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能換來更好的生活嗎?歐洲Z世代的「火爆之秋」與對民主的困惑
2026年秋天,法國高中生為了教師缺額、校舍與設備老舊與升學制度問題,接連封鎖校園。幾個星期後,德國30多座城市也出現以「Gen Z regelt」(Z世代掌權)為名的青年抗議。青年示威活動隨後也在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瑞士等國家舉行,令人聯想到1969年義大利工人為爭取薪資與勞動條件所發起的「火爆之秋」(L’Autunno caldo, Hot Autumn)。
Z世代出生時,歐洲福利國家制度已經相當成熟,他們的上一代已經歷1990年代的經濟成長與高等教育普及。然而,到了Z世代準備進入社會的時候,二戰後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卻面臨經濟成長放緩、人口高齡化與公共債務沉重等多重壓力。退休、醫療及長期照顧的財政需求持續增加,原本應協助青年世代取得教育、住房與經社發展機會的公共投資,也面臨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對一個從小生活在民主社會、相信教育與努力能夠改善命運的世代而言,這些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從政治態度到街頭動員:法、德Z世代青年的世代公平訴求
Z世代(Generation Z)一般指1997年至2012年間出生、於2026年約滿14至29歲的青年人。這項分期延續嬰兒潮、X世代、Y世代(千禧世代)等美國常用的出生世代分類。
政治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於1928年撰寫的〈世代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論文中指出,共同的出生時期,使人們在社會與歷史進程中處於相近的位置(generation location),因而面對某些共同的機會與限制。1997年至2012年間出生的人,在成長過程中普遍接觸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也共同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環境、COVID-19疫情與當今最火紅的AI技術發展(詳表1)。
然而,這些全球性變化在各國產生的社會影響並不一致。歐、美青年受到各自的移民政治、政治體系極化與福利制度改革所影響。
法國的青年抗議始於2026年9月下旬巴黎近郊的高中。根據《世界報》10月5日的報導,學生因教師短缺、班級擁擠及校舍與設備老舊而封鎖校園。抗議隨後擴大至全國,並要求改革法國大學入學分發平台Parcoursup。這場抗議暴露法國長期的教育資源分配問題。2026年,法國公立中等教育的教師人數已少於2008年,學生人數卻增加約25萬,使超過七成的普通及技術高中班級有30名以上學生。
這場抗議也引發法國社會對社會福利制度與跨世代資源分配的討論。路透社於10月13日根據法國政府預算法案附件披露,教育部預算約有32%、相當於285億歐元,流向公務員退休金專戶。自2000年到2023年間,法國全國公共退休體系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增加2.5個百分點,教育支出則減少0.5個百分點。OECD於2026年的法國經濟調查進一步指出,1940至1950年代出生者的退休金實質內部報酬率(real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亦即一生繳納的退休保險費與預期領取退休金之間,扣除通膨後的年化報酬率約為2.5%,但2000年前後出生者則降至約0.5%,顯示不同世代從退休制度取得的預期回報存在明顯差距。
《世界報》11月3日刊登的一篇評論,便將高中生抗議與退休支出對青年公共投資的排擠效果聯繫起來。學生提出的訴求主要集中於改善教育品質與升學機會,而教育體系面臨的資源限制,以及退休制度對不同世代的資源分配差距,也構成理解法國青年不滿的重要政治經濟背景。
德國的青年抗議同樣涉及福利制度與世代間的資源分配問題。2026年10月31日,德國青年以「Gen Z regelt」為名在全國30多座城市發起抗議,要求增加教育、心理健康與社會服務資源,改善生活可負擔性,並反對義務兵役。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指出,「公平分配負擔,停止削減年輕世代的資源」是運動提出的六項主要訴求之一。
此外,德國的退休制度也成為跨世代資源分配爭議的重要來源。2025年10月,基民盟與基社盟(CDU/CSU)的青年國會議員曾反對政府的退休改革方案,認為2031年以後增加的財政負擔將限制未來世代的政策選擇。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Sachverständigenrat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於2026年估計,法定社會保險總費率目前為42.3%,在現行制度運作下,2030年可能升至45.4%,2040年達49.7%,將使較年輕的世代在工作生涯中,須將更高比例的勞動所得用於支付社會保險費。與此同時,OECD的2026年教育報告顯示,德國2023年的教育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8.5%,低於OECD平均值的9.8%。
法國與德國的青年抗議,均反映出退休保障、社會保險與教育投資等種種公共資源的分配,如何影響不同世代的經濟處境。對包含Z世代在內的青年世代而言,這些制度安排除了涉及未來必須承擔的財政負擔,也關係到他們能否透過教育、工作與資產累積,逐步改善自身的經濟與社會地位。
個人努力是否能夠換取向上流動的機會?
