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反對戰爭，然後呢？（下）從女性主義重思台灣的和平與防衛

爬梳一戰至二戰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反戰運動的修正與分裂。一戰曾讓和平主義者相信，對一切戰爭的拒斥可發展為有效的國際政策，然而二戰的逼近、極端的威權政體的崛起，以及非暴力抵抗侵略的不可行，迫使部分運動者認清，和平主義是一種絕對主義的信仰，它在個人層次上可以實踐（像是拒絕參戰或服役），但在國際局勢動盪之下，絕對的和平主義時常難以達成有效的政治手段。

和平主義運動的其中一支，以反殖民運動人物甘地（Mohandas K. Gandhi）為代表的非暴力抵抗，在對抗英國帝國統治上的成功，日後也啟發了全球廣泛的非暴力訓練。1934年著有《非暴力的力量》的美國思想家理查・葛瑞格（Richard Gregg）也坦承地提出，甘地式的非暴力必須建立在某種「基本假設」之上，也就是所有敵手「在根本上都是善良的」，和平運動者才能夠透過行動，讓這份善意最終可以被喚醒。

然而，納粹主義在二戰時所造成的難以想像的暴力，也讓部分和平主義者反思，單靠非暴力原則，似乎很難完全嚇阻像是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及其龐大親衛隊（SS）監控體系這般殘酷的政權。

烏俄戰爭後的女性主義的和平思辨

英國國際關係學者西德爾（Martin Ceadel）對於1930年代的動盪與診斷，其實蘊含了一個在當代情境下變得格外迫切的問題。和平主義，無論是絕對或修正的，一直需要某種特定的時間結構與訴求對象，才能發揮作用。然而，混合戰與灰色地帶脅迫的興起，不只改變了戰爭的本體，也改變了反戰政治可以運作的條件。

持續存在於武裝暴力門檻以下的脅迫，消除了傳統和平主義所依賴的時間間隔：當戰爭沒有一個明確宣告的起點時，也就不存在一個清楚的「戰爭之前」，讓預防戰爭的政治得以及時展開。當面對一個已經將對方視為其政權從屬部分的敵手，像習近平曾以「血脈相連」之類的漢民族中心論述來界定台灣人民時，基於非暴力原則訴諸善意的做法便顯得格格不入。

此外，認知作戰並不是一種可以透過展現善意，便能加以消除的「誤解」，其真正作用的層次並非說服人民接受單一方面的論述，而是在目標社會內部製造恐懼、冷漠或極化。一場目的在於分化台灣社會的行動，並不能僅靠台灣社會讓侵略者「更加清楚理解」自身處境與善意，就能加以化解。

從和平主義光譜的探討，我們可以理解，和平與戰爭並非二元的政治選擇，而牽涉到國際關係、去風險化以及不同形式的嚇阻。換句話說，光是提出「我不希望戰爭發生」，並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政治行動。反戰是一種人人都能理解的道德直覺，但若我們必須將其套入政策——而非個人的道德選擇——就必須回答權力、責任與政治行動的後果。而女性主義之所以特別適合重新提出這些問題，正是因為它從來不把「安全」視為一個中性的概念，也強調個人的行動與集體的政治有必要的交織性。

基於反對結構性暴力，女性主義的流派多數站在不同光譜的和平主義立場，並長期對安全這個概念本身保持一定的懷疑。當然，女性主義中不乏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站在反軍事化（anti-militarism）的立場，因為認為傳統國家安全從來不是一個性別中立的領域。例如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等學者長期指出，軍事體制不只是武器與軍隊的集合，更是一套建立在陽剛氣質、保護者與被保護者區分之上的權力秩序。戰爭不但加劇武器持有者的絕對暴力，也讓女性與其他性少數落入更邊緣的社會關係之中。

相對地，另一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又稱之「戰鬥權利」（right to fight）路線則主張，若女性不訴求能夠參與軍事作戰或者國防決策的權力，只會任由國家體制長期將女性排除在安全的考量之外，加劇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後者更為改革式的思考，也成為聯合國第1325號決議「婦女、和平與安全」架構的重要基礎，倡導擴大女性在衝突預防、和平談判與安全建制等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並要求各成員國研擬具體的國家行動計畫。

這兩者的路線——反軍事主義與自由主義——即使到了當代也尚未化解，並以不同形式並存於當代的政治實踐中。一方面，反軍事的批判在根本上反對軍隊對於暴力的壟斷，並且對於女性投入軍事是否能作為性別解放感到懷疑；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則提醒，當國際秩序仍壓倒性地受到軍事力量的壓制時，拒絕參與軍事決策是否能真正走向性別的賦權？或者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自我潔淨？這個原本已存在的分歧，在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又變得更加尖銳。

