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發一萬對經濟有沒有幫助？ 2026諾貝爾經濟學獎「新凱因斯學派」的倚天劍與屠龍刀

“You've got to fit your model to the world, not the world to your model.”

「你必須讓模型去適應世界，而不是強迫世界去適應你的模型。」

—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梭羅（ Robert Solow）

政府普發一萬元，乍看市場突然多了兩千多億元的購買力，照理應該能刺激消費、帶動經濟成長。但拿到這一萬元的人，究竟會把錢花掉，還是存起來？即使每個人都領到同樣的一萬元，經濟效果也可能完全不同。那到底總體影響和甚麼有關呢？這個總體經濟學過去幾十年來不斷辯論的核心問題之一，恰好就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所表彰的重要研究方向。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今年最後一項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唯一一個不屬於諾貝爾遺囑原始五大獎項的經濟學獎。今年的桂冠，由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麥可・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因為共同奠定了「總體經濟穩定政策的個經基礎」（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而共享殊榮。

這個聽起來有點拗口的「總體經濟穩定政策的個經基礎」，究竟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傳統總體經濟學關心的是失業率、通膨、GDP等大數字，而過去的總體經濟學家認為這些總體經濟關係具有一定穩定性，而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歷史資料估計消費、投資、失業與通膨之間的關係，據此調整政策。例如在經濟衰退時，失業率高、物價低迷，央行可以透過降低短期利率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重啟經濟引擎。

但是在1970年之後，數次的石油危機，政策失靈，讓人開始懷疑傳統的總體變數之間的穩定性。因此許多「新凱因斯學派」的學者，希望從個人的行為差異（個體經濟），試圖更進一步了解它們如何建構起總體數字。也就是說，在總體數字背後，終究是千千萬萬個家庭與企業的個別決策。如果我們不了解人們為什麼消費、儲蓄、投資或雇用員工，又怎麼能準確預測政府政策的效果？

霍爾與伍德福德，就像兩位武林大師，各自鍛造出一把絕世武器，一把倚天劍、一把屠龍刀。研究路徑不同，卻在數十年後交會，共同改寫了現代總體經濟學的面貌。

第一把武器：霍爾的「理性預期」與摩擦。為什麼景氣不好，經濟不會自動恢復？

早期凱因斯學派認為，當人們收入增加，消費就會增加；收入減少，消費就會減少。政府因此可以透過刺激所得來帶動消費。這也是1930年代大蕭條之後，凱因斯主義逐漸成為總體經濟政策重要理論基礎的原因之一。但霍爾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人們只要今天多賺一些錢，就一定會決定今天多花一些錢嗎？當然不是。如果你知道明年會加薪，可能今天就敢多花一點錢；如果你擔心明年失業，即使今天薪水沒變，也可能立刻縮減開支。換句話說，真正影響消費的，不只是今天口袋裡有多少錢，更重要的是你認為未來會有多少錢。

霍爾在1978年的經典研究中，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恆常所得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莫迪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週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與理性預期結合，進一步推導出消費變化具有「隨機漫步」（Random Walk）的特性。簡單來說，人們不會只根據今天賺多少錢來決定今天花多少錢，而是根據對終身所得的預期安排消費，盡量維持相對平穩的生活水準。如果未來的收入增加早已在預期之中，例如公司事先宣布明年固定調薪，民眾就可能在消息公布時調整消費計畫，而不必等到真正加薪的月份才增加消費。

反過來說，如果突然出現原本無法預測的新消息，例如公司無預警宣布加發一個月的年終獎金，民眾就會重新評估自己的終身資源，進而調整消費水準。由於這些新消息本身無法事先預測，消費的變化也就呈現近似隨機漫步（Random Walk）的特性。

以政府普發一萬元為例，如果政策早已宣布，而且民眾確信自己會收到這筆錢，在沒有借貸限制的理想情況下，人們可能早就將這筆收入納入消費計畫，因此真正收到一萬元的當月，不一定會出現額外的消費跳升。但如果政府突然宣布普發一萬元，這筆意外的財富增加就可能立即提高民眾的消費水準。值得注意的是，消費增加的幅度未必等於一萬元，因為理性的消費者仍會考慮如何將這筆一次性收入分配到未來的生活中。換句話說，霍爾的研究告訴我們，影響消費的關鍵，不只是收入何時進帳，而是人們何時得知收入將會改變，以及這個消息如何影響他們對未來的預期。這個觀念徹底改變了經濟學家對消費行為的理解，也讓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有更深的解析。