對過去百年以來的青年世代而言,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取得穩定工作,進而躋身中產階級行列,曾經是個人走向經濟獨立與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徑。然而,近年美國與歐洲的民意調查顯示,愈來愈多青年人懷疑,自己是否還能透過憑藉教育、能力與個人努力實現向上流動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路徑,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
全球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在2026年的調查發現,只有19%的法國成年人相信現今的青年人將比父母世代過得更好;德國與英國分別為31%及33%。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2026年10月公布的青年民調則發現,美國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只有25%預期自己到了父母目前的年齡,經濟處境會比父母更好;27%則預期會更差。這是哈佛青年民調歷年來首次出現悲觀者多於樂觀者的情況,更有49%的受訪者表示,家戶經濟正面臨收支困難,或缺乏足夠的家庭財務安全感。
這種對未來的悲觀情緒並非青年所獨有。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6年5月訪問10,091名成年人,發現當中87%認為今天的青年人比父母世代更難購屋,82%認為更難儲蓄,64%認為更難找到工作。相較2021年的調查,這三項比例分別增加17、10及25個百分點。皮尤調查中心利用人口普查資料分析發現,2019年至2024年間,美國住宅價格中位數經通膨調整後上漲30%,40歲以下戶長家庭的所得中位數卻只增加9%。
除了美國,歐洲也出現類似的社會認知。Ipsos在2025年針對31國進行的經濟與社會平等調查亦指出,只有37%的Z世代受訪者認為個人的成功主要取決於自身能力與努力,嬰兒潮世代則有49%持此看法,兩者相差12個百分點,較2023年的8個百分點進一步擴大。Ipsos另一份住房調查則發現,接受調查的全球30個國家中,平均有71%的成年人認為,當今即使青年人努力工作、找到好工作,仍難以買到合適的住房。在這當中,荷蘭、英國與德國民眾認同此說法的比例,分別達80%、74%與72%,高於30國的平均比例71%。
從青年對教育、就業與住房條件的憂慮可以看出,法國與德國的青年抗議,除了反映對教育、福利與公共資源分配的不滿,也涉及青年人如何評價政府的施政能力,以及自身在政治決策中的地位。而當青年要求政府改善政策,是否意味著他們已對當前的民主制度失去信心?
失去對政府的信任,是否意味著失去對民主的信任?
對現行政治制度的運作感到不滿,是否意味著人們不再支持民主?德國旅遊聯盟國際股份公司(Touristik Union International AG, TUI)下屬的基金會(TUI Stiftung)委託英國市場調查公司YouGov,於2025年在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波蘭及英國七國,對6,703名16歲至26歲的青年進行線上調查。結果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民主體制優於其它政體,21%認為在特定情況下威權政體可能更好,另有8%認為民主與否無關緊要。然而,只有6%認為本國政治制度運作良好且不需要改革;33%主張需進行重大改革,14%甚至認為必須根本改變現行制度。
德國與法國的調查結果,則呈現青年對民主制度的支持,與對民主實際運作的滿意程度共同呈現下降趨勢。根據TUI基金會2025年的調查,德國16歲至26歲的青年中,有71%認為民主優於其它政體,法國則為52%。2026年的調查改以「民主是最佳政體」進行測量,德國與法國分別有53%及39%的青年表示認同。雖然兩年的題目與選項有所不同,無法直接計算支持率的年度降幅,但2026年報告中的長期比較仍顯示,兩國青年對民主制度優越性的認同有所減弱。至於對本國民主實際運作的滿意程度,2025至2026年間,德國從45%下降至35%,法國則由26%略降至25%。德國青年對民主運作的滿意度在一年內明顯下滑,法國則持續維持在較低水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25年的調查中,當問到在特定條件下偏好威權政體的比例,德國為15%,法國則達23%。這些結果呈現出兩國青年對民主原則及現行制度運作的不同評價,也顯示整體來看,法國青年有較低的民主滿意度,並伴隨較低的民主支持比例,對威權主義的喜好度也高於德國。
這些調查顯示,德、法青年對現行民主制度的失望,已經涉及對民主制度是否優越的評價。然而,對民主的不滿也可能形成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改革力量。TUI在2026年的調查發現,在認為政治制度運作不佳的青年中,有43%的法國青年與39%的德國青年要求增加公民參與政治決策的機會;約49%的法國青年與46%的德國青年則希望更嚴格追究政治人物的貪腐與不當行為。
