果。縱使作為以廣告和MV手法拍成的爆米花電影，《捍衛戰士》從來沒有要觸及政治、甚至文以載道的目的。但《捍一》治療了廣大美國群眾對越戰的陰影，以及多部越戰電影如《越戰獵鹿人》、《金甲部隊》、《現代啟示錄》到《第一滴血》一再刨起的戰爭傷疤。美軍從此不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而是蓄勢待發，準備擊潰邪惡帝國蘇聯的世界和平守護者（所以1986年的海軍人員招募，比1985年多了5倍）。

《捍二》繼承了這種「療傷系電影」的傳統，在超級英雄片盛行後，給了普通人無限可能的希望。但這個希望，這次不是連結到「擊潰中國或俄羅斯」，而是普通人在時代流變的擠壓下，在一個合理的框架內突破自我極限，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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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這些，崎嶇困難的飛行路徑、隱蔽的攻擊目標、看不見面孔的敵人與外在世界詭譎的地緣政治形勢，都顯得輕巧、遙遠而與我無關。比起動輒曠世鉅災、異星入侵、地球毀滅、多重宇宙崩潰的重鹹；「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鬥爭，既普通、又平淡、沒有脫離生活常軌的小確幸，更毋須穿越政治正確戰場的血腥殺戮。

《Politico》就認為，《捍二》之所以在美國大賣，是因為經歷了川普的口無遮攔、COVID-19的防疫紛爭，以及性別、種族、槍枝，各式各樣永劫回歸的意見衝突與流血動盪。在美國這個越趨極化的社會裡，流行文化強調政治正確的壓力，以及各種邊緣向主流的逆襲，多數人縱使不是以右翼民粹的極端方式「報復社會」；但鋪天蓋地的多元價值，也讓習慣簡單純粹的許多美國小鎮村民、都市中產階級與基督教社群，已經被「多元、正確」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大量美國人迫切希望，在這樣的紛擾裡有個出口，讓他們對自己固有的生活、文化和國家，重新「自我感覺良好」。

獨行俠（Maverick）36年後的回歸，代表歷經36年，笑容依舊燦爛的鄰家男孩、美國偶像湯姆克魯斯，紮實逮住了這個社會需要集體自我感覺良好的空檔，讓群眾能夠愉快的暫時甩開性別、種族或其它各式各樣的政治正確兩小時。原本喪失已久的「美國夢」，就在這個花團錦簇的催眠中，讓人又能安穩沉浸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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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但世界的一切都很糟糕」症候群

《Politico》對群眾必須拋棄政治正確，重溫簡單美國夢的狀況，引述了美國作家David Whitman在1998年出版《樂觀落差》（The Optimism Gap）一書時，所做的觀察。Whitman認為，儘管2000年以前，柯林頓政府的財政政策相當成功，網路泡沫也尚未爆發，大部分美國人對自己的個人生活並沒有不滿，但在這種滿意的生活中，卻同時隱約覺得周遭熟悉的社會文化環境正在土崩瓦解；美國自由派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在今年6月時發表的文章，將這種狀況稱之為「我很好，但世界的一切都很糟糕」症候群（"Everything's Terrible, I'm Fine" syndrome）

也就是說，儘管多數民意數字顯示，美國人對個人生活、財務或情感認同等現況，滿意度其實相對是高的；但同時，多數美國人卻同時對自己所身處的外在世界，有相當悲觀與黯淡的看法。在網路媒介越趨發達，人手一支手機，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獵奇、恐慌、悲傷等負面資訊作為「新聞」，不斷的為所有人製造負能量；追求點擊率與吸引眼球的媒體經營模式，更讓這種負面能量失控成長。就算個人狀況還不差，但被大量負面資訊吞沒的群體完全對外在世界的前景樂觀不起來。

所以，評價《捍衛戰士》系列如何利用「集體懷舊情緒」引發現象級成功時，不是在說，那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下，「奶頭娛樂」（tittytainment）式低成本自我麻痺，所創造的成功；而是在說，因為《捍衛戰士》系列的「懷舊」，給了美國人一種輕鬆感，一種覺得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的愉快錯覺，一種凡事可以簡單操作、簡單理解、擁有共性、又不複雜的自信；透過這段觀影經驗，美國人又找到了一個隨時可以共享的簡單認同與身分圖像。就算這個圖像嚴重違反國際公約也沒關係。因為「沒有什麼問題，是一架戰鬥機飛上天沒辦法解決的；如果有，就派兩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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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美好過去的主流焦慮

這種用懷舊來解決，或曰暫時遺忘，或曰誤以為可以解決美國社會當下分歧與衝突的模式，並不是36年後再續前緣的《捍二》所獨創；在電影世界裡，多的是其它不鹹不淡、或甚至沒滋沒味的續集電影、重啟系列與旁支影集。從《星際大戰》、《星際爭霸戰》到《魔鬼終結者》，按《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多塞特（Ross Douthat）於2020年的著作《頹廢社會》所述，都是基於一種對現實不滿情緒，而創造的逃避出口。現實世界裡，承諾未來會越來越好的進步美國夢消逝，令人覺得停滯、徒勞、失望，因此只要能平躺在一種已知的美好過去中，透過懷舊來持續頹廢，就是當代美國人維持身心健康的少數方法。

