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裙與搖擺城市：日不落倫敦的叛逆時尚史

▌本文為《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臺灣商務，2021）書摘

1960年代構成了倫敦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黃金時代，據說，大都會在這十年間擺脫了戰後的拘束時代，進入了「搖擺的」現代性。1960年，在一樁受到大幅報導的訴訟案中，倫敦一處法院拒絕了政府以猥褻為由，查禁D．H．勞倫斯（D. H. Lawrence）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儘管該書長久以來始終在「暗中流通」。事件本身無足輕重，但它釋放出一波涵蓋了社會與文化行為的自由化，開啟了支持者與反對者一致稱呼的「寬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倫敦的全球形象轉變了。

一年後，避孕藥引進，一開始「僅供妻子們在處方下服用」。1964年，經過13年保守黨統治之後，工黨政府再次當選，戰後年代最激進的一位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上任。不到一年，死刑執行和「笞刑」體罰就終止了。1967年，大不列顛加入了多數為北歐國家的一小群國家行列，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化。妊娠28週之內的墮胎也獲得准許。1969年，分居兩年後離婚也得到允許。由宮務大臣實施的戲劇審查也宣告廢止。

儘管改革在多數情況下並不完整，它卻對一座首都城市開放且流動的社會產生了立即影響。同志酒吧和藝穗劇場（fringe theatre）蓬勃發展。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某種示威或遊行。音樂劇《毛髮》（Hair）的裸露場面，在1967年引發了軒然大波。

披頭四（Beatles）從利物浦來到倫敦，他們的第一首暢銷單曲〈愛我吧〉（Love Me Do）在1962年發行，披頭四狂熱傳遍全球。身穿羊絨的「摩斯族」（Mods）與身穿皮衣的「搖滾客」展開了造型戰爭，有時演變成街頭實戰。當時由我接待著參觀倫敦的美國人，對女孩裙子之短、以及同性伴侶在街頭牽手的景象都大感驚奇。

1966年，法蘭克．克里克洛（Frank Crichlow）開在波多貝羅路（Portobello Road）旁的紅樹林（Mangrove）餐廳，組織了第一次諾丁丘嘉年華，熱鬧地召喚了倫敦的西印度文化，從此成為年度盛事。倫敦的人口開始變動，城市既有的群落也跟著改變。

服裝業避開了龐德街和攝政街，移殖於瑪麗．官（Mary Quant）的國王路和約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的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劇場跨出了西區，來到伊斯林頓的國王頭（King’s Head）等酒吧。多半局限於傳統爵士樂的夜總會場景，迸發成迪斯可舞廳，從公園巷的馬鞍房（Saddle Room），到兩千名「扭扭舞者」夜夜擠滿漢默史密斯宮（Hammersmith Palais）。西倫敦人在紅磚巷（Brick Lane）發現孟加拉咖啡館，在萊姆豪斯發現中國餐廳。餐酒館和咖啡吧搶走了傳統酒館的生意，它們顯然分成大眾酒吧、沙龍和私人酒吧三種。

詹金斯改革構成了戰後國家與新世代倫敦人之間的某種協定。自二戰以來似乎在文化上落得敬畏紐約和巴黎的這座城市，如今活過來了。市場對於消除文化與社會障礙、以及創意能量釋放做出了回應。時尚雜誌和彩頁副刊大行其道。

倫敦這時受到《春光乍現》（Blow Up）、《風流奇男子》（Alfie）、《親愛的》（Darling）等邪典電影頌揚，它們指涉性、階級或戰爭，再也不像伊林喜劇片那樣假正經。一群咄咄逼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興起，稱為「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成員包括阿諾．韋斯克（Arnold Wesk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大衛．斯多瑞（David Storey）、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等人。

女性則以謝拉芙．德蘭妮（Shelagh Delaney）和導演瓊．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為代表。觀看利特伍德在斯特拉福東劇院（Stratford East theatre）執導的演出，是令人興奮的異國之旅，特別是在1970年觀看《投影儀》（The Projector），該劇重演了18世紀針對倫敦房地產發展的抨擊。倫敦社交季的概念則呈現出新的特質，自1959年起，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每年都舉辦遊行，從奧爾德瑪斯頓（Aldermaston）走到特拉法加廣場。

1966年，美國《時代》雜誌來到倫敦，自命不凡地宣告倫敦是個「搖擺的城市」。該市青年如今自成一個「階級」，正在擺脫這座首都的「自鳴得意，以及往往隨著特權標籤而去的大部分趾高氣昂」。它反倒正在呈現一種「完全不見於紐約的愜意和社會階層混合」。這樣的讚賞令倫敦興高采烈，彷彿它贏得了城市競賽的奧斯卡獎。

