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瑞典國會大選：左翼陣營險勝，左右派的「新共識政治」形成？

一場勢均力敵的左右派對壘

瑞典2026年國會選舉在9月13日投票結束。截至9月16日，開票的初步結果由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kraterna）、左翼黨（Vänsterpartiet）、中間黨（Centerpartiet）與綠黨（Miljöpartiet de gröna）組成的在野4黨合計取得176席；溫和黨（Moderaterna）、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基督教民主黨（Kristdemokraterna）與自由黨（Liberalerna）所構成的現任執政陣營則為173席。

瑞典國會（Riksdag）共有349席，取得175席即可過半。而目前瑞典左、右派陣營的席次差距，仍可能受到海外票與較晚送達的提前投票影響，瑞典選舉委員會預計在選後週末公布正式結果。

目前左、右派取得的席次數，和瑞典4年前的國會選舉形成幾乎對稱的畫面。2022年，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領導的右翼陣營正是以176席對173席取得多數，之後由溫和黨、基督教民主黨與自由黨組成少數政府，瑞典民主黨雖未加入內閣，仍依《蒂德協議》（Tidö Agreement）在國會支持政府的重要政策與預算。而在4年後，176與173的席次數暫時對調。據《路透社》依最新開票結果指出，在野陣營目前領先3席，右派陣營的瑞典民主黨則出現進入國會以來首次得票率衰退。

然而，席次翻轉也沒有形成單純的左派勝利。雖然社會民主黨依然是第一大黨，得票率約28.1%，但仍低於2022年的30.3%，並創下1921年瑞典國會全面普選以來的最低得票率紀錄；瑞典民主黨則從第二大黨退居第三。另一方面，同屬中左派陣營的中間黨與左翼黨在經濟政策與入閣安排上仍有明顯歧見，因此176席目前只是數字上的領先，組閣仍需經過新一輪協商。目前英國《衛報》與《美聯社》等外媒的選後報導，也都凸顯了這種「席次領先、組閣未定」的局面。（見下圖1）

在當前的席次分布下，2026年的瑞典國會大選因此留下兩個相連的問題：4年前足以劃分左右陣營的政策衝突，有哪些已被吸收為新的政治共識？而當部分舊的爭議失去左右派別的區辨標準後，哪些分歧又重新成為政黨競爭與組閣的核心？

4年之間，瑞典選舉在爭什麼？

要理解2026年瑞典選舉的變化，可以先回到2022年右派陣營的勝選。當年的政權輪替，和移民、犯罪與能源議題重新排列瑞典政黨競爭有關。政治學者艾洛特（Nicholas Aylott）與博林（Niklas Bolin）指出，幫派暴力、移民與社會整合成為2022年瑞典右派動員的主要議題，溫和黨、基督教民主黨與瑞典民主黨競相提出加重刑罰、擴大警察權力與收緊移民的政策。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雖主張重新限縮私人企業參與公共服務，避免讓公共資金轉化為私人利潤，但選民的注意力仍更多被治安與移民議題吸走。

此外，能源議題也是2022年大選重要的議題。瑞典電價在2021年就因歐洲天然氣價格、北歐水力發電條件與輸電瓶頸而上升，俄羅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歐洲能源市場又進一步惡化，瑞典能源市場監管局也將戰爭與歐洲能源市場緊張列為重要因素。在2022年國會選戰中，由瑞典公共電視台SVT舉行的投票前最後一場黨魁辯論，把電價、氣候、醫療、教育、社會隔離與犯罪列為6項主題；選後出口調查則顯示「法律與秩序」與「能源、核電」已成為最受重視的投票考量之一。

在能源議題的討論中，核電也重新成為攻防焦點。2015年至2020年間，瑞典陸續關閉奧斯卡港核電廠的1、2號機與林哈爾斯核電廠的1、2號機，這些機組提前除役主要與低電價、稅負、機組年齡和投資成本有關，並非2011年福島核災造成。到了2022年，高電價讓數年前關閉機組的決定重新政治化，4個右派政黨把擴張核電與降低能源成本連在一起，並在勝選後很快地在加重刑罰、收緊移民、改革福利給付與轉向更支持核電的能源政策上建立共同基礎。

