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尿匯集的「地下良心」？《世界是垂直的》下水道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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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世界是垂直的：從人造衛星、摩天大樓到地底隧道，由分層空間垂直剖析都市中社會、政治的權力關係》（臉譜，2020）書摘。

1830年代晚期的倫敦——人口兩百萬的世界最大都市地帶，是個苦於不良衛生系統所致霍亂疫病的城市。倫敦的大量都市窮人簡直可說是生活在人類排泄物之中。倫敦的河流是巨大的開放式陰溝。16世紀以來便存在、一套雜亂無章的古老下水道，既窄小又不完整，充其量只令排泄物比較迅速地排入河流的管道。當時甫設置的水管只不過令問題更加惡化：時尚的廁所沖水設備能將早先須以填埋方式處理的人類排泄物，統統都沖進下水道。

在這樣的脈絡下，一位曾負責管制倫敦窮人的公務員：社會改革家艾德溫．查德維克（Edwin Chadwick）開始調查起惡劣衛生設備對於倫敦窮人道德與身體健康的影響。這麼做的成果就是查德維克著名的1842年報告——《勞動人口衛生狀況》（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身為偉大的功利主義改革家，查德維克提倡建造新的下水道系統，他認為那是降低窮人死亡率的必要之舉，還可以將他們強健的勞動身體納入倫敦的經濟生產之中。查德維克主張：「每年由於污穢與通風不良而損失的生命，比這個國家在當代曾投入的任何戰爭的傷亡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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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維克的報告是至關重要的介入行為，他以前所未有的細節講究來描繪倫敦地面與地下的形貌，另外也分析出能夠由重力移動廢棄物通過新下水道系統的坡度。

查德維克主張，當務之急是得「透過改良過、且要價更低的下水道和水道，藉著流水及自動的移除手段來處理⋯⋯當廢物以這種方式懸浮在水中時，就可以用最廉價且無害的方式運送到城鎮外的任何地方。」

1847年，查德維克的報告直接促成了大都會下水道委員會（the Metropolitan Commission of Sewers）成立，這是倫敦史上第一個專責替城市組構統一而普遍的下水道網絡的機構。

查德維克替接下來半世紀左右當局，在倫敦地底建造的1,400英里長下水道普及系統，奠定了知識基礎，他就像其他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學者與改革家那樣，同時編寫了階層性的社會關係，以及垂直的道德地理。

在人群、廢棄物與社會階級所組成之關係的歷史中，常見情形是：往下且深入地底的距離，廣泛被塑造為益趨非人化而遭到厭棄的代表。相反地，往上的距離則是道德與社會品質，以及說白了就是「誠實正直」與「文明」的根源，它面臨著自然引人沉淪的向下拉力。因此，「提升」同時承載了道德、經濟、社會、神學和身體優越性等概念。衛理公會教派（Methodism）的共同創立者約翰．威斯里（John Wesley），在1778年的知名講道中指出：

於是，倫敦的貧民窟，以及其中擁擠不堪的地下室與地窖，還有它們的塵土、氣味、賣淫和瘟疫—被查德維克視為「大都會裡最低劣的地區」，這些地方在地形和道德上，都比迅速發展的郊區，以及那些地區的富裕人士和中產階級的布爾喬亞住宅還要「低」等。查德維克主張，這種地方的條件直接造成了「成年人口短命、揮霍、魯莽又放縱，而且習慣性渴求感官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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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解和管制這種關乎公共健康的地理學，查德維克以及一小群其他改革者，仰賴從「某處高窗」或優越的立場，「由上而下」從事調查，並繪製城市「較低階層」所在地的地圖—以及他們不道德或踰矩的身體。人口的製圖和調查，與衛生工程同時並進，這些都是維多利亞時代大幅成長之官僚式檢查與實地對城市進行調查等措施的重要部分。

誠如文化分析家彼得．史達利布萊斯（Peter Stallybrass）與艾隆．懷特（Allon White）的說法，查德維克這位偉大的功利主義者非常堅持窮人及其卑賤的身體，需要由在社會上比他們優越者「從上方」予以管制，方法便是運用由上而下進行的製圖學和社會調查等最新技術。這是必要之舉，如此方能克服「底層者」仰賴著都市隔閡以迴避來自社會優越者之檢查、觀察及管制的情形。

這裡憑經驗而來的觀察就形同實質和隱喻上的某種啟蒙，要令大都會的「黑暗地下世界」暴露於審視眼光與控制力之下。

繪圖技術有了創新突破後，新的上帝之眼視角再與新興的衛生與警察科學結合，便得以重新將窮人道德化，利用有建設性的方式，將他們整合到廣大的大都會中，並在此過程中改善「上流」資產階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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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庇護所的下水道；理性的下水道

