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AI企業如何在東南亞「開外掛」？從Aivres案看美中晶片戰與台灣矽盾漏洞

2026年9月6日，《紐約時報》發布調查報導〈一家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科技巨頭如何繼續購買美國晶片〉（How a Blacklisted Chinese Tech Giant Kept Buying America’s Best A.I. Chips），揭露美、中科技管制的一道核心漏洞。

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BIS）早在2023年3月將中國伺服器巨頭「浪潮集團」（Inspur）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受《出口管理條例》（EAR）管轄的技術與產品流向浪潮，但浪潮原有的矽谷業務隨後以位於美國的子公司Aivres之名延續。據《紐時》彙整全球貿易數據平台ImportGenius資料顯示，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Aivres至少向東南亞輸出價值56億美元的先進設備，其中逾30億美元是搭載先進Blackwell晶片的電腦與輝達相關設備。

2025年11月，《華爾街日報》即已經揭露，Aivres將32座輝達GB200 NVL72伺服器機櫃售予印尼電信商印尼衛星通訊公司（Indosat），合計配置約2300顆Blackwell GPU，交易金額約1億美元。位於上海的AI企業無限光年技術有限公司（INF Tech）隨後成為印尼Indosat旗下資料中心的算力客戶。

至此，中國的「競爭力」網絡圖益發明晰：將輝達晶片留在第三國，中國企業通過網路依舊能夠取得最尖端的算力。Aivres的例子因此暴露出口管制最難處理的落差：現行制度可以追蹤晶片、設備與特定法人，卻更難處理跨境租賃、第三國資料中心與遠端使用的運算能力。

這條企業網絡也延伸到台灣。《聯合報》2026年4月報導，新北地檢署調查發現，浪潮早在2015年在未經經濟部投審會等主管機關的許可下，違法成立台灣子公司「數字雲端」，在台營運並挖角科技人才；2024年10月又成立Aivres台灣研發中心，從事AI伺服器研發。

2025年3月，美國擴大實體清單的範圍，將「浪潮」的五家中國子公司及數字雲端列入其中，但Aivres仍未被列名。到了2026年5月，輝達官方仍把Aivres列為Vera Rubin系統進入量產的全球合作夥伴之一。

武器化互賴下的反作用力：重組算力運作網絡

美國之所以能把高階晶片變成科技戰工具，靠的是掌握少數難以替代的關鍵節點。從晶片設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到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科林研發（Lam Research）與科磊（KLA）等企業供應的先進製程設備，美國企業與技術長期位居網絡核心。

同時，美國也持續強化對中出口的限制。2022年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啟動對先進運算晶片、超級電腦與半導體製造設備的新一輪對中出口管制，2023年又明確以防堵規避路徑為由擴大限制，將部分第三國與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納入更嚴格的許可要求。

政治學者Henry Farrell與Abraham Newman把這種利用全球網絡核心節點，對他國技術發展進行監控或切斷的能力稱為「武器化互賴」（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而Aivres的運作則呈現了這套權力的反作用力。互賴網絡既能成為施壓工具，也會刺激受制裁者重組交易、法人與供應鏈，尋找執法意願較低或監管能力較弱的第三國節點。對中國科技企業而言，要規避美國的管制並不需要奪取美國掌握的關鍵節點，只要讓設備、公司與算力在不同國家重新配置，就可能降低美國單一節點控制的效果。

若要替Aivres所採取的這種機制命名，可以稱為「逆向的武器化互賴」。受制裁的一方利用全球網絡可重組的特性，使節點控制無法完整轉化為最終使用控制，也迫使管制方不斷把規則向第三國、最終用途、關係企業與客戶審查延伸。科技管制因此成為持續不斷滾動的「貓與老鼠」競賽，美國堵住一條路徑，中國企業便尋找下一個突破口。在網路的世界中，極難偵測跨境租賃與遠端調度，這也使政府面對的問題從追蹤單一晶片，轉向辨識誰最後取得並使用運算能力。

