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防火牆崩塌？如果德國極右翼AfD勝選，德、美之間的國家安全裂痕顯現

即將失序的德國國家安全聯邦主義？

德國聯邦制對外交與國防在聯邦與邦層級的權限劃分是很明確的。德國憲法《基本法》第32條規定，與外國維持關係原則上屬於聯邦事務；第73條又將外交事務、國防與民防列入聯邦專屬立法權。這意味著德國各邦政府，如即將於2026年9月舉行邦選舉的薩克森—安哈特（Sachsen-Anhalt）和梅克倫堡—佛波門（Mecklenburg-Vorpommern）邦政府，無權自行決定是否停止援助烏克蘭、解除對俄羅斯制裁，更不能改變德國對北約的承諾。這些政策方針仍由總部位於柏林的聯邦政府掌控。

但德國的安全體系並沒有因此完全集權於聯邦政府。因《基本法》第30條確立另一項聯邦原則：除非《基本法》另有規定，國家權力的行使與公共任務由各邦負責；各邦政府又可透過派代表擔任聯邦參議院議員，以參與聯邦立法與歐盟事務。 因此，國家安全政策一旦進入實際運作的領域，舉凡警政、情報、交通、教育與基礎設施，聯邦政府便需要與十六個邦政府共同運作。

在聯邦政府與邦政府政治方向一致時，這套分工可以形成相互支援的安全網絡，但如果某個邦政府在俄羅斯、北約或德國軍事政策上與聯邦政府發生根本分歧時，原先依靠合作維持的聯邦結構，就會出現嚴重的衝突。在雙邊衝突的情況下，聯邦政府是否還願意分享敏感資訊，而邦政府又是否願意完整配合聯邦與北約的安全部署？這正是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可能取得邦級行政權後，德國將開始面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魏克斯曼（Matthew Waxmann）提到的「國家安全聯邦主義」（national security federalism）問題。

德國國內情報體系就是一個明顯例子。除了聯邦憲法保衛局（BfV），德國十六個邦各有自己的憲法保衛機關，隸屬各邦內政部。聯邦憲法保衛局並沒有對邦級機關的一般指揮權，雙方依法律進行合作與資料交換；警察體系同樣具有聯邦與各邦並存的結構。 聯邦政府可以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但實際蒐集情報、維持治安與執行部分安全措施的機構，卻有相當部分掌握在邦政府手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魏克斯曼（Matthew Waxman）將這類制度關係稱為「國家安全聯邦主義」（national security federalism）。他主張，分析國家安全不能只看聯邦政府內部的權力分工，還必須加入聯邦與各邦之間的「垂直軸線」；聯邦與各邦政府的合作可能提高政策效率，也可能因權限、資訊與政治責任的分散產生摩擦。這個概念原本用來分析美國911事件後的反恐與情報制度，而放到今天的德國，則提供了一個理解邦級政治如何進入國家安全領域的分析框架。

德國近年的《德國作戰計畫》（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OPLAN DEU）更清楚呈現這種結構。德國聯邦國防軍指出，《德國作戰計畫》由軍方統籌國土與聯盟防衛，但執行時必須結合邦政府、地方機關與民間部門；尤其內部安全、交通規劃與交通基礎設施，都需要各邦參與。聯邦國防軍甚至明言，在危機尚未進入正式的「緊急狀態」或「防衛狀態」以前，許多準備工作的權限仍然位於各邦。

AfD進入邦政府後可能造成的情報與後勤安全斷點

雖說德國《基本法》本身已預留安全情勢惡化後，可逐步強化聯邦指揮權的機制，但在和平時期、危機前期以及尚未進入正式緊急或防衛狀態的階段，德國的國家安全系統同時依靠聯邦政府與其他十六個邦政府之間的合作。

如果AfD在薩克森—安哈特邦取得執政權，德國安全體系內部的資訊共享原則將率先受到考驗。德國社民黨籍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Boris Pistorius）今年（2026年）7月已公開表示，他對將德國國防軍的機密資訊交給AfD的政治人物抱有「極大的疑慮」，希望阻止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加入政府後取得機密資訊，並稱國防部正在研究哪些機密資料可以提供給哪些人。皮斯托里烏斯提出的理由之一，是AfD部分政治人物與俄羅斯的關係及相關安全疑慮。