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19世紀中晚期偉大的都市理性計畫陸續推動，以強制重新打造西方大城市，同時也要建立起開放式通衢大道的龐大系統，令窮人在光照、監視，以及（必要時）軍隊的有效動員之下暴露無遺。最有名的案例是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激進計畫，男爵與他的工程師尤金．比勒貢（Eugène Belgrand）合作，於1850年代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時期推行了他們的計畫。

為了回應1848年的革命暴動，奧斯曼嘗試利用全城大道系統的開闢，以此穿過巴黎迷宮般的巷弄結構，在過程中刻意驅除或分割了許多最惡名昭彰的貧窮地區，因為後者被視為暴動的核心。大道的寬度設計為可供一個騎兵中隊通過；端景也整個打開，令街道很難設置路障當作障礙物，軍方還可以運用大砲掃蕩起義者。此外，惹麻煩的人群也被迫從市中心離開。

在此同時，地下還有350英里最先進的機械化清理的下水道網絡，可說是巴黎大道建設的地下版本。在比勒貢的監督下，巴黎城內的地下管道就如同倫敦那些數量有限且施工不良的中世紀下水道那樣，都被按部就班地取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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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與政治的潔淨和秩序，伴隨著道德與身體的潔淨和秩序而推展開來。菁英再度將這項計畫呈現為：把理性和秩序施加於眾人視為骯髒、危險又混亂的「污水池」（cloaques）（或糞堆middens——這個詞也用於表示「邪惡巢穴」）設施之上。

新下水道深獲讚揚（而且相對乾淨），他們甚至還建造了一種特殊交通工具，可帶領貴賓在地底旅程中巡遊整個系統。起初，奧斯曼和比勒貢還不樂見糞便掉落到他們的新下水道中。畢竟，「夜土」（night-soil，譯按：人類糞尿的委婉說法）的收集和販售，是利潤豐厚的事業。

然而，在他們態度軟化之後，精心建造的巴黎——及其他後繼城市的——地底下水道，就進入了象徵性和形上學的領域。它們被視為身體政治的一部分，無論是城市的機械性或有機的腸子，都可以清除糞便，使之遠離上方文明化、清潔，且經過淨化的資產階級地面範圍。

在比勒貢以理性來整頓巴黎老舊、劣質，又混亂的下水道之前，下水道是非常不同的場域。在這些空間裡，社會中的邊緣群體聚集一處，下水道是挑戰上方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庇護所。由於這些下水道很容易進入，《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作者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便主張，下水道直面城市的排泄物，並且展現出他所謂的「汙穢的真誠」。雨果認為奧斯曼之前的下水道幾乎可謂「城市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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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慘世界》裡，下水道是窮人與社會中邊緣群體聚集之處，他們形成了一個集體，可能在任何時刻往上爆發、威脅上方的地面世界。

《悲慘世界》的主角尚萬強（Jean Valjean）穿越一座街道格柵，往下逃到下水道那民主的另類世界。相較於僅僅幾公尺上方資產階級都市生活的自負，下水道中的人群表現出真誠態度，也使得尚萬強思索：「再也沒有虛假的表象，沒有不確定的擦脂抹粉，汙穢脫下了襯衣，絕對的赤裸，擊潰了幻覺與妄想，就只有自身而別無其他⋯⋯。最後的面紗已經破裂。下水道是個憤世嫉俗者。它訴說了一切。」

一如都市歷史中常見的情況，下水道為所有努力對抗上方資產階級都市狀態中的暴力、以及與壓迫著他們的不公義奮戰的人，提供了庇護和得以喘息之處。「罪行、智慧、社會抗議、良心的自由，」尚萬強接著想：

於是，下水道成為強大技術官僚意識形態的核心，透過一連串以科學建造的宏偉基礎設施，掌理著城市的流動和循環。它們攜帶著穢物和水流，維持了秩序井然、能移動，又芳香的城市新觀念、新的身體與都市衛生概念、新的家戶消費風格，以及新興的都市工程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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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的詭異與限制

針對「下水道被用於模糊化城市底層與排泄相關的自然事物」，這方面的傳統詮釋常使人想起席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於1919年提出的詭異（uncanny；德文為unheimlich）概念；其中正凸顯了下水道是當代生活夢境中怎樣的關鍵焦點。

在這些思索中，佛洛伊德將傳統有關「更高」或「較低」身體的垂直觀念，疊覆為以下觀念——人體的各種功能之間、與城市處理排泄物的基礎設施之間的連結，既是我們極度熟悉的事情，卻同時也怪異地有著神祕、不協調感。

對佛洛伊德而言，「詭異是一種令人恐懼的狀態，會帶人回到老舊且長久以來熟悉的事物上⋯⋯而壓抑的過程又致使事物顯得疏離。」

一種推論是，隨著下水道遭到排斥、被推遠而離開了當代想像，城市地表和地底下水道之間的邊界，被標記成「非理性與理性；文化與自然；不可見與可見」之間的水平邊界。於是，下水道成為邊緣性、幽靈徘徊、暴政與駭人神話所在的祕密場址。下水道這種邊緣化空間帶有威脅性地潛伏著，和都市地表上理性與秩序化的空間對立存在。

