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反對戰爭，然後呢？（上）和平主義的定義與運動上的路線分歧

「和平」在當下台灣的政治語境中已成為高度爭議的詞彙，不同陣營的人士皆宣稱自己的立場是為了守護台灣的和平。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在今（2026）年4月前往中國進行鄭習會之前，國民黨即推出一系列以「和平」為主軸的影片，包含「不要戰爭，只要和平」、「因為這裡夠和平，我們才能安心躺平」。影片中呈現年輕人躺在舒適明亮但無法識別的背景中，凸顯和平並非是一個需要奮鬥取得的目標，而被視為一種既定存在的狀態。

相對地，當前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所設定的政策，也以「實力和平」為主軸，強調在地緣政治危機升高的脈絡之下，台灣必須加強防衛實力才能真正確保和平。這兩種立場不只局限在政治語言，也成為公民社會對於現今社會現況判斷、以及人民對於何謂取得和平的基本分歧點。

既然人人都宣稱自己支持和平，那麼真正值得討論的，便不是誰比較和平，而是不同和平方案背後所預設的世界，以及我們所處的社會可以擁有的未來。本文想回到一個更基本對於和平主義的關懷和提問，並借鏡思考台灣內部眼下的分歧，我將提出3個問題：如何定義和平？和平與戰爭的關係為何？和平如何化為政治行動？

和平主義：一個不穩定的概念

約翰・加爾通（Johan Galtung）是一名挪威的社會學者，他1959年在奧斯陸成立和平研究所，也是當前和平研究的資深學者。在他提出「和平」這個概念之前，他早已認知到，「和平」是一個很容易獲得共識，卻未必具有明確或一致意義的詞彙。加爾通在1969年的《暴力、和平與和平研究》論文中即指出，和平是一種「語言上的共識」（verbal consensus），畢竟「很難有人會徹底反對和平」。但也正因為這種共識，「和平」這個詞經常被各種不同相連的概念、彼此競爭、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策略所援用。

因此，他進一步區分了「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與「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兩個概念。消極和平指的狀態是缺乏直接、個人、且可被明確識別的暴力，而積極和平則指不存在結構性暴力的狀態——也就是那些內嵌於社會安排之中的機制、看似隱形卻使人的實際發展低於其潛能的傷害，例如：法律上的偏見或者階級的差異。

加爾通在1990年之後又加入「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面向，指的是那些使直接暴力與結構性暴力得以被正當化，或變得不可見的象徵與論述資源。這項補充也對傳統上將「和平」優先理解為缺乏直接或身體暴力的觀念，帶來重要的修正。

加爾通對於和平概念的區分具有極高的啟發性。我們可以用他的論述對台灣的地緣政治現況提問：究竟我們是否在一個和平的狀態？

若將暴力限定為大規模武裝衝突，台灣目前可以被描述為尚未進入熱戰，但這不等於加爾通意義上的完整和平。當我們轉移至積極和平的概念，便會得到另一種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無論是國際上的法律戰、已成為例行性的灰色地帶襲擾，抑或是長期宣稱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統治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認知作戰，台灣並非處在一個不需面對衝突的現狀。

到此，我們也可發覺，「和平」並非可單一被定義的概念，它必須依附於我們對於「戰爭」的詮釋與定義。假若我們認為戰爭來自於「武裝衝突」，或者傳統定義上的「動能作戰」（kinetic warfare）——出現槍械、飛彈、炸彈等能夠造成物力破壞的器具——那答案也許是否定的。反之，若我們對於戰爭的理解來自於「混合戰」（hybrid warfare），結合傳統正規軍事武力與非傳統、非軍事手段的複雜作戰型態，那麼和平與戰爭即不再是一種二元的政治選擇，而是一種相互拉扯、甚至共存的狀態。

換句話說，一個社會沒有飛彈落下，不代表沒有受到脅迫；就像一段關係沒有出現肢體暴力，也不代表其中沒有控制、恐嚇與剝奪選擇的權力。

和平主義運動的路線分歧

既然和平與戰爭在語意上本身並不穩定，那麼「反戰」也必須被理解為具有不同的脈絡、歷史與形式的政治。馬丁・西德爾（Martin Ceadel）是一名長期研究歐洲和平主義運動的英國國際關係學者，他在《思考和平與戰爭》（1987）這本書中提出以下5種面對和平—戰爭的類型學：