共享機密資訊可能產生的問題在邦內政部尤其敏感。德國各邦擁有自己的憲法保衛機關，一旦AfD掌握邦內政部，部長便可以更換邦憲法保衛局領導人、調整工作重點，也可能接觸該機關手中握有的情報資料。前任布蘭登堡邦憲法保衛局長穆勒（Jörg Müller）指出，這類資訊甚至可能涉及情報來源及過去的偵查方向。由於聯邦與各邦安全機關之間存在密集的情報交換，因此一個邦內部的政治變化，也可能影響其它邦及聯邦機關對共享敏感資料的意願。

社民黨籍圖林根邦內政部長邁爾（Georg Maier）於2026年8月因此提出，應在聯邦與各邦共同使用的憲法保衛體系中建立內部的資訊防火牆（Chinese Walls），將右翼極端主義與反間諜的部分資料隔離，避免流向未來可能由AfD掌握的薩克森—安哈特邦政府。邁爾同時承認，不可能把一個邦完全排除在安全網絡之外，因為恐怖攻擊、間諜活動等威脅仍然需要跨邦合作。

德國官員討論這種安排時，經常援引2018年的奧地利經驗。當時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FPÖ）控制內政部後，發生警方突襲國內情報機關BVT，並查扣包含右翼極端主義調查案及外國合作夥伴資料在內的文件，引發機密資訊可能流向極右翼政黨的隱憂。事件發生後，由歐洲多國情報機構組成的「伯恩俱樂部」（Bern Club）中，部分國家的情報機關因此縮減了對奧地利的情報分享。奧地利的案例顯示，跨政府的情報合作取決於合作機關之間是否相信情資能受到妥善的保護。

第二個安全斷點出現在軍事後勤與地方行政。德國最新版的《德國作戰計畫》（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OPLAN DEU）把德國定位為北約向東部增援的重要樞紐。依德國聯邦國防軍公布的資料，危機時可能需要在六個月內協助多達80萬名盟軍及20萬輛車輛穿越德國，相關支援涉及道路與鐵路運輸、港口與機場、交通管制、住宿、燃料、維修、醫療以及安全維護。

這些任務不可能單靠聯邦政府或國防軍完成。《德國行動計畫》由聯邦國防軍統籌，但官方資料明確指出，在和平時期、尚未進入正式緊急或防衛狀態以前，部分準備工作仍屬各邦權限；內部安全、交通規劃與交通基礎設施尤其需要邦政府參與。

目前聯邦國防軍已與包括薩克森—安哈特、梅克倫堡—佛波門在內的多個邦政府均簽署軍事運輸行政協議，十六個邦的國防軍邦級司令部也負責與地方政府協調軍民合作及盟軍的「東道國支援」（Host Nation Support）。（註一）這套安排也符合北約近年對「韌性」（resilience）的理解。北約將政府持續運作、能源、醫療、通訊與交通列為國家韌性的基本要求，並把民間支援軍事行動列為民事準備的三項核心功能之一。北約目前約四分之三的東道國支援來自地方商業基礎設施與服務，因此地方行政在集體防衛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也使AfD可能取得邦政府執政權一事，產生一項制度上的兩難。北約與德國聯邦國防軍愈依賴邦政府完成交通、警察、民防與後勤協調等任務，聯邦政府就愈需要向地方提供必要的資訊，結果可能形成惡性循環：當邦層級執行的重要性提高，資訊共享的需求隨之增加，然而在特定黨派掌握邦政府的情況下，因聯邦政府對邦政府政治信任度下降，使聯邦政府必須限制部分情資，而情資受限又反過來增加邦層級執行國防準備的難度。安全聯邦主義所依靠的政治互信，也就在這個環節承受壓力。

註一：東道國支援（Host Nation Support, HNS）是指當盟國軍隊在和平時期、危機轉換期或戰時進入、通過或部署在主權國家領土內時，由該「東道國」（如德國）所提供的各種民事與軍事協助，旨在確保盟軍部隊能夠快速且順暢地接收、中轉與展開行動。參見立陶宛國防部對HNS的說明。