倫敦的地主們展開了一項當時看來極為艱鉅的行動。他們遵守1950年代的清淨空氣法令，開始清洗這時仍然鋪天蓋地的黑色建築，恢復它們的色彩。一整個全新的城市以暗紅色、粉杏色、灰色、奶油色和白色等色調現身。這導致了對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建築品質與細節的新意識，它們長久以來都被看作是無可救藥的幽暗。聖保羅教堂的柱廊從黑白相間，變成了1965年的純白色，批評家伊恩．奈恩（Ian Nairn）則痛惜著「明暗變化的喪失」。

同時，戰後房地產投機的迸發在1962年達到最高潮，在中倫敦添加了5,000萬平方英呎的辦公室，是大轟炸摧毀範圍的五倍。這與政府和倫敦郡議會規劃者的意圖恰好相反，他們的本意是要把辦公室從首都分散出去。1964年保守黨敗選，這種更新的多半混亂和醜惡引發大眾反感，起了一部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上台的工黨政府立刻對首都的私人辦公室建築實施全面禁制，並勵行辦公室分散政策。

也就在同一時間，新政府犯下了一個眾人公認的重大錯誤。經濟事務大臣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決定倫敦需要更多旅館床位，於是每個房間新增一張床都由國庫補助一千鎊。結果是一團混亂，因為受到衰退期侵襲的辦公室開發商爭相搶食，由他們喜愛的建築師塞弗特帶頭，唯恐這波好運畫上句點。

由於補助是按照每間房計算而不管大小，十來間所謂「兔子籠」（rabbit-hutch）旅館突然在騎士橋、蘭開斯特門、克倫威爾路、埃奇威爾路迸出，多半出自塞弗特之手，甚至有一棟俯視著肯辛頓宮。政府最後一次以這種規模直接資助公共建築，是為了安妮女王教堂和滑鐵盧教堂，而它們是由當時的著名建築師設計。「塞弗特旅館」則從那時到現在都是糟糕透頂的結構體。它們座落在公園或喬治時代廣場附近，不免為日後的侵擾開了先例。

城市鄰里街坊的概念，當時由美國社會學家珍．雅各（Jane Jacobs）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年）一書中分析。雅各對於人們何以喜愛街道的記述，深植於她對街道社會地理學的理解之中。那正是前門、臺階、從樓上窗戶往下看見道路的視野，以及租戶的性質與延續性、家庭結構和就業等等相對無形的因素所構成的社會地理學。雅各認為街道既社區化又「自律」，實際上是一個微型政體。她將最寬泛定義下的都市保存抽離懷舊領域，放進了實用社會學。

這本書受到建築師和規劃者閱讀與讚賞，但它傳達的訊息卻被忽視了。即使高樓沒落了，倫敦建築師也不再興建傳統街道。彷彿他們都喪失了這門手藝。

應當用什麼取代高樓是另一個問題。某些自治市鎮試圖重建倫敦連棟房屋，但外貌標新立異。西敏在皮姆利科的沃克斯豪爾橋路創造了利林頓花園（Lillington Gardens，1961年）。紅磚而貼近地面的它覆蓋著綠色植物，每一間公寓都拚命追求個性。高架街道或甲板上的「看臺」（grandstand）街道曾短暫流行，例如布魯姆斯伯里的布倫瑞克中心（Brunswick Centre）號稱「城市中心地位的意符」。

其他則興建於富勒姆的里波頓路（Reporton Road），以及康登聖約翰森林亞歷山大路520間公寓房的「塔廟」（ziggurat）。每完成一間公寓房就花掉納稅人10萬鎊，這個金額當時被認為是胡亂鋪張。

另一種不同形式的「地方創生」（place-making），則由新的克羅伊登自治市激發。1965年，克羅伊登市議會雄心勃勃的主席詹姆士．馬歇爾（James Marshall）擬訂計畫，要創造他夢想中的「郊區迷你曼哈頓」，或至少是一個小型阿伯克隆比計畫。他建造的辦公室數量，在當時跟伯明罕一樣多，雙向分隔道路和地下道穿過他的新市鎮中心。即使有這份決心，建造出來的樓房卻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成果也無法持久。克羅伊登不同於伊林、里奇蒙等郊區，沒有一處獲得保存的歷史核心能夠吸引人潮。但至少，倫敦有一個角落曾經嘗試實現規劃者的願景。

《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

作者： 西蒙‧詹金斯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1/12/01

內容簡介：倫敦，一部不列顛群島歷史的縮影，從羅馬行省到大英帝國，從維京海盜到公投脫歐，倫敦承載這塊土地的歲月，歲月成就這座城市的不凡，一同探訪千年古都背後，屹立不搖的生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