• ● militarism 軍國主義
• ● crusading 聖戰主義
• ● defencism 防衛主義
• ● pacificism 修正和平主義
• ● pacifism 絕對和平主義

本文取用他所提出的3種光譜來探討不同的和平想像：絕對和平主義（pacifism）即基於原則拒絕一切戰爭；修正和平主義（pacificism）亦即相信可以透過改革國際關係來預防戰爭；以及防衛主義（defencism）也就是在拒絕侵略的同時，接受使用防衛性武力。

這項區分在分析上至關重要，因為3種立場所承擔的義務與採取的政治途徑並不相同。絕對和平主義願意承擔不抵抗所可能帶來的後果，並以此為代價，維持其內在一致的道德訴求性；修正和平主義則採取較為建設性、改革主義的立場，主張必須建立相應的制度性措施，才能維持更持久的和平。

綜觀和平運動的歷史，西德爾指出絕對和平主義者往往源於基督宗教傳統，原則上反對一切武力的使用。例如19世紀初第一批成立的組織性的和平主義運動，包含美國紐約和平協會與麻薩諸塞和平協會在內，皆為此例。

然而，許多和平運動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轉而支持自己國家的戰爭行動，絕對主義的支流逐漸縮小，行動者採取較具改革取向的和平主義路線進行倡議。因此，在19世紀與20世紀中間，我們也看見更為多元的和平主義，它們也與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運動彼此交錯。像是19世紀末的社會主義和平主義主張，以總罷工為推翻資本主義及其帝國主義戰爭的手段；到了20世紀中葉，女性主義與生態運動開始把戰爭理解為一種結構性暴力，認為它會對弱勢社群以及環境造成不正義。

值得關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摧毀了舊秩序的正當性，也給了和平運動空前未有的動能。修正和平主義崛起，主張戰爭並非人性或國際政治的必然，而是源於秘密外交、軍備競賽與軍火工業、專制政體、以及資本主義的經濟驅力等，可透過改革著手的政治問題。他們認為，既然戰爭源自於人為因素，那麼這即可被去除、甚至預防。它所對應的方案即是我們在當代常見的國際關係手段：國際聯盟、集體安全、公開外交、裁軍、民主化與自由貿易等等。一戰後可以說是修正和平主義的運動高峰。

然後，到了1930年代，既有的規則又被動盪的地緣局勢所破壞。日本侵略滿洲、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即現今的衣索比亞）、德國納粹崛起，以及一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無力制止侵略，徹底瓦解了這種樂觀。和平運動也因此面臨內部的分裂，朝向3種不同的路線發展：

其一，轉向防衛主義，透過國聯，必要時以集體軍事制裁，甚至發動戰爭來嚇阻、懲罰侵略者。

其二，轉向綏靖主義（appeasement），視獨裁者的不滿具有正當性（例如，希特勒即是藉由控訴《凡爾賽條約》的不公，激發極端民族主義而取得政治聲量），主張讓步以移除戰爭根源。例如英國的和平誓約聯盟（Peace Pledge Union），即是在已宣誓不參戰、卻又反對英國重建軍備的狀態之下，無從選擇而轉向綏靖主義，並支持當時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對納粹德國的政策。西德爾主張，雖然綏靖政策的目的也在避免戰爭，但並非和平主義，它只能說是一種失敗的防衛主義，因為是在無法以軍力壓制或嚇阻對方之下採取妥協與避險。

其三，部分運動者則走入更絕對的和平主義，像是由和平誓約聯盟發起的「前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積極反對英國投入戰爭，而在個人行動上，也有人因為對於局勢悲觀甚至完全退出政治活動。

這3種和平主義的運動路線與女性主義交織時也產生了分歧，包含反軍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兩大路線延續到當代，而在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又變得更加明確。對於和平主義的辯論，隨著國際上對於中國威脅上升和戰爭的焦慮也來到了台灣。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