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翼將突破防火牆？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地方選舉大勝，如何撼動德國政治

德國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的選舉於台北時間 2026 年 9 月 7 日凌晨落幕，選舉結果幾乎同時出爐，從 AfD 高達 43.8% 的得票率，以及只差 3 席即可在總席次 83 席中取得過半席次來看，AfD 突破「防火牆」只差臨門一腳。在這之前，我們先觀察此次選舉結果。

根據政黨票的統計結果， AfD 得票率 43.8%，基督教民主黨（CDU）17.1%，社民黨 9.3%，綠黨 8.9%，左翼黨 8.6%，極左派民粹政黨 BSW 5.3%，自由民主黨 2.6%，其餘政黨合計 4.4%。AfD 不但首次贏得薩克森—安哈特邦議會選舉，也直接翻倍了 AfD 在 2021 年的 20.8% 的得票率；相對地，基督教民主黨的得票率則直接腰斬，從 2021 年的 37.1% 重挫到 17.1%，創下極其難堪的跌幅。（見下圖1）

席次方面，薩克森—安哈特邦議會的常設席次為 83 席，按邦選舉辦法所列規則，德國邦選舉的「聯立制兩票制」分為投給單一選區候選人的第一票，及投給政黨的第二票，而議會席次分配是以第二票政黨票為基礎，並只把跨過 5% 門檻的政黨納入分配。在本次薩克森—安哈特邦選舉中，最後議會席次分配結果，AfD 取得 39 席，距離過半的 42 席僅相差 3 席。基民黨 15 席、左翼黨 8 席、綠黨 8 席、社民黨 8 席、BSW 5 席（見上圖2）。在單一選區的 41 席中，AfD贏得了 38 席，左翼黨贏得 3 席，其他政黨全軍覆沒。

換言之，AfD 雖然大勝，仍未能在邦議會中單獨過半。

德國採取聯立制兩票制的憲政制度設計目的有二：其一是此制度相對有利於小黨取得議會席次，避免單一政黨執政，讓政治能成為協商與彼此妥協的藝術；其二是在組閣階段，由於政黨一定程度脫離了選民的控制，因此取得議會席次的政黨之間，彼此的協商過程幾乎是政黨的專利，各政黨能夠在代議政治下實踐政治專業，但這也使組閣時間可能隨協商時間拉長而充滿各種變數。

即便如此，選舉結果的數字攤在眼前，各黨派的立場在現階段「盍各言爾志」的情況下也相對明確。

籌組薩克森—安哈特邦政府的三條可能路徑

先談談此次大勝的 AfD，該黨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黨團主席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表示，他會尋求其他政黨中的議員改披 AfD 黨籍。這意味著西格蒙德要進行政治交易，使某個黨的議員加入 AfD。

這似乎有些顛覆我們之前對政黨政治的想像。然而在現實中，邦議會議員即便是由第二票政黨名單所選出，當邦議會議員改披其他政黨黨籍，也並不會因為被原政黨開除黨籍而喪失議員資格。

薩克森—安哈特邦憲法第 41 條第 2 項明定，邦議員代表的是全體人民，不受指令拘束，只服從自己的良心。邦議會官方對「Abgeordnetenmandat」（民意代表職權）的說明也很清楚：議員在任期內，原則上只能因自願辭職或依法喪失資格等特定原因失去席位，不會因為退出或遭逐出黨團而失去議席。

而且 AfD 在薩克森—安哈特邦已有非常直接的先例。2026 年 1 月，AfD 議員利施克（Matthias Lieschke）被 AfD 黨團開除。利施克當年其實是透過 AfD 邦級名單進入議會，但被 AfD 開除黨籍後仍然繼續擔任邦議員，只是成為無黨團議員。 2017 年 AfD 議員迪德里希斯（Jens Diederichs）退出 AfD 黨團後甚至直接加入基民黨黨團，席位照樣保留。

所以，對西格蒙德而言，從意識形態立場較為接近的 BSW 或是基民黨挖角 3 席議員過去，AfD 即可在邦議會過半，這對他來說，是取得邦總理一職最快的方法。

第二個選項則是與 BSW 進行組閣談判。但 BSW 當前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共同黨魁維蒂希（Claudia Wittig）依舊堅持「超黨派總理」方案，而拒絕在第一時間與 AfD 合組聯合政府，即使 BSW 曾譴責主流政黨對極右翼的「防火牆」是反民主的。

根據 Infratest dimap 的選後出口調查顯示，有 52% 的薩克森—安哈特邦選民贊成 AfD 參與下一屆邦政府；但表達贊成的選民高度集中於 AfD 與 BSW 支持者。AfD 選民有 95% 贊成，BSW 也有 57%，相較之下，基民黨（CDU）、社民黨、左翼黨與綠黨反對比例分別高達 81%、85%、89% 與 94%。（參見圖3）