邦選舉中的「外交事務」

德國各邦沒有獨立的外交與國防決策權。然而，俄烏戰爭及其之後的對俄制裁、美軍與北約在德國的部署及軍事活動，還有重新輸入俄羅斯天然氣等議題都已經進入德東邦議會選舉。這些議題原本主要由聯邦政府處理，如今卻成為邦層級選舉競爭與選民動員的重要組成部分。邦政府無法自行停止軍援烏克蘭或解除對俄制裁，但仍能透過邦級行政權、聯邦參議院以及邦層級的施政，將外交與安全議題中的爭議帶入地方治理。

在薩克森—安哈特邦的極左派政黨「莎哈–瓦根尼科希特–理性與正義聯盟黨」（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 Vernunft und Gerechtigkeit, 後文簡稱為BSW） 黨部所公佈的2026年政綱中，相當集中地呈現了這種現象。該黨反對把薩克森—安哈特邦建設成北約軍事運輸與後勤樞紐，反對北約演習使用民用基礎設施與擴大邦內的軍事演習設施、國防軍進入學校，也反對軍事力量介入大學研究。

BSW的政綱同時要求不要在德國部署新的美國中程飛彈，這是因為美國總統拜登與德國前總理蕭茲（Olaf Scholz） 在2024年7月共同宣布，美軍自2026年起將在德國境內進行長程火力的階段性部署，包括SM-6、戰斧巡弋飛彈與仍在發展中的高超音速武器，並為日後較長期部署做準備。

梅克倫堡—佛波門邦的最大城市兼波羅的海重要港口—羅斯托克（Rostock），已從純商業港口轉型為北約的軍事戰略重鎮。北約於2024年10月正式啟用「波羅的海特遣戰術部隊指揮部」（Commander Task Force Baltic）。該指揮部由德國海軍主導並結合芬蘭、瑞典等多國軍事人員，平時負責維護波羅的海的海上安全與防範像是無人機偷襲、海底電纜被切割等潛在侵略，戰時則直接接掌並指揮北約交付的海上部隊。但BSW要求降低軍事運輸、維持羅斯托克港的商業用途，並明確反對特遣戰術部隊指揮部的設立。

除了國防政策外，能源政策也沿著同一條路徑進入邦選舉。BSW的梅克倫堡—佛波門邦黨部在2026年政綱中要求恢復俄羅斯天然氣直接供應。同邦的AfD黨部則於該黨發布的2026年政綱要求盡快啟用仍完整的北溪二號B線，並修復受損管線。在薩克森—安哈特邦，AfD邦議會黨團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2022年9月就提出「不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的議案，敦促邦政府運用其政治影響力要求聯邦政府改變政策。（圖1）

這些地方政治立場還存在一條影響布魯塞爾的制度管道。德國《基本法》第50條與第23條規定，各邦需派出代表組成聯邦參議院，以參與聯邦立法、行政與歐盟事務；只要歐盟政策涉及邦的權限，聯邦政府就必須納入聯邦參議院意見。若議題主要涉及邦的立法權、行政組織或行政程序，聯邦參議院的立場具有更高拘束力；此外，依《基本法》第23條第6項，在學校教育、文化與廣播等邦專屬權限領域，德國在歐盟理事會行使會員國權利時，聯邦政府甚至可以授權由聯邦參議院指定的一位邦部長代表德國出席會議、參與談判並行使表決權，但仍須與聯邦政府協調，並維護德國整體的國家利益。

不過，這種參與並不構成德國邦政府的獨立外交權。以對俄制裁為例，德國在歐盟理事會中的立場仍由聯邦政府代表，單一邦既沒有自己的席位，也不能自行否決制裁；各邦的影響主要出現在政策形成以及政策執行階段時的「配合程度」。

