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台灣友好的代價：中國制裁立陶宛有效嗎？中東歐國家對中路線的分歧與抉擇

編按：台灣與立陶宛近年關係密切，2021年11月，「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在維爾紐斯（Vilnius）正式設立，打破歐洲國家長期以「台北」為名設立台灣代表機構的慣例，卻也引發中國對立陶宛採取外交降級與經濟制裁。今年（2026年）適逢代表處設立五週年，《轉角國際》作者徐曉強撰文回顧5年來台、立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本篇聚焦於立陶宛如何應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另一篇則分析台、立雙邊經貿合作的具體成果與挑戰。

若把視角拉到歐洲地緣政治，立陶宛在 2021 年受中國經濟制裁所承受的經濟壓力，既考驗了中小型民主國家的經濟韌性，也推動了歐盟經濟防禦機制的立法。本文將分析立陶宛自 2021 年抵禦中國經濟脅迫的實際成效，並比較中東歐國家在不同地緣條件與大國制約下，與台灣交流模式的差異。

市場分散與歐盟《反經濟脅迫工具法》（ACI）的催化

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後，北京對立陶宛的施壓分為三個層面。外交上，2021 年 8 月中國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11 月再將兩國關係降為「代辦級」。海關行政上，同年 12 月中國將立陶宛自電子通關系統的「原產國」選項中移除，導致貨物無法報關。供應鏈上，則向歐洲跨國企業施壓，警告產品若含立陶宛零組件，進入中國市場將會受阻，德國汽車零組件大廠 Continental 即是知名案例。這種針對第三方企業的施壓，效果近似「次級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

但從總體數據來看，中國制裁對立陶宛經濟的衝擊似乎有限。雖然立陶宛對中出口總額從 2021 年高峰期的 3.57 億歐元，一度崩跌至 2022 年的不足 7000 萬歐元，跌幅高達 80% 以上，但 2025 年已經慢慢回升至約 2.5 億歐元，且立陶宛對中國的直接出口，原本就僅占其總出口約 1%。受創較重的是特定農產加工品與泥炭產業。據估算，制裁對立陶宛 2022 年與 2023 年 GDP 的影響分別約為 0.1 與 0.2 個百分點。

在中國對立陶宛實施制裁後，立陶宛政府與企業隨即轉向其他市場，並於 2023 年通過首份印太戰略，積極拓展日本、南韓、台灣與東協市場。2020 年至 2022 年間，立陶宛對 9 個印太經濟體的出口成長近 8 成，其中南韓對立陶宛雷射設備的採購額成長逾 1 倍。立陶宛的製造業產能也更緊密地與北歐及波羅的海鄰國整合，降低了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中國經濟制裁立陶宛的事件也直接促使歐盟回應。除了歐盟執委會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對中國提起爭端解決程序（DS610 案），更重要的是，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於 2023 年秋季通過《反經濟脅迫工具法》（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並於同年 12 月正式生效。ACI 作為歐盟的防衛性貿易工具，當成員國遭受第三國經濟脅迫時，將由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認定脅迫是否成立，若認定脅迫成立，則會由執委會啟動加徵關稅、限制服務貿易與投資、排除公共採購、限制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反制措施。

由於北京其後放寬了對立陶宛的部分非正式抵制，歐盟於 2024 年 1 月暫停 WTO 專家小組程序，案件此後未再審理。但 ACI 的成立，讓歐盟首次擁有一套專門應對地緣經濟脅迫的法律工具。

中東歐國家與台灣交往的三種路徑

在立陶宛與台灣拉近關係，並對抗中國制裁的外交抉擇下，若要評估「立陶宛模式」能否在其他歐洲國家複製，必須考慮各國在產業結構、對中貿易依存度與地理位置上的差異。

從地理位置來看，波羅的海三國最大的安全威脅皆來自俄羅斯，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直接與俄羅斯本土接壤，立陶宛則夾在俄國飛地加里寧格勒與白俄羅斯之間，位於立陶宛與波蘭邊境的蘇瓦烏基走廊更被視為北約防線最脆弱的一段。