因此，即使防火牆在主流政黨各自的選民基礎內仍然相當牢固，但在整體民意層次已出現裂縫。尤其在支持 BSW 的受訪民眾中，57% 支持打破防火牆讓 AfD 組閣，這肯定會使 BSW 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黨團感受到民意壓力，增添 BSW 加入以 AfD 為首聯合政府的契機。

但薩克森—安哈特邦的政府籌組局勢仍有第三條路徑。選舉結果出爐後，基民黨、綠黨、社民黨與左翼黨 4 黨合計同樣握有 39 席，只要再取得 BSW 5 席中的 3 票，便可跨過 42 席的絕對多數門檻。

依薩克森—安哈特邦議會程序，邦總理選舉前兩輪均須取得全體議員絕對多數；若兩輪皆無人過關，議會將先決定是否提前解散，若決定不提前解散，第三輪即可由取得有效票簡單多數者當選。因此，AfD 若無法在前兩輪補足缺少的 3 票，基民黨很可能成為另一個組閣中心，嘗試整合非 AfD 陣營以及部分 BSW 議員。

然而，這條路同樣卡在基民黨自己設下的政治紅線。基民黨在 2018 年第 31 屆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明確拒絕與左翼黨及 AfD 組成聯合政府，或進行「類似形式的合作」。這使基民黨陷入相當尷尬的席次算術：若要阻止 AfD 取得邦政府，現成的非 AfD 多數幾乎勢必要納入左翼黨的 8 席；若嚴格遵守 2018 年的決議，就只能有 31 席，根本無法取得組閣資格。

薩克森—安哈特邦選後的組閣僵局，因此同時考驗 AfD 的挖角能力、BSW 的投票選擇，以及基民黨是否願意立刻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解除與左翼黨合作禁令的新決議。

再者，直接面對這項議題的其實是 BSW。此話怎說？名義上 AfD 與 BSW 雖分屬右、左意識形態兩端，但根據意識形態的馬蹄鐵形狀分配觀點，相對於 AfD 與 BSW 各自和中間派的立場差距，這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反而是最接近的。現實狀況也確實如此：雖說 BSW 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共同黨魁維蒂希（Claudia Wittig）依舊堅持「超黨派總理」方案，而拒絕在第一時間與 AfD 合組聯合政府，但 BSW 曾譴責主流政黨對極右翼的「防火牆」是反民主的，且根據出口民調顯示，支持 BSW 的受訪民眾中有 57% 支持打破防火牆。

此外，民調機構 Infratest dimap 的選民流向分析指出，大約有 2000 名原本傾向支持 AfD 的選民，在最後關頭戰略性地將票投給了 BSW。主要原因就是 BSW 在選前便積極釋出「願意撕毀防火牆、甚至與 AfD 共同推舉邦總理」的強烈信號。這群選民成功將 BSW 推過 5% 的得票門檻（最終得票率約 5.1%），使其順利取得邦議會的席次，成為可能助推極右翼執政的關鍵少數。

究竟 BSW 提出的「超黨派總理」有什麼具體的意涵，以至於 BSW 直到現在都捍衛這一套方案？並看似成為 BSW 與 AfD 之間合組政府的障礙？

圓桌會議 2.0：歷史源流、制度構想與批判

在這次選舉中，BSW 重新提出「圓桌會議 2.0」（Runder Tisch 2.0）方案作為當前議會制度改革的替代方案，這個提案之所以在德東具有政治感染力，原因在於它直接召喚了 1989 年至 1990 年東德轉型時期的歷史記憶。

當時的「圓桌會議」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協商機制，而是建立在舊政權迅速失去正當性、正式民主制度尚未完成重建的過渡時刻。1989 年 12 月 7 日成立的「中央圓桌會議」（Zentraler Runder Tisch）由新興反對派、教會、舊有政黨與東德政權的代表共同參與，在事實上扮演了權力監督、危機協調、維持轉型期間各項秩序與民主轉型平台的多重角色。在地方層級也陸續出現大量圓桌會議，協助維持秩序、推動公開監督，並為自由選舉鋪路。

當時圓桌會議處理的事情其實非常重大，包括要求解散國家安全部（Stasi）、推動自由選舉、討論新選舉法、憲法改革，以及監督東德最後一任的莫德洛（Hans Modrow）政府。圓桌會議自 1989 年 12 月一直運作到 1990 年 3 月東德第一次自由人民議會選舉前夕，並被德國聯邦廣播電台（Deutschlandradio）稱為一所「民主學校」（Schule der Demokratie）。

BSW 如今提出的「圓桌會議 2.0」，顯然有意把這段東德政治記憶重新轉譯到當前邦政治。依 BSW 的提議，「公民政府」（Bürgerregierung）的推動將使邦議會成為「圓桌會議 2.0」，所有政治力量都將被納入，沒有誰被排除，且議會可依具體議題組成變動多數，從而突破既有政黨對抗與聯盟僵局。這套設計與 BSW 主張的「超黨派邦總理」、由專業人士組成內閣，以及對 AfD 採取「議題合作」態度彼此連動，其政治效果，是替打破防火牆提供一套帶有歷史光環的制度語言。