「矽盾」失靈了嗎？

Aivres帶來的衝擊直接指向台灣長期熟悉的「矽盾」想像。如果先進晶片仍高度集中於台灣生產，這種不可替代性究竟能換得多少安全？

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教授Steffi Weil等學者從國際關係主要理論重新檢驗矽盾能否轉化為國安保障。他們的研究指出，自由主義的相互依賴論支持部分矽盾邏輯，若台海戰爭爆發將重創全球半導體供應，各方因此具有避免衝突的經濟誘因。但這項推論預設決策者會把經濟損失置於其它政治與戰略目標之前。若北京將「統一」、安全或權力利益置於經濟成本之上，台灣的半導體優勢未必足以產生嚇阻。

從建構主義來看，矽盾也需要政治行動者接受並反覆再生產像是「護國神山」、「台灣是全球半導體不可或缺的關鍵節點」等無法由供應鏈依賴自動產生的論述。這套「希望式的論述」能夠安定人心，但無法直接轉化為實際的安全屏障。因此，Weil等學者們認為目前仍缺乏足夠理論與經驗證據證明，全球依賴台灣晶片的現實必然導向北京克制或第三方介入。

台灣出身、現任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副教授朱明琴對矽盾的判斷則持較為肯定的態度。她承認矽盾只有部分且具條件性的效果，但主張台灣仍可主動把半導體優勢轉化成國家安全資產。除了維持自身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台灣也可以藉由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進行「非常規外交」，讓其它國家更清楚理解台海戰爭將直接衝擊他國產業與安全利益。

將半導體優勢轉化為對外安全連結的思路，也持續反映在台灣與主要夥伴的產業政策上。2026年1月，美國與台灣達成半導體投資協議，台灣半導體與科技企業承諾在美國新增至少2500億美元直接投資，台灣另承諾提供至少2500億美元信用保證。這項安排使台灣部分資本與產能進一步向美國配置，也把台灣半導體企業更深地嵌入美國的產業與安全網絡。除了繼續將先進製程深植於台灣以外，矽盾也愈來愈建立在供應鏈的跨國整合與政策協調所形成的相互依賴之上。

與此同時，北京也沿著兩條路徑降低外部依賴。第一條是加速科技自立與以國產替代進口。習近平近年持續要求AI與高端晶片領域「堅持自立自強」，2026年2月也再次要求集中資源加快解決科技領域中的明顯劣勢，並在「十五五」規劃中把積體電路列入需要採取「超常規措施」推動全產業鏈突破的領域。第二條路徑則是利用全球既有供應鏈取得境外算力。中國目前尚未取代台灣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並因美方管制而無法取得由台灣代工生產的高階先進晶片，但中國正嘗試透過境外算力，降低對台依賴可能對其AI發展形成的約束。

補足台灣科技安全治理的缺口

Aivres事件也讓這類科技治理漏洞同時曝露出台灣的國安缺口。從「數字雲端」到Aivres台灣研發中心，都顯示企業控股關係、技術活動與人才流動可能跨越現有制度分類。台灣政府需要回答的是，政府能否辨識哪些企業與技術網絡正在形成新的科技安全風險？

台灣並非沒有制度工具。現行經濟部管制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的相關制度已涵蓋軍、商兩用貨品與技術，也把最終用途、最終使用者及異常交易納入審查。截至2026年6月，經濟部的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已涵蓋逾1萬1480個實體與個人。但Aivres的例子顯示，單靠貨品與名單仍可能留下制度縫隙。審查還需要追查實際控制人、關係企業、最終用途，以及伺服器與資料中心背後的算力使用者。

台灣在AI伺服器、先進封裝與供應鏈管理上累積的大量產業資訊，也應轉化為國家的風險辨識能力。這需仰賴政府與企業共享資訊，同時避免政策判斷被個別企業利益牽制。社會學者Peter Evans所提出的「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正好描述這種國家能力。國家需要具備專業能力、組織一致性與長期目標的官僚體系，也必須與產業建立制度化且持續的連結，政府才能從企業取得資訊、技術知識與合作，又保有獨立界定國家安全利益與制定政策的能力。科技競爭走到今天，這項能力已直接關係台灣能否掌握自己的科技安全。