霍爾後來也深入研究勞動市場的「摩擦」（Frictions）。在教科書的理想世界裡，市場似乎可以透過價格與薪資調整，迅速恢復供需平衡。但現實世界哪有這麼簡單？企業找員工、員工找工作，都需要時間與成本，雙方還得考慮技能、地點、薪資與未來景氣。當經濟惡化時，企業可能大幅減少招募，而不是單純透過降低薪資來調整。即使有許多人願意工作，也不代表企業會立即增加雇用。這些搜尋與媒合過程中的摩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經濟衰退時，失業率可能迅速上升，卻不會隨著薪資調整而立刻恢復正常。

霍爾的貢獻，就是讓經濟學家重新認識到，總體經濟不是一部只要調整幾個按鈕就能恢復正常的機器。它是由無數會思考未來、面對限制、彼此互動的家庭與企業所組成。如果不理解這些個體的行為，再漂亮的總體經濟模型，也只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

第二把武器：伍德福德的「預期心理」。如何用明天的承諾，影響今天的經濟？

如果說霍爾讓經濟學家重新理解家庭與企業如何做決策，那麼伍德福德則進一步問：既然大家都在看未來，中央銀行能不能透過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來穩定今天的經濟？答案是可以，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央行說的話，必須有人相信。這聽起來像是心理學，實際上卻是現代貨幣政策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

假設經濟陷入衰退，聯準會已經把利率降到接近零，再降也降不下去了。難道央行就束手無策？伍德福德的理論告訴我們，不一定。如果央行能讓市場相信，未來一段時間仍將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就可能降低市場預期的未來利率，進而影響今天的長期利率、消費與投資。企業之所以願意借錢擴廠，不只是因為今天的利率低，而是相信未來的融資環境與市場需求值得期待；家庭之所以願意買房或增加消費，也不只是看今天的利率，而是考慮未來的收入、物價與借貸成本。這就是後來各國央行廣泛運用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的重要理論基礎。

伍德福德在2003年出版的經典著作《Interest and Prices》，更建立了一套嚴謹的總體經濟分析架構，把家庭消費、企業定價、通膨與央行利率政策連結起來，成為現代新凱因斯模型的重要支柱。這套理論認為央行最有力的工具，不一定只是今天調整多少利率，也包括市場相信它明天會做什麼。 也就是說，央行不只是在管理貨幣與利率，也在管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當然，這不是說央行只要開記者會、喊幾句口號，就能讓經濟繁榮。如果政策缺乏可信度，市場根本不相信，前瞻指引就可能失去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這也讓人想到美國現任聯準會主席華許（Kevin Warsh）。他對過度依賴前瞻指引與量化寬鬆一向抱持懷疑和批評的態度，主張央行應該減少對未來政策路徑的承諾。

今年8月，他在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會上更明確表示，前瞻指引在金融危機時期確實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在正常時期應該受到限制，否則央行可能因為過度承諾未來的政策，反而失去因應新資訊的彈性。諷刺的是，今年諾貝爾獎恰好頒給了前瞻指引最重要的理論奠基者之一。不過，這也不代表華許與伍德福德必然有一方是錯的，因為前瞻指引在什麼情況下有效、什麼情況下可能造成反效果，本來就是值得持續研究的問題。

一枚硬幣的兩面：殊途同歸的新凱因斯革命

這兩位學者的研究，表面上似乎相當不同。霍爾研究消費、勞動市場與個體行為；伍德福德研究貨幣政策、通膨與央行如何影響預期。但兩人的研究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如何將總體經濟政策，建立在「人」的基礎上？不管是心理層面、或是長期的考量。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曾經讓傳統凱因斯經濟學遭遇重大挑戰。當時美國與其他工業國家同時面臨高通膨與高失業，讓過去習慣透過刺激總需求來降低失業的政策思維受到質疑。許多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政府真的有能力穩定景氣嗎？如果家庭與企業會預期政府的政策，並且提前改變自己的行為，傳統模型還能準確預測政策效果嗎？

後來的新凱因斯學派，並不是簡單回到凱因斯的老路，而是吸收理性預期與個體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重新建立總體模型。霍爾的研究，幫助經濟學家理解家庭與企業如何根據未來資訊做決策，以及市場摩擦如何影響就業；伍德福德則將前瞻性的家庭消費、企業定價與央行政策整合進一套一致的總體分析架構。這些研究讓經濟學家更有能力分析政府支出、減稅、利率調整，以及各種經濟衝擊可能產生的效果，也成為今日許多中央銀行與財政機關進行政策分析的重要基礎。

一把倚天劍，剖析經濟個體如何思考與行動；一把屠龍刀，探索政策如何透過預期影響整體經濟。兩把武器各有所長，雖然不是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的萬靈丹，卻共同成為現代總體經濟學的重要基石。這也正是今年諾貝爾獎最有意思的地方：兩位學者並不是因為提出了同一個理論而獲獎，而是各自從不同的方向出發，最終讓經濟學家將總體經濟接回了以個人為基礎的理解。

