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的都更：便民、美觀集於一身的羅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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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健安

16世紀羅馬城絕對是歐洲的重要大城。人口規模在16世紀大抵呈現不斷往上攀升的趨勢；以1560年代為基數，直到世紀末時，人口成長將近一倍達到十萬人，絲毫不下於其他大城。這個數字只統計城內居民而已，還不包括每年到羅馬參加慶典、參訪古蹟，或是做生意的流動人口。最可怕的是，羅馬城的人口分布極不平均，因為水源問題，大多數的居住人口集中在以台伯河沿岸為主的西半部。

教宗身為羅馬的統治者，也意識到解決城市發展困境的必要性。自15世紀中葉起，他們用盡一切手段重振教宗暨教會的聲望地位，改造羅馬即為其中之一。從現實面來看，教宗既然自詡為教會領袖，照顧眾人的信仰與生活便是不可忽略的責任，改善羅馬的公共設施同時也是評價教宗的重要指標。這股趨勢在16 世紀初就已相當顯著，以道路為中心，搭配各式大型建設，在台伯河沿岸創造南北向的城市軸線。新道路系統不僅改善交通，更美化城市景觀，是兼具實用性與美感 的大型公共建設，對城市發展有莫大貢獻。

攤開16世紀的羅馬城地圖可清楚看到，與人口擁擠的西半部相比，缺乏水源的東半部顯得荒涼許多。因為急迫性較低，都市計畫較晚才開始。當地道路系統 多半承襲古典時代的成果，沿東西向的山脈或山谷延伸，缺乏南北向道路協助行人跨越各山丘，以參拜散落於各處的教堂。為了拓展生活圈、提升交通的便利性，東 半部羅馬城的開發大約在16世紀中葉逐步開始，並在教宗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達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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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者：教宗西斯圖斯五世

西斯圖斯五世俗名為菲利切‧佩瑞提（Felice Peretti），生於1521 年， 九歲時進入修道院學習，31 歲以神父的身份到羅馬講道，結識不少教會高層。他在 49 歲時由庇護五世拔擢為樞機主教，進入教會最核心的決策圈。但在1572 年，樞機主教彭科帕尼（Ugo Boncompagni）被選為教宗葛雷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刻意冷落素來與他關係惡劣的佩瑞提。接下來十幾年間，佩瑞提遠離各項教會事務，並在此時結識石匠出身，日後相當倚重的建築師豐塔納 （Domenico Fontana）。

1585年西斯圖斯五世當選為教宗隨即推動東半部羅馬的都市計畫。備受教宗重用的豐塔那主導相關工程，成為全羅馬，甚至是全歐洲最著名的建築師，並在羅馬留下不可抹滅的偉大成就。

▎都更檔案一號：星芒的道路網絡

根據豐塔那的著作《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Della transportatione dell’obelisco Vaticano e delle fabriche di Sisto V， 以下簡稱《梵蒂岡方尖碑搬移工程》）記載，教宗決定在多山丘的東半部地區，鋪設寬敞筆直的新道路系統，打造出無論步行、騎馬，或乘坐馬車都能輕鬆通行的朝聖路徑。新道路以聖馬利亞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Mariae Maioris）為中心向外四散，整體看來宛如不規則星狀，不僅有效串聯當地各重要教堂及城門，還與既有道路連結，改善羅馬城的整體交通效能。

教宗也知道開發東半部不能只靠道路系統，還必須解決最根本的用水問題，當選的第一天就開始興建菲利切水道（Acqua Felice），1587年完成，供水範圍遍即東半部，使當地享受充足水資源，曾是一片荒野的山丘如今種滿各種植物，教宗也得以在山丘上建設美麗的花園別 墅。一旦基本的公共建設完成，原先人口稀少、空氣清新、環境優美的東半部，馬上吸引大批居民、商人甚至是社會上層人士前來置產定居，使羅馬的發展邁入新階段。

如星芒般的道路系統不僅有實用性，西斯圖斯五世還將宗教意涵鑲嵌其中，使羅馬更顯神聖崇高。他曾這麼形容其所創設的道路系統：

這句話援引自拉丁文詩句「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以基督宗教的精神來看，所謂的「星體」意味人類經過努力與試 煉後，最終得到的救贖。教宗便以道路形狀，將此意涵在一個明確的空間內加以具像化。

