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裙與搖擺城市：日不落倫敦的叛逆時尚史

2022/04/14 轉角選書

左為60年代倫敦時尚寵兒崔姬在Vogue的照片、中間為1966年4月15日的《時... — 左為60年代倫敦時尚寵兒崔姬在Vogue的照片、中間為1966年4月15日的《時代雜誌》封面，主題是「倫敦：搖擺的城市」、以及在倫敦街頭身穿迷你裙的女性。圖／Vogue、時代雜誌、美聯社

▌本文為《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臺灣商務，2021）書摘

1960年代構成了倫敦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黃金時代，據說，大都會在這十年間擺脫了戰後的拘束時代，進入了「搖擺的」現代性。1960年，在一樁受到大幅報導的訴訟案中，倫敦一處法院拒絕了政府以猥褻為由，查禁D．H．勞倫斯（D. H. Lawrence）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儘管該書長久以來始終在「暗中流通」。事件本身無足輕重，但它釋放出一波涵蓋了社會與文化行為的自由化，開啟了支持者與反對者一致稱呼的「寬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倫敦的全球形象轉變了。

一年後，避孕藥引進，一開始「僅供妻子們在處方下服用」。1964年，經過13年保守黨統治之後，工黨政府再次當選，戰後年代最激進的一位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上任。不到一年，死刑執行和「笞刑」體罰就終止了。1967年，大不列顛加入了多數為北歐國家的一小群國家行列，將同性戀行為合法化。妊娠28週之內的墮胎也獲得准許。1969年，分居兩年後離婚也得到允許。由宮務大臣實施的戲劇審查也宣告廢止。

儘管改革在多數情況下並不完整，它卻對一座首都城市開放且流動的社會產生了立即影響。同志酒吧和藝穗劇場（fringe theatre）蓬勃發展。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某種示威或遊行。音樂劇《毛髮》（Hair）的裸露場面，在1967年引發了軒然大波。

披頭四（Beatles）從利物浦來到倫敦，他們的第一首暢銷單曲〈愛我吧〉（Love Me Do）在1962年發行，披頭四狂熱傳遍全球。身穿羊絨的「摩斯族」（Mods）與身穿皮衣的「搖滾客」展開了造型戰爭，有時演變成街頭實戰。當時由我接待著參觀倫敦的美國人，對女孩裙子之短、以及同性伴侶在街頭牽手的景象都大感驚奇。

1966年，法蘭克．克里克洛（Frank Crichlow）開在波多貝羅路（Portobello Road）旁的紅樹林（Mangrove）餐廳，組織了第一次諾丁丘嘉年華，熱鬧地召喚了倫敦的西印度文化，從此成為年度盛事。倫敦的人口開始變動，城市既有的群落也跟著改變。

崛起於英國的摩斯族（Mods），青少年們身穿羊絨外套，騎著偉士牌，以叛逆形象刻意... — 崛起於英國的摩斯族（Mods），青少年們身穿羊絨外套，騎著偉士牌，以叛逆形象刻意嘲諷舊式的英倫傳統。圖／Museum of Youth Culture

1965年1月26日，披頭四在白金漢宮獲頒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國勳章，當日大量歌迷衝... — 1965年1月26日，披頭四在白金漢宮獲頒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國勳章，當日大量歌迷衝撞封鎖線。圖／法新社

服裝業避開了龐德街和攝政街，移殖於瑪麗．官（Mary Quant）的國王路和約翰．史蒂芬（John Stephen）的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劇場跨出了西區，來到伊斯林頓的國王頭（King’s Head）等酒吧。多半局限於傳統爵士樂的夜總會場景，迸發成迪斯可舞廳，從公園巷的馬鞍房（Saddle Room），到兩千名「扭扭舞者」夜夜擠滿漢默史密斯宮（Hammersmith Palais）。西倫敦人在紅磚巷（Brick Lane）發現孟加拉咖啡館，在萊姆豪斯發現中國餐廳。餐酒館和咖啡吧搶走了傳統酒館的生意，它們顯然分成大眾酒吧、沙龍和私人酒吧三種。