傳奇的學術血脈：殊途同歸的「梭羅家族」

除了學術思想上的交會，兩位得主還有另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共同點：他們都出身麻省理工學院（MIT），而且都與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成長理論巨擘羅伯特・梭羅（Robert M. Solow）有深厚淵源。霍爾1967年取得MIT經濟學博士學位，梭羅正是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梭羅的學生遍布經濟學界，其中包括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艾克洛夫（George Akerlof）、戴蒙（Peter Diamond）與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等諾貝爾獎得主。如今霍爾也加入這個行列，再次彰顯MIT當年那個黃金世代對現代經濟學的深遠影響。

伍德福德則在1983年取得MIT博士學位。他的主要論文指導教授是提摩西．基歐（Timothy Kehoe），並非梭羅的嫡系學生，但梭羅同樣對他的學術思想產生重要影響。伍德福德甚至在博士論文的致謝中，特別感謝梭羅教會他如何區分真正重要的經濟問題，與單純的數學技術練習。這句話格外值得玩味。

經濟學發展到今天，數學模型越來越複雜，計量方法越來越精密，研究者可以利用極其精巧的數學工具，推導出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結果。但梭羅提醒後輩的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數學是工具，不是目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究竟想回答什麼問題。 一位是梭羅的嫡系弟子，一位受到他的思想啟發。兩位MIT校友，在不同的研究道路上奔馳數十年，最終在2026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也為這段學術傳承寫下精彩的一頁。

經濟學需要的不是另一把武器，而是對複雜世界的謙卑

今年的兩位得主，讓筆者思考，經濟學最值得珍惜的不是哪一個模型最厲害，也不是哪一個學派終於打敗另一個學派，而是這門學科如何在不斷被現實挑戰的過程中，修正自己。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讓傳統凱因斯學派受到質疑；後來的理性預期革命，重新檢視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新凱因斯學派又在這些批判的基礎上，重新建立總體穩定政策的理論。這不是一場誰打敗誰、誰被徹底推翻的武林爭霸，而是一個不斷質疑、修正、吸收與整合的過程。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許多經濟模型，其實都是不同學派經過數十年爭論、辯證與修正之後，逐漸形成的成果。

而且，即使是今天獲獎的理論，也並非完美。2008年金融海嘯、2020年疫情後的通膨，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衝擊，都讓經濟學家重新檢討既有模型的侷限。理性預期的假設是否適用於所有家庭？市場真的會按照模型預測的方式反應？央行的前瞻指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消費與投資？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爭議，也持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的科學進步並非找到一套永遠正確的答案，而是願意在證據面前承認：我們原來的理解還不夠完整。

現今的公共政策辯論，經濟學卻經常被簡化成淺碟式的政治攻防的敘事工具。政府多花錢、反對降息的，就一定是支持大政府干預的左派；而政府少插手、支持降息的，就是右派、符合美國精神和自由經濟。彷彿所有經濟問題，都可以用左右兩派、敵我陣營來劃分。但真正的經濟政策，哪有這麼簡單？同樣是降息，在不同的通膨預期下，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同樣是政府支出，在不同的景氣環境與財政條件下，結果也可能大相逕庭。甚至同一項政策，短期有效，長期卻可能帶來反效果。這些才是經濟學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急著把所有人貼上政治標籤。

經濟學最有價值的地方，從來不是替某一種政治立場背書，而是幫助我們理解複雜的因果關係、政策取捨與限制條件。它不保證每一次預測都會正確，也無法替所有問題提供標準答案，但至少能讓我們在討論政策時，少一點直覺式的口號，多一點證據與推理。這也是筆者最喜歡伍德福德從梭羅那裡學到的那句話：要懂得區分真正重要的經濟問題，與漂亮卻未必有用的數學練習。

在一個人人急著選邊站、非黑即白的年代，今年兩位諾貝爾得主的學術交會，提醒我們一件逐漸被遺忘的事：Nuance matters——脈絡很重要，條件很重要，細微的差異也很重要。同一個經濟現象，可能有不只一種解釋；同一項政策，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也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真正有深度的討論，不是把複雜問題硬塞進簡單的政治框架，而是願意承認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也願意接受自己的理解可能需要修正。

倚天劍再鋒利，屠龍刀再威猛，也沒有哪一把武器能獨步武林。畢竟，真正的經濟學不是武林爭霸，更不是選舉造勢。它不負責告訴你誰是正派、誰是魔教，而是提醒你：當有人宣稱所有問題都是敵手造成的，只要選自己就能迎刃而解時，通常就是最該提高警覺的時候。

如何在複雜的世界裡盡可能少犯一點錯，我想這是經濟學教會我們的重要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