位於星芒狀道路網正中央的聖瑪利亞大教堂，即為獻給聖母瑪利亞的教堂，她扮演著人類與上帝之間的中介角色，幫助人類取得救贖；教宗還在教堂東側增建西斯汀禮拜堂（Capella Sistine di Santa Maria Maggiore），放置耶穌出生地的遺跡，使道路的形狀也具備伯利恆之星（Star of Bethlehem）的意涵，強調耶穌作為救世主降臨人世；最後，聖瑪利亞大教堂位在山丘上，比喻成人類必須要跨過的艱難，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 星」的精神。簡言之，西斯圖斯五世創設的道路系統，可說是他為全人類所建通往救贖之地的道路，藉此更加突顯羅馬無論是實質上或象徵上，都是全歐洲最重要的 朝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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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檔案二號：遷移方尖碑的浩大工程

1585年，人們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Sancti Petri）附近，甚至不惜花錢購買視野良好的窗邊位置，只為了觀看一場千年首見的工程行動：搬遷方尖碑。

方尖碑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由古埃及文明大量創造，基於宗教與政治上的目的，古羅馬人花費不少力氣從埃及搬遷多座方尖碑安置在羅馬。中世紀時，唯一成功抵抗時間與人為摧殘而屹立不搖的，僅剩聖彼得大教堂旁的梵帝岡方尖碑（Obelisco Vaticano）。

因為15、16世紀歐洲興起一股研究柏拉圖哲學與古埃及文明的熱潮，原本著名的梵帝岡方尖碑更加受世人矚目。不少教宗開始計畫將梵蒂岡方尖碑遷移至聖彼得廣場，直接面對教堂正門，配合教堂打造宏偉景象。但方尖碑碩大的尺寸與重量成為最難以克服的問題，像是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曾多次要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執行遷移計畫，後者對此表現卻相當消極，因為他擔心方尖碑會因此而斷裂。直到西斯圖斯五世時期，這項曾擊敗多位建築師與教宗的工程才得以順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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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的，西斯圖斯五世相當積極地遷移梵蒂岡方尖碑，在當選的四個月後便下令召開會議來決定遷移方尖碑的最佳人選。這場會議吸引歐洲各地的建築 師、工程師及數學家，他們以模型或口頭報告的方式說明計畫。整個會議耗時約一個多月結束，決定指派豐塔納，教宗在不久後也給予他眾多特權，全力協助相關工程的進行。

為了搬運方尖碑，豐塔納利用巨大木條、滑輪、掛勾等工具，組建名為「城堡」的巨大三角形鷹架。以繩索穿過「城堡」與額外安裝在方尖碑上的滑輪後，再動用數百人力或馬匹便能移動方尖碑。準備動工的早晨，教宗為這次工程舉行了祈福彌撒，豐塔納接著下達執行命令。當負責傳遞訊號的吹奏手發出聲響，所有人員 同步開始行動。雖然「城堡」因承受巨大重量而發出聲響，但透過繩索與滑輪的牽引，總算將方尖碑抬起，水平放置在已鋪好圓木的地面上，米開朗基羅的顧慮並未成真。接著拆除「城堡」，移至新地點重組，等待方尖碑從舊址拖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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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相關準備工作又耗時一年，1586年9月，眾人再次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方，屏息以待方尖碑重新豎立起來的那一刻。確認工程順利結束的那一刻，在場民眾莫不歡聲雷動，就連教宗也急忙前去觀賞羅馬城內的新地標。

成功經驗鼓勵了教宗與豐塔納豎立更多方尖碑。他們挖出其他倒塌的方尖碑，並在接下來的三年間，依序安置於聖瑪利亞大教堂北側、聖喬凡尼大教堂 （Archibasilica Sanctissimi Salvatoris et Sanctorum Iohannes Baptistae et Evangelistae in Laterano）北側，以及波波洛城門（Porta del Popolo）南側。這些地點都是羅馬城內最重要、顯眼的位置，方尖碑的高大外觀充分融合精心設計的廣場、道路及建築，成為城內最顯眼的地標，形塑美麗壯 觀的城市空間。

不可否認的是，西斯圖斯五世可能帶著考古般的好奇心看待這些方尖碑，但作為教宗，也希望資源能用在有益於信仰與教會的工作上。當梵帝岡方尖碑的工程結束不久後，教宗隨即舉辦宗教儀式以淨化「異教成分」，並在頂端放置十字架與山丘雕像，再次呼應「歷經艱苦道路終達繁星」的概念，其它三座方尖碑也比照處 理。如此一來，西斯圖斯五世將原本用來彰顯帝國威望的古蹟，轉化為基督宗教戰勝古代異端的戰利品與朝聖地點，搭配星狀道路系統，更加突顯羅馬城的宗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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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羅馬的新路線