BSW 要借用的，其實是採取圓桌會議的 3 項元素：

第一，打破固定政治陣營。1989 年的圓桌讓舊政權與反對力量坐在同一張桌子旁；2026 年的「2.0」則主張拆掉「誰絕對不能跟誰合作」的界線。這直接指向德國主流建制派政黨對 AfD 設下的防火牆。

第二，以協商取代固定多數。1989 年的圓桌本來就是談判型政治；BSW創辦人瓦根克奈希特（Sahra Wagenknecht）則把它改造成「每一項政策重新找多數」的議會模式。

第三，帶入政黨體系以外的人。1989 年的圓桌有公民運動、教會、社會組織；BSW 現在則主張由醫師、護理人員、企業界、專業人士等進入「公民政府」，所以才提出「能力優先於黨證」。薩克森—安哈特的維蒂希就以醫療政策作例子，主張醫師、護理人員、醫院管理者與病患代表可以直接進入治理結構。

然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1989 年的圓桌會議，出現在威權體制崩解、憲政秩序尚未完成民主重建的背景下；它的存在基礎，是政治上的正式代表制度暫時不足，必須由一種過渡性的公共監督機制補位。但今天的薩克森—安哈特邦或圖林根邦則完全不是這種情況。邦議會由競爭性選舉產生，邦政府、反對黨與憲政架構都在運作之中。

把「圓桌會議」這個原本屬於民主化過渡期的制度運作，搬到當代議會政治內部使用，容易產生一種歷史置換的錯覺，它把原本帶有反威權與民主重建意義的記憶，轉化為替 AfD 進入制度核心，鬆綁行政權的正當化話語。

從制度面看，這套構想也有明顯張力。若由超黨派人士出任邦總理、內閣以「專業」人士組成，再由議會依個別法案臨時尋找多數，政治責任將變得分散。若施政出了問題，究竟該由總理、內閣、提供多數的政黨，還是幕後施加影響力的 AfD 負責？AfD 甚至可能在不正式入閣的情況下，取得關鍵政策的實質否決權或交換能力，卻無須承擔完整執政責任。就此而言，「圓桌會議2.0」更像是一種包裝精巧的政治修辭，它借用 1989 年的民主記憶，淡化與 AfD 合作的規範成本，並把防火牆鬆動描述成一場新的東德政治創新。

梅爾茨的總理時間進入倒數計時階段？

在 AfD 可能即將於薩克森—安哈特邦執政的陰霾下，薩克森—安哈特邦的外籍移民，無論是否已取得合法居留身分，都難掩惶惶不安的情緒。基民黨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慘敗則把政治波瀾一路推向柏林，為同黨籍聯邦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的政治生命投下一枚幾近毀滅性的核彈頭。

諷刺的是，梅爾茨過去曾誓言要把 AfD 的支持度「砍半」，如今 AfD 的得票率由 2021 年的 20.8% 暴增至 43% 以上，支持率幾乎翻倍；基民黨則失去超過一半選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選舉結果已很難再被當成一場可以與柏林切割的地方敗選，它直接衝擊梅爾茨多年來的一項核心政治判斷，即基民黨只要在移民、治安與文化議題上向右移動，就有機會從 AfD 手中奪回保守派選民。

這次基民黨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選舉結果，至少在德東證明了梅爾茨這項策略遭遇了嚴重挫敗。《金融時報》專欄指出，梅爾茨已被逼到繩索邊、陷入危局，文中甚至討論伍斯特（Hendrik Wüst）這位現任北萊茵–西伐利亞邦邦總理作為接班人的可能性。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的選後分析更指出，基民—基社聯盟黨內已出現要求梅爾茨辭職的聲音，且基民黨在下一次聯邦大選再次由梅爾茨領軍的可能性已明顯下降。

梅爾茨接下來幾乎沒有喘息時間。2026 年 9 月 20 日，德國梅克倫堡—佛波門邦（Mecklenburg-Vorpommern）與柏林將在同一天舉行邦級選舉，前者是 AfD 另一個勢力極強的德東邦，後者則是德國聯邦首都。倘使基民黨在兩地再次遭遇重挫，薩克森—安哈特邦的選舉結果就會從地方的極端值轉變成一組連續的選舉數據，顯示梅爾茨既無法遏止 AfD，又無法穩住基民黨自己的選民。

梅爾茨是否還具有帶領基民—基社聯盟走到 2029 年聯邦大選的政治權威？若進入後梅爾茨時代，德國又是否會在俄烏戰爭以及中國政策立場上改弦更張，都為當下全球政治的不確定性再添上難以忽視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