當然，這種邊界完全具有可穿透性：在任何時候，底下的東西可能會突然現身，挑戰上方乾淨、理性的資產階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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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整個通俗文化，其中的題裁都在利用和延續著這種恐懼。在各式各樣大量的電影、小說、卡通、都市神話和科幻小說的再現作品中，下水道成為缺席但詭異的空間，裡面棲息著無法控制又難以探知的老鼠和怪物、章魚和鱷魚，甚至還有外星人和未知文明的侵擾。無論它們是聚焦於大如貓的老鼠、曼哈頓的短吻鱷，還是倫敦小如狗的豬，下水道的荒謬神話都是永恆的主題。

這些生物「不僅被驅離上方的世界，還因為這種驅離而受到轉化，」大衛．派克（David Pike）強調，「它們因為吃了污物而變得腫脹，身軀的超大尺碼透露出廢棄物中其實弔詭地蘊含著肥沃營養。」

除了《噬血地鐵站》（Creep）以外，例子還有約翰．塞爾斯（John Sayles）1980年有關芝加哥下水道鱷魚的恐怖片：《大鱷魚》（Allligator），以及安德魯．博尼姆（Andrew Bonime）1984年有關住在紐約下水道、會吃人的「類人動物」電影：《C.H.U.D.》。

文學研究者派克主張，在這些電影和小說中，下水道成為「現代城市強大且怪異特質的化身，它們在上方世界找不到容身之處。」

雖然這類作品感染力強又有娛樂效果，然而，直接運用精神分析觀念在垂直人體的心理經驗與垂直建構出的大都會之間，做出此二者的簡單類比——這樣會有很大的問題。這些作品模糊了資本主義與都市狀態中，令這類環境得以製造、維繫和重構的社會關係。這又會導致住在地下隧道的無家可歸者普遍遭妖魔化成為半動物性、所謂的「鼴鼠人」，他們經常被描繪為某種對上方都市文明具有威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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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與被賤斥的下水道身體

地底的「詭異」觀念也經常被微妙運用於複製厭女的思想傳統：將女性身體的生理過程予以妖魔化，以一種本質化的方式連結上與都市地底有關的焦慮。將女人的再現—尤其是妓女的妖魔化形象—以類比的手段扣連上受汙染水源威脅的歷史，在此是格外重要的案例。

許多西方思想中的厭女傳統將女人建構為卑賤、有威脅或次等的存在，這些傳統強調她們因著月經和女性性欲，而在本質上與污垢和淫穢有所關聯。

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弗斯（Christopher E. Forth）強調女人的身體生活曾被廣泛銘記為「一種滲漏的模式」，而且對於文明、秩序及男性力量具備本然的威脅性，也因而要受到家長式或暴力的控制（或兩者兼有），以確保生理與社會的衛生（同時也控制其性欲和生殖）。

都市精神分析的佛洛伊德派觀念也反覆召喚著封閉空間——地底礦坑、洞穴、窟窿等等——視其在象徵上可連結到女性外陰，或是子宮和月經。這些觀念本質化了髒亂且具威脅性的液體在身體和城市內不確定的流動，也將其視為本就應該算是一種「女性特質」。這些又廣泛處於「男性化」且堅固的理性工程世界的對立面，後者在歷史上便是以自然科學與新式下水道科技克服並支配了前者所帶來的「威脅」。

垂直建構起來的「詭異」觀念，也有助於支持資產階級與保守派的觀念，這會涉及全球南方巨型城市中，民主化下水道和衛生設施所面臨的龐大挑戰：當地往往只有菁英才能使用那些往往不夠完備的系統。在以無止盡的大批惡魔、怪物和都市神話填滿「下層」城市之際，這些觀念的作用是令負責運送城市糞便之人所過的生活，比起原本的狀況又顯得更隱匿難見，也更加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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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垂直的：從人造衛星、摩天大樓到地底隧道，由分層空間垂直剖析都市中社會、政治的權力關係》

作者：史提芬．葛雷罕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0/10/29

內容簡介：「當我們習慣以平面看世界，我們漏看、錯看了什麼？」在人口不斷增加的城市裡，空中殖民、垂直高度霸權、拔地而起的「空間不正義」現象，暗自於我們所生活的城市靜靜醞釀。同時，持續向地底深處開掘地窖、下水道、甚至於礦坑，又有什麼樣的社會意涵？本書作者史提芬．葛雷罕教授以25年累積的跨領域學術訓練，結合科技社會學、都市規畫與地理學界養成的專業眼光，深入研究這些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