詹金斯改革構成了戰後國家與新世代倫敦人之間的某種協定。自二戰以來似乎在文化上落得敬畏紐約和巴黎的這座城市，如今活過來了。市場對於消除文化與社會障礙、以及創意能量釋放做出了回應。時尚雜誌和彩頁副刊大行其道。

倫敦這時受到《春光乍現》（Blow Up）、《風流奇男子》（Alfie）、《親愛的》（Darling）等邪典電影頌揚，它們指涉性、階級或戰爭，再也不像伊林喜劇片那樣假正經。一群咄咄逼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興起，稱為「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成員包括阿諾．韋斯克（Arnold Wesk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大衛．斯多瑞（David Storey）、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等人。

女性則以謝拉芙．德蘭妮（Shelagh Delaney）和導演瓊．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為代表。觀看利特伍德在斯特拉福東劇院（Stratford East theatre）執導的演出，是令人興奮的異國之旅，特別是在1970年觀看《投影儀》（The Projector），該劇重演了18世紀針對倫敦房地產發展的抨擊。倫敦社交季的概念則呈現出新的特質，自1959年起，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每年都舉辦遊行，從奧爾德瑪斯頓（Aldermaston）走到特拉法加廣場。

圖左為1966年安東尼奧尼拍攝的《春光乍洩》，講述一名生性風流的時尚攝影師無意間... — 圖左為1966年安東尼奧尼拍攝的《春光乍洩》，講述一名生性風流的時尚攝影師無意間拍到一名貴婦與情人偷情的照片，中間是年輕時米高肯恩飾演的《風流奇男子》，後也被多次翻拍，由裘德洛等人飾演主角，右為《親愛的》劇照。圖／電影海報

迷你裙教母、時尚設計師瑪莉官。一般認為她是最早開始將超短裙帶入時尚產業的重要設計... — 迷你裙教母、時尚設計師瑪莉官。一般認為她是最早開始將超短裙帶入時尚產業的重要設計師之一。之所以被稱為「迷你裙」，也是因為當時瑪莉官喜歡英國的Mini Cooper系列汽車而得此名。少女服飾、流行音樂，也都成為60年代英國最著名輸出文化產品之一。圖／美聯社

當年這些穿著迷你裙的時髦女性被稱為「Ya Ya女孩」（Ya-Ya girls），... — 當年這些穿著迷你裙的時髦女性被稱為「Ya Ya女孩」（Ya-Ya girls），名稱源於當時街頭男子搭訕年輕女性的口頭禪「yeah, yeah」。不過儘管迷你裙蔚為風潮、並成為女性衣著解放的重要符號，但仍有段時間仍未被主流時尚圈接納。1966年，在知名時尚品牌Dior時裝秀表演後，數位女性在英國迪奧外進行抗議，高舉「永遠的迷你裙」標語，以反對其對迷你裙的「不公平」評價。圖／美聯社、flickr

1966年，美國《時代》雜誌來到倫敦，自命不凡地宣告倫敦是個「搖擺的城市」。該市青年如今自成一個「階級」，正在擺脫這座首都的「自鳴得意，以及往往隨著特權標籤而去的大部分趾高氣昂」。它反倒正在呈現一種「完全不見於紐約的愜意和社會階層混合」。這樣的讚賞令倫敦興高采烈，彷彿它贏得了城市競賽的奧斯卡獎。

倫敦的地主們展開了一項當時看來極為艱鉅的行動。他們遵守1950年代的清淨空氣法令，開始清洗這時仍然鋪天蓋地的黑色建築，恢復它們的色彩。一整個全新的城市以暗紅色、粉杏色、灰色、奶油色和白色等色調現身。這導致了對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建築品質與細節的新意識，它們長久以來都被看作是無可救藥的幽暗。聖保羅教堂的柱廊從黑白相間，變成了1965年的純白色，批評家伊恩．奈恩（Ian Nairn）則痛惜著「明暗變化的喪失」。

同時，戰後房地產投機的迸發在1962年達到最高潮，在中倫敦添加了5,000萬平方英呎的辦公室，是大轟炸摧毀範圍的五倍。這與政府和倫敦郡議會規劃者的意圖恰好相反，他們的本意是要把辦公室從首都分散出去。1964年保守黨敗選，這種更新的多半混亂和醜惡引發大眾反感，起了一部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上台的工黨政府立刻對首都的私人辦公室建築實施全面禁制，並勵行辦公室分散政策。