華府看到漏洞，北京看到封鎖，台灣看到什麼？

《紐約時報》的報導中，把Aivres試圖迴避美國晶片管制的行動界定為美國出口管制能力的失靈。但近幾個月來，中國官媒對美國晶片管制則沿著另一條軸線展開。

中國《人民網》今年（2026年）將美國先進晶片限制描述為外部的「封鎖禁運」，並把DeepSeek、華為等中國企業的技術進展連結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甚至提出美國對中的出口管制難以阻止中國發展，反而會加速獨立技術體系的形成。《新華社》報導美方擴大封堵晶片「監管漏洞」時，也沿用中國商務部說法，把美國出口管制定義為以國家安全為名的濫用措施，強調其損害中國企業權益並衝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截至本文撰寫時，《人民網》與《新華社》尚未直接回應《紐時》的Aivres調查，這項缺席反而凸顯兩套敘事的差異。

兩種敘事的差異不只在於立場，也反映雙方對科技權力完全不同的理解。《紐時》把問題歸因於美國出口管制制度留下的漏洞，因此政策方向自然是堵住漏洞，讓實體清單、出口管制與最終算力使用重新接軌。中國官媒則把原因歸於美國試圖維持科技優勢而施行的封鎖政策，因此「突破管制」被放進「科技自立自強」與「反制外部壓力」的敘事。

這兩種歸因看似互相衝突，卻有一個重要交集：美、中雙方都把競爭建立在美國能否限制中國取得先進科技之上。然而Aivres暴露出的問題，正是這項限制已經無法只靠控制晶片出口完成，當中國企業可以改變法人、交易地點與算力取得方式，美國就必須不斷擴張管制範圍，中國企業則持續尋找下一條替代路徑。科技咽喉因此不再是一個控制住就能長期奏效的固定節點，而成為雙方反覆「圍堵與攔截」對上「繞行甚至開外掛」的競爭。

對台灣而言，Aivres案顯示「掌握先進晶片製程」與「限制中國取得先進算力」已經不是同一件事。中國今天還無法取代台灣的先進製程，卻已經同時推進「以國產替代進口」與「取得境外算力」兩條路徑，試圖降低對台灣製造的依賴所帶來的約束。這才是矽盾最危險的變化。台灣的製造優勢依然存在，但製造優勢能否繼續轉化成對中國的科技約束與台灣的安全效果，已經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台灣的下一步？從「被需要」走向安全自主

台灣的安全不能只建立在先進製程的不可替代性之上，下一階段需要建立更積極的策略能動性，把製造優勢延伸到算力、供應鏈情報與科技安全治理，進一步轉化成自己能夠運用的政策工具、外部選項與議價能力。

首先，是把既有科技安全制度轉化成整合的治理能力。台灣雖然已有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出口管制、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投資審查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等工具，且2026年經濟部更新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後，受管制的外國實體與個人已超過1萬1480個，但問題在於這些工具分散於不同法律與主管機關。

從Aivres的例子已顯示，當風險跨越企業控制、人才、技術、第三國交易與境外算力，政府若只核對公司名稱或貨物流向已經不足。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核心技術保護與國安情報之間，需要更有效的資訊交換與聯合風險評估。台灣必須從「有制度」走向「看得見整個網絡」，並建立自主定義科技安全風險的能力。

日本提供了一個可供比較的方向。2022年日本通過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便將重要物資、關鍵基礎設施、尖端技術與敏感專利納入經濟安全架構；2023年又將23類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納入出口管制。日本法律值得參考之處，在於如何整合分散的政策工具，以形成自身的風險判斷。若風險分類與技術管制長期等待華府先行定義，即使法規齊備，政策能動性仍然有限。

其次，是把夥伴關係轉化成選擇權。台灣可以在台美關係之外，深化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及東南亞的科技與產業合作，讓不同夥伴在半導體設備、工業應用、科技標準、AI伺服器與資料中心等領域和台灣形成利益連結。多節點網絡能增加台灣的外部選項，進而降低單一行為者對台灣施加槓桿的能力。

最後，台灣需要完成的轉變是從「別人離不開我們」走向「我們有能力影響別人如何選擇」。台灣可以利用技術、供應鏈與資訊優勢，在出口管制、共同研發、投資談判、科技標準與第三國合作中，影響其他國家的成本計算。中國雖然仍無法取代台灣的先進製造能力，卻已開始尋找降低這種依賴所帶來約束的方法。台灣能從矽盾中換得多少國家安全，將愈來愈取決於能否把「被需要」轉化成自己可以運用的國家能力。