雖然波羅的海三國的安全處境相近，但三國對中國的判斷卻不同。立陶宛前政府把中、俄視為同一個威權陣營，認為對北京讓步換不到安全，因此願意在台灣議題上承擔風險；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則更擔心，過度刺激北京可能讓中國在對俄關係上更向莫斯科傾斜，或在區域衝突發生時拒絕扮演斡旋角色。

因此，愛沙尼亞政府雖在 2023 年同意台灣設立非外交性質的辦事處，但堅持使用「台北」名稱，雙方至今仍在名稱上僵持，設處進度停滯。拉脫維亞則維持 1990 年代以來「駐拉脫維亞台北代表團」的既有框架，以經貿與科技交流為主。

除了波羅的海國家各自的安全考量，歐盟核心大國的態度也是關鍵變數。德國、法國等大型經濟體在中國有龐大的商業利益與投資曝險。當立陶宛事件波及德國汽車供應鏈時，德國—波羅的海商會甚至提出警告，表示德資企業可能撤出立陶宛。西歐大國對這類高調的外交突破多持保留態度，傾向希望中東歐國家在對台交流上保持低調，以免損及歐盟整體的經貿利益。

在大國環境與地緣條件的制約下，中東歐國家的對台交往大致發展出三種路徑：

第一種是立陶宛的「突破型」。它以對中經濟依賴極低為後盾，直接同意以「台灣」為名設處，代價是承受中國的外交降級與經濟施壓，換來的則是台灣的投融資與技術合作，以及在美國與國際民主陣營中的政治能見度。但這樣的政策成效在立陶宛國內始終有爭議，社民黨政府認為收益不如預期，外交路線也因此出現修正的可能性。

第二種是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觀望型」。兩國在國防上緊跟北約，外交上沿用「台北」名稱以降低遭受貿易報復的風險（與中國貿易額約佔愛沙尼亞總貿易額 2.8%、拉脫維亞 3.1%，稍微高於立陶宛的 2.5%），與台灣的雙邊互動則集中在數位治理、資安與經貿等務實領域。

第三種是捷克的「雙軌型」。捷克官方同樣維持以「台北」來稱呼台灣的辦事處，以避開中國的海關與供應鏈封鎖。但在雙邊實質交流上，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2020 年率團訪台等高層互動，持續累積雙方的政治互信。此外， 2024 年台灣國研院與捷克多所大學在布爾諾（Brno）合作成立「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ACDRC），協助捷克培養晶片設計能量，並有台灣半導體業者陸續進駐捷克。因此，從風險與成果的比例來看，捷克模式是目前代價相對可承受、實質效益也相對穩定的做法。

前瞻台灣對歐經貿與地緣戰略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設立 5 年，為台灣的地緣經濟與外交戰略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實證經驗。第一個啟示是，對外經貿曝險低、產業轉型彈性大的國家，可以透過市場分散與盟友支援，化解威權國家所施加的經濟壓力。立陶宛並未因制裁導致總體經濟重創，反而加快了出口市場的分散，也促成歐盟建立反經濟脅迫工具。大國的經濟脅迫並非無往不利，這是立陶宛留給中小型民主國家最重要的經驗。

第二個啟示是，政治突破能否延續，取決於後續有沒有足夠的實質利益支撐。台灣長期受到國際空間的壓縮，拓展對外關係的機會本就有限，因此，機會出現時固然要把握，但若投資與產業合作跟不上政治宣示的高度，合作的國家一旦政黨輪替，關係就可能被重新評價。

「立陶宛模式」有其特殊的時空條件，難以在其他國家完整複製，但它清楚說明了一件事：價值理念的認同只是起點，後續必須轉化為雙方都離不開的產業連結與互惠利益，外交成果才經得起政治週期與外部脅迫的考驗。對台灣而言，下一步不是尋找下一個「立陶宛」，而是在既有的夥伴國家中，挑出真正具備技術互補性的領域，投入足夠資源，把合作做深。

——▌接著閱讀：從「超快雷射」到半導體：台灣與立陶宛的科技合作與外交考驗

責任編輯／丁昱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