也就在同一時間，新政府犯下了一個眾人公認的重大錯誤。經濟事務大臣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決定倫敦需要更多旅館床位，於是每個房間新增一張床都由國庫補助一千鎊。結果是一團混亂，因為受到衰退期侵襲的辦公室開發商爭相搶食，由他們喜愛的建築師塞弗特帶頭，唯恐這波好運畫上句點。

由於補助是按照每間房計算而不管大小，十來間所謂「兔子籠」（rabbit-hutch）旅館突然在騎士橋、蘭開斯特門、克倫威爾路、埃奇威爾路迸出，多半出自塞弗特之手，甚至有一棟俯視著肯辛頓宮。政府最後一次以這種規模直接資助公共建築，是為了安妮女王教堂和滑鐵盧教堂，而它們是由當時的著名建築師設計。「塞弗特旅館」則從那時到現在都是糟糕透頂的結構體。它們座落在公園或喬治時代廣場附近，不免為日後的侵擾開了先例。

1966年的倫敦卡納比街街景，當時此地的街頭衣著小店、流行風格漸漸取代了過去高級... — 1966年的倫敦卡納比街街景，當時此地的街頭衣著小店、流行風格漸漸取代了過去高級的英倫傳統時尚，成為年輕人最喜愛的文化地點。圖／維基共享

崔姬（twiggy）也是60年代最知名的英國模特兒。細瘦的身材，金色短髮，誇張的... — 崔姬（twiggy）也是60年代最知名的英國模特兒。細瘦的身材，金色短髮，誇張的下睫毛與大眼，身穿迷你裙純真中帶有邪氣的少女形象，成為搖擺倫敦時期最重要的時尚符號。圖／多家雜誌封面

圖／Flickr：1964年的皮卡迪利圓環，也是同年發行的披頭四電影《一夜狂歡》（A Hard Day's Night）的取景地。

城市鄰里街坊的概念，當時由美國社會學家珍．雅各（Jane Jacobs）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年）一書中分析。雅各對於人們何以喜愛街道的記述，深植於她對街道社會地理學的理解之中。那正是前門、臺階、從樓上窗戶往下看見道路的視野，以及租戶的性質與延續性、家庭結構和就業等等相對無形的因素所構成的社會地理學。雅各認為街道既社區化又「自律」，實際上是一個微型政體。她將最寬泛定義下的都市保存抽離懷舊領域，放進了實用社會學。

這本書受到建築師和規劃者閱讀與讚賞，但它傳達的訊息卻被忽視了。即使高樓沒落了，倫敦建築師也不再興建傳統街道。彷彿他們都喪失了這門手藝。

應當用什麼取代高樓是另一個問題。某些自治市鎮試圖重建倫敦連棟房屋，但外貌標新立異。西敏在皮姆利科的沃克斯豪爾橋路創造了利林頓花園（Lillington Gardens，1961年）。紅磚而貼近地面的它覆蓋著綠色植物，每一間公寓都拚命追求個性。高架街道或甲板上的「看臺」（grandstand）街道曾短暫流行，例如布魯姆斯伯里的布倫瑞克中心（Brunswick Centre）號稱「城市中心地位的意符」。

其他則興建於富勒姆的里波頓路（Reporton Road），以及康登聖約翰森林亞歷山大路520間公寓房的「塔廟」（ziggurat）。每完成一間公寓房就花掉納稅人10萬鎊，這個金額當時被認為是胡亂鋪張。

另一種不同形式的「地方創生」（place-making），則由新的克羅伊登自治市激發。1965年，克羅伊登市議會雄心勃勃的主席詹姆士．馬歇爾（James Marshall）擬訂計畫，要創造他夢想中的「郊區迷你曼哈頓」，或至少是一個小型阿伯克隆比計畫。他建造的辦公室數量，在當時跟伯明罕一樣多，雙向分隔道路和地下道穿過他的新市鎮中心。即使有這份決心，建造出來的樓房卻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成果也無法持久。克羅伊登不同於伊林、里奇蒙等郊區，沒有一處獲得保存的歷史核心能夠吸引人潮。但至少，倫敦有一個角落曾經嘗試實現規劃者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