新道路系統的實用性，反映在當時出版的羅馬城導覽手冊中，借由他們的描述，得以觀察人們如何看待羅馬的轉變。由 16 世紀著名人文學者弗維歐（Andrea Fulvio, 1470-1527）撰寫，並在 1588 年由羅馬居民增補出版的《羅馬古蹟》（L’Antichita’ di Roma），大篇幅介紹西斯圖斯五世時期的新道路，包括連接地點、沿路經過的教堂、古蹟等。《羅馬古蹟》絲毫不吝讚美新道路的實用性，以最長的菲利切路為例，該書這麼形容：

後續段落也強調，菲利切路對於想前往教堂的沿路居民之重要性：那條道路相當便利，為提升大眾利益與公共便利性乃是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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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末的導覽手冊以更有系統的方式，指示讀者如何運用新道路往來各重要教堂，即時透露更多元的交通路線。著名建築師帕拉迪歐（Andrea Palladio, 1508-1580）在1544 年出版的《羅馬城內教堂、休息處、特赦儀式與聖人遺骸之描述》（Descritione de le Chiese, Statione, Indulgenze & Reliquie de Corpi Santi, che sono in la Città de Roma ，以下簡稱《羅馬城內教堂》），開宗明義表示要提供最便捷的參訪路線。當提及參訪聖瑪利亞大教堂、聖喬凡尼大教堂、聖十字大教堂及其週遭教堂的路線時，並未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直接前往，反而是要先沿台伯河岸到達卡比托林廣場後，再從廣場一帶尋路前往其所在位置。

1600 年出版的《高貴羅馬城之驚奇光輝事物、方尖碑的移動和水道。神聖教宗西斯圖斯五世為公共利益而做，寬大方便的道路》（Le Cose Maravigliose dell’Alma Città di Roma, con movimento delle Guglie & gli Aquedotti. La ample, & Commode Strade, Fatte à Benefice Publice dal Santissimo SISTO V. P. O. P., 1600，以下簡稱《高貴羅馬城》），提及的參訪景點與《羅馬城內教堂》沒有太大差異，但建議路線卻相當不同。

《高貴羅馬城》建議讀者從羅馬北端的波波洛廣場往南直達聖三一教堂（Chies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後，繼續往南並沿路參觀重要景點，遇到庇亞路（Via Pia）時暫時脫離原先路線，沿庇亞路往東參觀其他景點；從庇亞路折返後，建議讀者沿著先前道路，也就是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繼續行程。在《高貴羅馬 城》另外一天的行程中，建議讀者從聖喬凡尼大教堂開始，沿東南邊的城牆到達聖十字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Crucis in Hierusalem）後，直接往通往聖瑪利亞大教堂的道路前進。

《高貴羅馬城》的文句未直指菲利切路，但從當代地圖來看，唯一能符合建議路線的僅有菲利切路。簡言之，這兩本導覽手冊的規畫路線，立基在截然不同的道路條件上；其中差異再次反應出，當代人相當認同新道路系統的便利性，視之為往來重要教堂的另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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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末的羅馬：近現代歐洲都市計畫的重要先例

西斯圖斯五世的羅馬都市計畫是屬於教宗的文化傳統。眾多文字或圖像資料顯示，他的都市計畫相當程度奠基於前人累積的經驗與成果上：早從16世紀初， 已有利用筆直道路解決交通問題，並進一步美化城市景觀以提升教宗形象的先例。都市計畫除了道路系統，還包括位在道路兩端的重要建設，如教堂、宮殿、廣場 等，以宏偉外觀或特殊象徵意義，既強化道路系統的實用功能、美觀效果，也能宣傳教宗形象或宗教精神。

西斯圖斯五世對城市空間的重視不下於前幾任教宗，依自身所需重新詮釋前人經驗、成果，建構以宗教建築為中心的東半部羅馬道路網；如同負責規畫的設計師豐塔那所言，先讓觀者感受強烈視覺效果，進而讓世人更容易注意教宗的想法。

西斯圖斯五世的道路系統不僅規模更大，也更善用開闊空間及刻意創造的秩序感，積極整合道路、廣場、教堂、方尖碑等城市元素。最特別之處莫過於利用巨 大方尖碑，在廣場正中央建立萬眾矚目的顯眼地標。在此之前，羅馬都市計畫從未如此將眾多元素融為一體。西斯圖斯五世不僅承襲前人，更為後來的都市計畫奠定 另一個重要先例，直到今日仍處處可見，不斷提醒世人這段羅馬城市發展史上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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