部分北美與西歐的女性主義者——包含左翼的反戰和平主義者——延續反軍事立場，在譴責俄羅斯侵略的同時，也反對美國與北約提供烏克蘭軍事援助；相對地，一些來自烏克蘭與中東歐、具有俄羅斯帝國與蘇聯統治歷史經驗的女性主義者與運動人士則提出另一種質問：當侵略已經發生時，要求受侵略者放棄武裝抵抗，是否反而把反戰倫理的代價轉嫁給處於弱勢位置的人？他們指出，只批判美國或北約的軍事權力，卻忽略俄羅斯帝國主義與威權暴力，甚至反對烏克蘭的武裝抵抗，可能形成另一種以西方經驗為中心的「西方說教」（Westsplaining）。

在由烏克蘭與中東歐女性主義學者共同撰寫的《Feminist Perspective on Russia's War in Ukraine: Hear Our Voices》一書中，提出女性主義視角對於烏俄戰爭的批判性反思。他們強調：「並非每一場解殖民抵抗都是女性主義抵抗，當然，也並非每一次女性主義批判都包含解殖民分析。」（not every decolonial struggle is a feminist one, and certainly, not every feminist critique contains a decolonial analysis）。

對於身處侵略戰爭中的女性與LGBTQ社群而言，參與防衛、後勤與公民抵抗，未必是被父權國家收編的結果。這些行動也必須被理解為他們在殖民的暴力之下，爭取生存與政治主體性的實踐。他們拒絕作為國家二元化的「好女人」、批判戰爭動員下的父權暴力，但最根本的，這些批判必須來自於對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清晰分析，以及女性全面性地加入政策決策的重要性（詳見：“The right to resist.” A feminist manifesto.）。

從烏俄戰爭到台海戰場

這場爭論也延續到台灣當前的戰場，2023年由傅大為、盧倩儀、馮建三、郭力昕等學者組成的「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即由烏俄戰爭的情境開始轉向對於台灣的「反戰」訴求，他們認為台灣不應「介入」美國與中國的霸權之爭而擴充防衛軍備，主張台灣應降低衝突並建立與中共協商的管道。

然而，許多另一派的「反侵略」學者皆指出，問題並不在於協商本身，而在於如果和平方案的內容單方面要求台灣降低防衛能力與安全合作，卻沒有相應要求中國降低軍事脅迫並承認台灣的政治主權，這樣的「和平」便可能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固定下來，而非消除它。

相同地，依據我個人的觀點，若政治論述只強調對戰爭的恐懼，而不分析脅迫本身的來源、型態與權力關係，在混合戰的攻勢下，恐反而受到對方的認知操作利用。舉例而言，台灣若長期處在中共的文攻武嚇下，卻不直面對方的戰略目的和手段，可能會讓部分人進而導出一個結論：與其承受戰爭的暴力，不如在不平等的現狀下採取綏靖策略。

至今，這場辯論在台灣仍尚未完結。而從一個女性主義者的反戰立場，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反對軍事主義是否必然等同於反對一切防衛？即便兩種路線的立場仍然充斥的矛盾，但它們都指出當前國家軍事結構的關鍵問題，以及對安全政策忽略弱勢群體的提醒與批判。

當國家往往只把領土與軍事能力視為「真正的安全」，卻把照護、性暴力、生殖健康、經濟或家庭中的風險視為私人問題，安全政策所帶來的只會是不平等的持續延續。因此，一個積極和平的反戰政治要思考的，絕非只是軍事化與否的問題，而必須直面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與它將如何影響結構上的弱勢，以及這些衝突所導致的安全化政治，如何影響國家政策的優先排序。若化作實際的政策語言，即是女性在不穩定環境中該如何維繫人身安全、取得緊急避孕與生育健康資源？當危機發生時，誰負責照顧的勞動？誰處理家庭的避難與物資？我們的資訊環境如何辨別性別極化（gender polarization）與反民主的敘事？（詳見：婦女新知《建構堅韌與包容的全民防衛》）而這一切的具體思考，必須先來自於我們對於「暴力」的判斷——若是將無煙硝的現況視作毫無風險，那麼這些準備的行動也無從開啟。

對我而言，女性主義的反戰倫理若要在今天仍具有政治力量，就不能只停留在對軍事化的拒斥，而必須同時面對權力不對稱與防衛責任。和平若只是要求較弱的一方克制、退讓與卸除武裝，卻不要求較強的一方放棄脅迫、恐懼與威權統治，那麼這種和平很可能只是把暴力從戰場移入更長久的日常，轉化為更難被看見的結構性支配。

女性主義真正能提供我們解答的，不是「和平或防衛」的二選一，因為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命題，它指向的是一種對「安全」更細緻且嚴格的分析，讓安全不會因為性別與其他條件不均衡地分配，軍事權力需具有透明度與制衡，和平之名也不該成為無視帝國擴張之理由。在這個脈絡之下，對台灣而言，和平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沒有砲火，而是身處其中的人擁有不受脅迫、參與決定共同未來的政治能力。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