今年（2026年）的德國邦選舉甚至已經成為外國資訊操作的目標。《路透社》於2026年8月引述德國安全部門消息指出，俄羅斯支持的「俄羅斯套娃」（Matryoshka）資訊操作正加強介入德國九月舉行的三項邦選舉，主要攻擊基民盟、社民黨、綠黨與自民黨等政黨，而AfD與BSW較少成為攻擊對象。俄羅斯資訊戰中指控的事項包羅萬象，包含德國總理梅爾茨「被辭職」，以及政治人物涉嫌挪用公款、性騷擾等虛假指控。

雖未有明確的證據可證明莫斯科與AfD和BSW之間存在選舉政策協調，但至少說明德國邦選舉已經進入俄、德政治競爭與資訊戰的範圍。

處在大國競爭中的德國三邦選舉

從華盛頓與北約的角度看，2026年9月的薩克森—安哈特、梅克倫堡—佛波門與柏林三場選舉結果與影響，就自然不僅是「政黨輪替」。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ECFR）編輯總監、前《經濟學人》柏林分社社長克里夫（Jeremy Cliffe）於今年（2026年）7月發布的研究指出，AfD目前對德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仍以間接方式為主，但若該黨首次取得邦政府行政權，這種影響便會進入新的階段。研究特別注意到，AfD可能取得邦執政權的時機點，恰好發生在德國快速增加國防支出與強化歐洲軍事角色之際。一個軍事能力持續上升的德國，其邦層級政治方向如果同時發生重大變化，對歐洲安全的意義也會跟著放大。

誰能想像，一個因俄烏戰爭而快速擴張國防預算的德國，若其邦層級政治逐步由對納粹歷史屢有爭議表述、並主張改善對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AfD取得行政權，這對法國、波蘭、捷克等曾深受德國軍事擴張影響的鄰國而言，德國重新武裝的意義也將隨之改變。歐洲各國必須重新評估，這支日益強大的德國軍事力量究竟仍是北約安全的支柱，還是可能伴隨德國內部政治轉向而產生新的不確定性？

AfD在德國未來可能取得邦政府執政權一事，恰恰映照出幾組國際關係中的矛盾。

首先，華府對AfD缺乏政策上的統合性。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公開宣稱民主政治「沒有防火牆的空間」（There is no room for firewalls），會後又與AfD共同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會面 。

幾個月後，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宣布將AfD列為「確定的右翼極端主義組織」時，美國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更公開批評德國的作法，稱其為「披著偽裝的暴政」（tyranny in disguise），並要求德方撤回決定。德國外交部則罕見地直接反駁，強調相關認定來自依法進行的獨立調查，目的在保護德國憲政民主。該項認定其後因AfD提出訴訟而暫停適用。

范斯與盧比歐的言論顯示，川普政府已把德國建制派對AfD的政治隔離與安全監控，理解為干預民主代表性和言論自由問題。此後AfD也積極經營MAGA陣營，魏德爾與AfD聯邦副主席、國會黨團副主席馮．施托希（Beatrix von Storch）等人持續與川普政府官員及美國保守派網絡密切接觸，試圖藉由華盛頓的政治支持突破其在德國與歐洲政黨體系中的孤立。

但美國與AfD這層政治親近關係，同時存在明顯的戰略矛盾。克里夫的研究同時指出，AfD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完全轉向美國，其內部存在兩條競爭路線：魏德爾較傾向與川普領導的美國建立跨大西洋右派聯盟；AfD另一位共同主席楚帕拉（Tino Chrupalla）及部分德東勢力則主張「歐亞路線」，希望德國在美、俄之間保持較大的戰略自主，並恢復與俄羅斯的能源與政治關係。

AfD同時積極經營俄羅斯與中國關係。2024年11月，AfD聯邦眾議員羅特富斯（Rainer Rothfuß）與巴伐利亞邦議員辛格（Ulrich Singer）赴俄羅斯索契參加「金磚國家—歐洲」（BRICS—Eurrope）研討會並與俄羅斯前總統、時任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進行閉門討論。AfD國會黨團外交政策發言人富隆邁爾（Markus Frohnmaier）今年（2026年）6月赴俄參加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會晤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執行長米勒（Alexei Miller）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經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並主張重新啟用北溪天然氣管線、恢復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