另一方面,法國有35%的青年受訪者認為,民主與其它政體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德國則有26%的青年持此看法,顯示部分青年對民主作為最佳政體的信念已不再堅定。對法國與德國的青年抗議而言,教育、住房與世代資源分配引發的不滿,究竟如何轉化為政治訴求,以及青年是否相信現有民主制度仍有能力回應這些要求,都值得持續關注。這些政治選擇可能導向民主改革,也可能使青年願意接受其它統治方式。
這種政治分化已經反映在法國與德國的選舉之中。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的2025年選舉統計顯示,18歲至24歲選民中有27.3%支持左翼黨(Die Linke),19%支持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其中支持左翼黨的青年選民以女性較多,支持AfD的青年選民中則有較多男性。Ipsos發布的法國2024年國民議會選舉調查也發現,18歲至24歲投票者中有48%支持包含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不屈法國」(LFI)在內的左派聯盟,33%支持勒龐(Marine Le Pen)的極右派國民聯盟(RN)及其盟友。
這些現象呈現出青年政治選擇往不同方向分化的趨勢。但左派與右派對社會問題的診斷、責任歸因及改革方向並不相同。民眾對住房、教育及經濟前景的不滿,可能被轉化為要求擴大社會保障、改善公共服務的左派訴求,也可能與移民、國家認同及對建制派政治菁英批判結合,形成右派的政治動員。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Peter A. Hall與他的學生金成仁博士(Sung In Kim)的研究發現,認為自己目前的經濟處境不公平,與支持民粹右派及反移民態度具有較強關聯;認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分配不公平,與支持激進左派或中間偏左政黨具有較強關聯。這份涵蓋13個國家的研究,雖非以Z世代為特定調查對象,但卻充分解釋了,為什麼面臨相似經濟壓力的德國青年,可能支持左翼黨,也可能支持AfD,關鍵差異可能在於他們如何理解經濟與社會不公平。
政治學者Albena Azmanova則指出,持續的經濟不安全感,使部分青年更重視保障與秩序,也為右翼民粹政黨的政治動員提供條件。這些研究說明,青年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不滿,可能經由相互競爭的公平觀念、群體認同與政治責任歸因,轉化為截然不同的政治選擇。
民主制度、資本積累與福利資源分配的多重矛盾
這些世代分配爭議,也涉及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另一項矛盾。政治哲學家Nancy Fraser在〈資本與照顧的矛盾〉(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高度依賴家庭、教育及照顧制度所維繫的社會再生產能力,使社會能夠持續運轉。然而,追求資本積累的經濟活動,也可能壓縮勞動者維持生活、養育子女及照顧家庭所需的資源與時間。
隨著現代經濟的生產能力持續發展,勞動所得卻未必隨生產力同步成長,使部分家庭更難以透過工作取得穩定的生活保障。OECD的研究也發現,無論是房租或貸款的住房負擔、工作與家庭生活難以兼顧,還是照顧責任分配不均,都是影響生育選擇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人口高齡化進一步增加退休、醫療與長期照顧的財政需求,使政府面臨更大的公共支出壓力,也讓公共資源如何在不同世代之間分配,更加受到關注。
從這個角度觀察,法國與德國青年對教育、住房及對二戰後設計的退休制度的不滿,涉及更深層的生活條件問題。社會需要下一代接受教育、投入勞動力市場並承擔未來的公共財政責任,但青年人現今能否取得負擔得起的住房,並建立對組成家庭、累積資產,以及獲得足夠休息與照顧時間的期待,卻受到不同制度安排的制約。
這使世代公平的爭議不再侷限於退休金與教育預算的分配,而是延伸至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經濟發展所創造的資源,是否足以讓下一代建立穩定的生活,並取得相較於上一代更好的發展機會?而擺在眼前的是,當前的歐洲壓根看不到經濟成長的動能,民主制度、資本積累與福利資源分配的矛盾勢必加重。與此同時,極化的政治體系不利於建立妥協、形成共識的政治文化,使政府更難透過民主程序回應這些結構性問題。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 Jean Tirole)指出面對現在歐洲大陸的經濟狀況,「我們只關注短期利益」,就像「坦尼克號沉沒時,我們還在搬動甲板上的躺椅」。
這就是2026的火爆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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