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美國夢：海外「降落傘兒童」的悲歡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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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欣穎

——〈中國「空降孩子」〉

將孩子送往海外，能換取更好的未來嗎？在美國、加拿大等地，近年來8歲至17歲華裔小留學生大幅成長，聚集在華人較多的區域，如美國的加州或加拿大的溫哥華。這群赴美就讀的小留學生中，近四分之一以上是與父母分隔兩地，父母在國內工作、供給孩子生活與就學費用，孩子則在異國求學。

他們通常被安排與親戚、父母的朋友，或者在網路上找到的「帶薪看護人」 ——所謂的Home爸媽，每月大約收費1,000美元，提供學生食宿和照顧起居——同住。年齡較大者如到高中，則可能獨自居住。他們像是一個個被投擲到北美大陸的降落傘，因此被稱為「降落傘兒童」（parachute children），在陌生的國度企求更好的未來。

這些降落傘兒童在成長階段所面臨的挑戰，恐怕是那些對在異國環境打拼充滿過度憧憬的人，所難以體會與想像的。例如四月開始延燒的孫安佐事件，多數輿論將之塑造成獵奇與八卦事件，但其實在美求學的降落傘兒童也極可能面對類似的情形與待遇。

如同孫安佐這種典型降落傘兒童，他們的實際處境是什麼？將這些小降落傘投擲出去的那股力量，背後又是如何施力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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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傘兒童

「降落傘兒童」一詞源自於加州州立大學心理學者叢育瑛（Yuying Tsong）與其研究團隊 。他們發現近年越來越多來自亞洲國家，尤其是華人兒童，在沒有親人陪伴下獨自到美國或其他北美國家居住，並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

過去學界與媒體也試圖使用不同的名詞呈現這些孩子的處境，如空投兒童（ air-dropped children）、被父母遺棄的孩子（parental dumping）、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Unaccompanied minors）。然而比起其他的名詞所呈現出被動（例如有些孩子是自願出國）與負面（父母真的遺棄他們嗎？）的形象，「降落傘兒童」更能客觀地指涉這群孩子的狀態。

這種家庭成員長期分隔兩地的狀況，在北美華人遷移史中並不罕見。在經歷美國移民法解禁後，以留學北美為目的的台灣與香港留學生開始增加。自1980年代始，因中美關係恢復，中國的留學生也逐漸增多；截至2017年，中國已連續7年成為美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國。而中國留學生的就學目標，也從一開始的高等教育（大學與研究所），向下延伸到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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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原因造成華人的降落傘兒童現象？除了因為雙親對於祖國的政治局勢沒有信心之外，想讓孩子接受國外教育、獲得更多機會，是很重要的原因。誠如一位將孩子送到加拿大蒙特羅某高中就讀的母親表示：

華人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平民家庭唯有透過教育與考試，才能改變原生家庭的社會地位與經濟狀況；仕紳家庭也透過教育穩固其社會階級地位。華人社會裡有極深的信念，認為教育是造成改變與促使成功的關鍵——而父母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環境。

降落傘兒童多數來自於高社經地位家庭，其父母對本國的教育體系不滿意，或更認同西方教育理念價值，期待孩子能有更多的教育選擇與學習機會；有些家長則是期望孩子能透過跨國求學的經驗中，獲得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甚至拿到公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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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家長認為，在國外學習是一種身份象徵，表示家庭有能力提供資源，讓孩子與眾不同。例如一位將小孩送去美國讀高中的父親，認為這個決定不僅為孩子創造未來的工作，更關乎家族榮耀：

因此，即使雙親為了財務穩定，而讓孩子獨自在他國當小留學生，他們也相信這樣的安排對孩子是比較好的。

這種普遍的離散現象，除了降落傘兒童之外，還衍生出了「太空人家庭」（astronaut families）與「衛星嬰兒」（satellite babies）。太空人家庭指雙親在他國獲得合法居留身份後返回本國工作，但父母中的其中一名（通常是母親）和子女留在移民國家。

衛星嬰兒則是相反，因考量托嬰養育的問題，父母將其嬰兒送回國讓祖父母照顧，而當孩子達就學年齡時，再接回到海外的父母身邊。其中也有些家庭案例，是雙親即使同時都居住在移民國，但仍然因為經濟因素，或因家庭成員長期分離，彼此無法溝通而選擇親子分隔兩地的家庭型態。

不論是哪一種分離情形，都與傳統華人文化中長期共同生活、相互依存等觀念有所衝突。究竟這樣的投資有沒有換到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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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心理健康問題

2015年在美國一起嚴重的校園霸淩事件，引發各界關注降落傘兒童的身心狀況。一群就讀美國高中的中國留學生，涉嫌綁架其他中國留學生，並進行長達5小時的折磨、毆打、強拍裸照等暴行。2016年美檢方判決三名成年主犯6至13年有期徒刑。