泛左派陣營經過了4年後，社會民主黨現在接受核電，但要求政府以技術中立的方式支持綠色能源發展與碳捕捉技術；中間黨反對現行政府專門補貼核電的方案，仍接受符合成本效益的技術中立支持。左翼黨與綠黨則持續反對國家補貼興建核電設施，主張優先擴張再生能源。因此，核電議題本身已較2022年獲得更廣泛的政治接受，爭議同時轉向政府應分擔多少投資風險、補貼是否應採技術中立，以及核電與再生能源如何配置。

在瑞典2022年國會選舉中，核心問題相當清楚：瑞典是否要在移民、治安與能源政策上向右移動。4年後，這些衝突有一部分已被吸收到主流政治，2026年的分歧也因此轉向新的層次。

右轉之後形成的新共識政治

到了2026年，4年前仍具有強烈右派民粹主義色彩的政策主張，已逐漸成為主要執政競爭者共同接受的底線。這種收斂主要出現在移民、治安與國家安全議題上。

社會民主黨在2026年選舉政綱中明確表示，瑞典近年收緊移民政策的基本方向將延續，而社會民主黨與右派政府的差異，主要集中在具體規則如何設計與執行。社會民主黨主張，對已在瑞典工作、納稅、就學並完成一定程度社會整合的人，不應因制度改變而突然失去居留資格；同時也要求強化對勞動剝削與違法雇主的管制。

也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已接受較嚴格的移民政策，相關爭議也更多轉向哪些群體應被納入例外、法律如何維持可預測性，以及執行是否過度擴張。瑞典公共電視台（SVT）的選舉指南也顯示，社會民主黨主張維持歐洲較嚴格的庇護政策，左翼黨與綠黨則仍主張較開放的路線。

治安政策也出現類似變化。社會民主黨已提出加重部分暴力與性犯罪刑罰、增加警察與矯正體系量能，同時保留防止兒童與青少年被幫派吸收的社會政策。使社會民主黨與右派陣營的主要分歧逐漸從「是否採取更強硬措施」，轉向刑罰、警察權力與社會預防如何配置；SVT的選舉報導也顯示，監獄容量與政府的執行能力成為爭論的焦點。

此外，外交安全政策的收斂更加明顯。瑞典加入北約的決策由社會民主黨政府在2022年啟動，正式加入則由克里斯特松領導的右翼政府完成；到了2026年選舉，瑞典主要陣營都支持援助烏克蘭與強化國防，並未出現根本性的政策分歧。

因此，所謂「新共識政治」只適合用來描述這種有限度的政策收斂，這並不表示瑞典主要政黨在所有政策上趨於一致，而是各黨在部分核心議題上形成共同的政策底線。這與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採取反北約、親俄羅斯的政策方向完全不同，這也表示，在瑞典，不分極左與極右，在國家安全議題上的立場並未出在根本性的分歧。

新共識的邊界：稅收、勞動與能源議題依舊分歧

然而，有限的新共識在分配問題上很快遇到邊界。最清楚的例子是銀行稅。社會民主黨、綠黨與左翼黨都主張對銀行超額利潤增加課稅，溫和黨、瑞典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與中間黨則站在反對一側。

瑞典公共電視台SVT在選前直接把銀行稅稱為2026年國會選舉的「分水嶺」。在具體政策主張中，3個左翼政黨提出的課稅方式仍有差別。社會民主黨與綠黨主要針對銀行的淨利息收入，也就是存、放款利差形成的超額收益加課稅金；左翼黨則以銀行整體利潤為基準，主張當獲利高於歷史平均水準時，對超出的部分課稅。這條界線把2026年的選戰重新拉回一個很傳統的分配問題，即在國家支出上升時，銀行與一般家庭各應該負擔多少？