美國新聞調查評論網站《Insider》就點出，除了上述大型ip靠販賣懷舊無止盡增生，藉此撈錢外；當代好萊塢名導，也在這種懷舊趨勢裡，不停的表現「對舊時代的嚮往」與「對新時代的批判」。從擅長暴力美學與奇詭劇情的昆汀·塔倫提諾，到善寫小情小愛與生活雋永的查德·林克萊特，都透過對導演自身青年時代的美好致敬，來批判當代美國生活的空洞與混亂。

這個觀察顛覆一般想像的地方是，刻板印象都把好萊塢或整個加州視為溫和進步派「白左」的大本營，對推廣各種多元「政治正確」不遺餘力；但我們卻可以在好萊塢這些主流中間世代非爆米花電影導演的作品中，看到進步的美國好萊塢白人男性，也有類似於保守派白人男性的焦慮。

一方面，是對現實的經濟、社會與制度的混亂感到焦慮；另一方面，是對各種非主流文化與少數族裔文化不停挑戰舊時代主流，讓本來白人主流文化逐漸「非主流化」並失去優勢社會地位的焦慮。在這兩種焦慮上，進步好萊塢白人與保守派白人並無二致。一旦好萊塢這種保守性格檯面化，所謂「復古情懷」就會集體湧現。《Politico》就引用前述Douthat的說法強調，當一個社會出現經濟停滯、制度僵化，「文化重複」（複製舊的文化象徵）就會隨之出現。而這些重複文化，就讓人更容易陷入「只願長醉不願醒」的頹廢狀況。也就是，對川普時代悲觀、對拜登時代悲觀，我們就帶回雷根時代的樂觀。

獨行俠回歸所創造的「美國人集體自我感覺良好」與「美國夢」的重現，讓大家在逃避現實的悲觀時，滿足了「懷舊」的期待；而整個社會，也正透過「復古」的方式，進行一種「我們可以重建美好過去」的全民運動。政治上，拜登政府抓到了這種社會氛圍。所以在川普四年、「右翼民粹+政治正確」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團糟後，拜登新政最重要的基礎建設投資計畫，稱之為「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正是抓住了美國社會的集體懷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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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在意中國心情也是一種老派的放縱

這種懷舊情緒所推動的「重建美好過去」，除了表現在電影內容上，也表現在美國電影工業對中國的態度上。後冷戰時代，中國經濟持續蓬勃，但在2000年以前，還沒有足夠的市場與資金，能對美國電影工業有所影響；2000年中國加入WTO後，國內無論製造或市場的能力持續提升，使得好萊塢動作片與戰爭片中的中國反派開始逐漸消失。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在許多動作片中，若有一個中國反派，可能會無限增加片商的「地緣政治風險」。為了顧及中國龐大的電影市場，以及脆弱、容易受傷的「中國人民感情」，好萊塢長期拒絕將中國角色描繪成反派或敵人。最後一部明確將中國描繪成邪惡敵人，有意圖醜化中國之嫌的電影，是在2001年由布萊德彼特與勞勃瑞福所主演的《間諜遊戲》（該片與《捍一》都是由同一個導演東尼史考特執導）。

相較之下，在20多年後的現在，就算有《尚氣》「珠玉在前」的將整個漫威宇宙裡，地球史上最邪惡的恐怖組織與首領都設定在中國；但《捍二》還是在「標記敵人」這件事情上面，打了個迷糊仗，設計了以真實數據堆疊創造的「架空的核武流氓國家」與「虛擬的第五代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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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既暗示了「新冷戰時代」美國人對中國軍事與工業技術快速進步帶來的競爭壓力與擔憂；又明示了中國官方審查與中國電影市場對美國電影工業的壓力，已經鑄造一種無標準、又到處都是禁地的「自我審查風氣」。雷根時代完全無視蘇聯官方心情，又不需要擔心蘇聯市場的輕鬆愉快，並沒有完全反映在《捍二》上。無論是《獵殺紅色十月》或《第一滴血2》這種完全「不用在意蘇聯心情」的「老派放縱」，到底未來在美國電影工業中可以「放縱」到甚麼程度？未來也值得觀察。

另外，雖然《捍二》把先前考量騰訊影業投資與中國市場，而拿掉的主角飛行夾克上中華民國與日本國旗背章加回預告片，但這種小修改，還是比較像「沒拿到錢無須獻媚」，而不像是「無論有無拿錢，自我審查都可以解除」。

最後，對照那些將人類飛行視為奇蹟、對翱翔於無垠天際的生物仍充滿敬意的時代；當年人類對「飛行」的渴望，到了今日也變成了一種懷舊。按百年前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的傳奇詩作《一位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描述，所謂「一股寂寞而愉悅的衝動」（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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