AfD共同主席楚帕拉則在今年（2026年）1月與黨內議員科姆寧（Enrico Komning）訪問中國，先後訪問上海、北京與香港，並與中國政府及商界人士會面。德國媒體指出，楚帕拉此行旨在擴大AfD與中國之間的政治與經濟聯繫；而魏德爾本人在6月底亦公開主張解除對俄羅斯的貿易制裁，恢復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進口。

而中國與俄羅斯的滲透問題也使這種矛盾更加敏感。像是AfD前歐洲議會首席候選人克拉（Maximilian Krah）的助理郭建（Jian G.）在2025年被德國法院判處近五年徒刑，法院認定他早在2002年開始長期替中國情報機關蒐集歐洲議會與中國異議人士資料，係一名中國特工。

更令台灣民眾熟悉的是以下的案件。根據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和多方調查，在圖林根邦議會的AfD黨籍議員在2020-2025年間，利用其議員身分的合法權限，密集且異常地提出了高達7,000多次涉及軍事、關鍵基礎設施、國防防衛細節的書面質詢。安全單位指控，這些AfD議員正試圖利用「議會質詢權」洗出德國的敏感軍事機密，並直接將這些敏感數據轉交給俄羅斯情報機構。

這些案件不能直接推論為AfD接受莫斯科與北京的指揮，但這些爭議也說明，華府將AfD主要理解成「遭歐洲建制派排斥的保守派反對力量」，與美國國安體系把俄羅斯和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的政策邏輯之間，存在難以忽視的落差。

因此，美國當前政治高層與AfD之間形成了一種頗為特殊的關係：在文化戰爭、移民、言論自由與反建制政治上，MAGA與AfD具有高度政治共鳴；但落實到對俄羅斯、中國、北約及德國的地緣政治定位，兩者的利益卻未必一致。克里夫因此將AfD描述為一個同時受到「大西洋派」與「歐亞派」拉扯的政黨。若AfD仍是反對黨，這種矛盾主要停留在外交論述；但一旦AfD取得邦政府行政權，並開始接觸情報、警察、基礎設施與北約相關事務，美國當前共和黨高層對AfD的政治支持，與美國國安、國防單位對AfD的安全疑慮將直接火車對撞。

換言之，美國自身最敏感的戰略利益究竟為何？「讓美國再次偉大」用說的很容易，但落實在具體的政策中則是充滿了漏洞與矛盾，這是川普外交政策最大的罩門，而這一次，德國恰恰成了矛盾最先露出國安裂痕的地方：華府試圖以「反建制」與「言論自由」之名替AfD拆除防火牆，卻可能親手姑息出一個在俄羅斯、中國與北約問題上與美國安全利益背道而馳的政治力量。

中文翻譯版：

AfD黨團　提案

切勿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邦議會茲此決議：

要求邦政府在聯邦層級積極倡議，不直接或間接向烏克蘭運送任何進一步的軍事裝備及任何類型的武器。

理由

聯邦政府實施的對烏克蘭武器運送，基本上造成了兩種影響：這使德國間接成為當前烏克蘭國土上衝突的當事方，且延長了這場衝突。運送戰時武器者，其自身亦將成為戰爭的當事方。運送武器從未曾帶來武裝衝突的和平解決。

無論是德國還是薩克森-安哈特邦，對這兩者顯然都不會有興趣。相反地，我們的利益在於這場衝突能盡快結束，且我們的利益在於不被捲入其中而成為衝突的當事方。

因此，向戰爭當事方運送武器應予以禁止。此外，烏克蘭既非歐盟成員國，亦非北約（NATO）成員國，因此我們不與烏克蘭存在政治或軍事同盟關係，從而並無義務去支持該國。

所謂的道德責任亦不存在，因為武器運送只會延長包含平民在內的苦難。因為在過去類似的衝突局勢中（如1998/99年的科索沃），遭受攻擊的國家並未獲得支持，且烏克蘭現任政府具有強烈的腐敗特徵。

此外，軍事支持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德國和薩克森-安哈特邦將永久失去作為經濟夥伴的資格。然而，繼續與俄羅斯進行經濟合作，符合我們邦的根本利益。

奧利弗．基爾希納（Oliver Kirchner）

黨團主席

烏爾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

黨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