左翼陣營內部對稅收制度的設計也有清楚的立場差異。左翼黨與綠黨支持對最富有者課徵更直接的財富或億萬富豪稅；社會民主黨的位置則靠近中間，黨魁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拒絕財富稅，選擇銀行稅、提高最高所得者稅負，以及增加高額投資儲蓄帳戶的課稅。因此，所謂「中左陣營」在選舉席次的算術上可以相加，在稅制上則仍涵蓋從財富重分配到較溫和累進課稅的不同位置。

此外，中左派陣營在福利國家的治理方式上也形成另一條分界。社會民主黨在2026年政綱中主張禁止學校與幼兒園抽取利潤，並把穩定的福利財政列為下一任政府的重要改革。左翼黨走得更遠，主張醫療、學校與照護應由需求主導，並要求提高高所得者與大額資產持有者對福利體系的負擔。中間黨則保留公私並存的福利體系，只要求品質不合格的業者不得分紅，並強化所有權審查與監督。這裡的爭點已經轉到福利由誰提供、盈餘能否轉為私人利潤，以及公共資金應如何受到控制。

各黨在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光譜上也呈現相似的分散位置。「工作應該有合適的經濟回報」（Det ska löna sig att arbeta.）已成為各主要政黨都會使用的語言，但各政黨的政策工具卻保持明顯距離。溫和黨把降低工作所得稅、福利給付上限與更強的就業誘因列為選舉主軸；中間黨強調降低企業雇用成本、增加就業與改善勞動市場進入機會。社會民主黨也提出「新的工作路線」，包括強化失業保險、提高部分家庭給付與改善勞工保障。左翼黨與綠黨則把縮短工時、強化社會保險與公共投資放在更前面，兩黨都支持在不減薪的條件下縮短正常工時。各黨對提高就業的重要性逐漸具有共識，但在收入保障、稅負與工作的時間成本上仍然形成清楚的分配衝突。

而在氣候政策的辯論上，又讓左、右光譜變得更複雜。綠黨主張由碳排量較多者承擔較高的能源轉型成本，並以公共投資、再生能源與家庭補助把氣候政策和所得分配連在一起。中間黨在稅收、企業與福利市場上較偏經濟自由主義，但卻把更快減碳、電氣化與綠色產業列為核心政策。使氣候政策在2026年的瑞典選舉競爭中，同時包含經濟分配與氣候轉型兩條軸線，也解釋了中間黨為何很難被簡單放進傳統左、右兩大陣營。

從移民、外交、稅收、勞動力市場到氣候政策，瑞典政壇的眾多議題協商中，「新共識政治」主要回答國家應承擔哪些基本任務，例如控制移民、維持治安與強化國防。而分配政治則處理另一組問題，包括由誰付錢、誰取得福利、公共服務由誰提供，以及市場可以介入到什麼程度。在2026年的瑞典國會選戰中，重新凸顯各政黨在這些議題的衝突，也使目前獲得國會176席、由社民黨魁安德森領導的中左派陣營於選後面臨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如何把選舉上的席次多數轉化為一套共同的經濟與社會政策？（見下圖2）

176席之後，誰才算贏家？

如果176比173的初步席次最後維持不變，社會民主黨黨魁安德森將取得組閣主動權，但176席仍只是選舉算術。《路透社》指出，中間黨拒絕與左翼黨共同入閣，安德森卻同時需要兩黨的支持。中間黨黨魁Elisabeth Thand Ringqvist甚至表示，寧可重新選舉，也不接受左翼黨進入政府；左翼黨則在選舉綱領中明定，只要組閣需要該黨票數，就必須讓左翼黨入閣，而不僅是在議會中提供支持。兩黨同屬獲176席的中左派陣營，對政府組成卻提出彼此衝突的條件，給社民黨的安德森留下惱人的組閣變數。