這些學生都是離開中國、在美國獨自生活的降落傘兒童。其中一位主犯在法庭上透過律師說出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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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霸凌案之後，美國與中國都曾大篇幅報導與討論這些被送出國、看似風光的孩子，究竟經歷了什麼。降落傘兒童看似獲得家庭的支持與援助而生活無虞，但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是他們要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改變。

例如生理上的適應，因為氣候不同可能產生如花粉症或對特定食物（花生、乳製品）過敏；因為語言能力或對新文化不夠孰悉，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資源或幫助，也可能被團體隔離或排擠。有人因為聽不懂對話中的俚語或者次文化語言而無法融入；也有人到美國3個月，就被人喊：「滾回你的國家!」

若干降落傘兒童逐漸從學校中獲得較完整的新語言與文化知能，他們要強迫自己成為「小大人」，不僅要獨自處理學校的事情，還可能要為千里之遙的父母或者當地照顧者翻譯文件，成為父母或看顧者與新文化的中間人（broker）。

筆者友人從16歲至英國念書，她回憶起降落傘兒童的經驗，最辛苦的是面對重大人生決定時，她必須為自己負全責，如申請學校時，由於她的父母對英國學校系統知之甚少，所以她必須自己蒐集資料、與父母解釋；但是她也擔心自己的決策是否失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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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危機：我是誰？

雙重的認同危機，也是青少年階段的降落傘兒童所面對的難題。在發展自我認同與建立角色統整的重要階段，孩子嘗試逐漸脫離家庭、藉由與同儕團體相處與不斷探問「我是誰？」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如性別、未來期待的生活方式與追尋方向等），為未來獨立生活與環境適應做準備。

若這個階段沒有發展完全，將可能因為生活無目的而感到徬徨迷失，產生青少年犯罪等問題。另一個認同危機，則是在經歷多元文化的環境可能遇到的。在來到新國度以前，每個人都已從自己的家庭、社會環境中建立得以適應當地文化的價值觀；然而在抵達新世界時，除了生活上的適應，心理調適更不容易。

華人孩子從小被鼓勵要乖巧聽話，在北美社會裡卻被認為太過內向、沒有能力為自己發聲；華人重視家庭勝於個人，北美卻強調個人的獨立。想快速融入新世界的主流文化，但是要改變長久以來的價值觀，這樣的失衡也造成小留學生不小的壓力與衝擊。

當這些降落傘兒童同時面對發展及文化認同的雙重挑戰，再加上若沒有在國內一樣可以安心傾訴的朋友、師長、家人，他們容易出現感情矛盾、失望、退縮、低自尊、憂鬱等情緒，也有高比例需要接受心理或精神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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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重置

家庭是個動態的系統，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可能會因為環境、年齡、階段而改變。長時間分離的親子，容易有更多的溝通隔閡。經過北美教育以及獨立生活的洗禮，這些降落傘兒童培育出的個人主義與獨立觀念，經常與華人父母傳統倫理產生衝突。

對於已經習慣獨自生活的孩子來說，父母的角色可能只剩下經濟援助，其他如學校功課指導、適應學校與新文化，或與老師溝通等，遠在祖國的雙親未必有能力提供他們需要的協助。而在世界另一頭的父母，也會對於自己沒有在孩子身邊、善盡親職角色而感到巨大的失落感與內疚，用給予孩子更多金錢或物質來作為補償，希望孩子不要把他們當成陌生人。

前述的校園霸凌事件其一主犯父親，事後訪問時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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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因工作而常與家長交流，其中一位家長的心聲，真切地傳達家長在教養上的無奈與無助：「世界一直在變，我們這一代的家長想要改變過去的教養方式，但是又不確定這樣的改變會怎麼影響到我的孩子」。

這樣的感慨與焦慮，相信不只是華人社會，當資訊越來越多的現今，「想讓我的孩子更好」也是各國父母的訴求，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換取。

目前看來，家庭長時間的離散狀態可能有些負面影響，但並不表示這樣的影響是永久的。有份對移民青少年為期4年的追蹤研究顯示，在與父母團聚5年後，這些青少年之前因為分離所造成負面心理和情緒會減少。而每個孩子、父母、家庭結構與關係也都不同，同樣的經歷未必造成相同的結果，不應一概而論。

回到2015年的中國留學生霸凌案。當事人與其父母在事後都飽受輿論的抨擊，指責他們無知、不負責任；但卻少有人同理他們面臨的無助處境：想盡己所能卻不知如何是好的父母、難以融入異地但又故作堅強的孩子。又如台灣的孫安佐事件，無論其父母的表現如何，降落傘兒童家庭所面對的壓力與難題都是確實存在的。

國際間的人口遷移無疑給家庭關係帶來了變化和挑戰，但並非都是消極的結果。也有很多在異鄉求學的降落傘孩子戰勝孤單與迷茫，完成學業回到家人身邊，或者在新世界成家立業。理解降落傘兒童的處境，一方面破除海外生活的幻想迷思、另一方面也能更同理他們所遭遇的一切——從天而降的孩子，未必都會摔得粉身碎骨，面對困境也有能夠成長茁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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