在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瑞典憲政制度並非要求總理候選人先取得過半數「贊成票」才能組閣，而是採用所謂的消極議會制（negative parliamentarism）。由國會議長先提出總理候選人，國會進行表決，只要349席中沒有175席或以上投反對票，候選人就可以通過。換句話說，總理不需要拿到175票贊成，只需要避免被175名議員否決，即可擔任總理。瑞典制度的核心是政府必須能被國會「容忍」，不必先取得國會過半數的積極支持。

右翼陣營的情況恰好相反。溫和黨在選前已表示，若4個《蒂德協議》政黨取得多數，瑞典民主黨將首次正式加入內閣；瑞典民主黨也把選項限定為入閣或回到反對黨。這套組閣方案較為明確，但右翼陣營的初步選舉結果卻比左翼陣營少了3席，未必能如願組閣。使得目前的局面為：左翼陣營目前有席次，但缺乏一致的政府組合；右翼陣營有較清楚的合作方案、席次卻不足。誰能進入內閣與誰能設定議題，仍有待選舉結果正式出爐後的協商決定。

在左、右派席次的高低拉鋸外，瑞典民主黨的選舉表現也是判斷這次選舉誰輸誰贏的另一個關鍵。本屆選舉中，瑞典民主黨的得票率從2022年的20.5%降到約17.6%，席次由73席減至62席，是2010年進入國會以來第一次在國會選舉退步。然而，4年前由瑞典民主黨推動的移民、社會治安與整合議程，已經透過《蒂德協議》進入政府政策，社會民主黨也已接受比2010年代更嚴格的移民政策。相關研究顯示，當一國的主流政黨採納激進右翼的移民立場，未必能穩定削弱激進右翼，反而可能提高這些議題的正當性與能見度。

因此，176席的意義還需要等組閣談判才能確定。安德森若要回到總理職位，就必須協調左翼黨與中間黨在分配政策的歧見。而「新共識政治」也在這裡呈現另一面，即當若干政策底線逐漸固定之後，政黨間的關係仍可能為組閣的齒輪加入沙子，增添阻力。

誰在重新定義政治的核心議題？

若比較甫結束的德國薩克森—安哈特邦與瑞典國會的兩場選舉，雖說層級有別，卻也呈現了「向右轉年代」兩種不同面貌。前者由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取得43.8%政黨票與39席邦議會席次，距離單獨過半只差3席，卻仍受「防火牆」限制；後者則是瑞典民主黨選票退潮，過去4年形成的嚴格移民、治安與整合政策大致留在主流政治，這些議題已從極右翼邊緣進入政黨競爭的中心。

英國《衛報》評論指出，2022年《蒂德協議》之後，瑞典可接受的政策範圍明顯向右移，國族主義與排外語言也獲得更高的政治正當性。另一篇來自英國《衛報》深度報導同樣指出，移民、伊斯蘭、族裔背景與「誰屬於瑞典」已成為日常政治爭論的一部分，過去難以想像的主張逐漸被正常化。法國也出現相似訊號。益普索（Ipsos）9月民調顯示，國民聯盟領導人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2027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的6種可能情境中，皆以34%至36%維持穩定的領先。

從瑞典、德國到法國，社會安全、移民、族群與國族認同議題已堂而皇之地進入政治中心。極右翼最深的影響，也許就在這裡。它不必每一次都贏，甚至不必進入政府，只要主流政黨開始沿著它設定的議題競爭，政治中心就已經移動，使過去極右翼民粹主義的議程逐漸成為歐洲政黨競爭的新基準。

對台灣而言，「誰是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國家應以多大強度保護社會安全、哪些風險可以合理化更強的國家權力」這些議題，其實一直是政治競爭的核心，並會隨著地緣政治、安全威脅、人口流動與認同政治彼此交織，持續重塑包括台灣在內各國政治競爭的邊界。在可見的未來，誰能定義威脅、共同體與安全的邊界，誰就更可能是選舉政治中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